在距离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日还有8个月的时候，吴南生去世了。
　　今天，深圳博物馆三层的改革开放史展厅入口处，醒目地写着邓小平那句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环球人物》记者遇到的一位参观者说：“那时深圳还是不毛之地，邓小平这句话对广东的领导干部们来说，既是一句振聋发聩的豪言壮语，又是给他们出的一道难题。”
　　这个难题交到了吴南生等人的手上。
　　1980年成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有3个在广东。吴南生出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当时第一书记主持工作）。在深圳百姓眼里，他是任劳任怨的“拓荒牛”;在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眼里，他是敢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他那句“要杀头，就杀我”至今回响在很多人耳边。记者在广东采访期间，当地人都称他一声“吴老”。
　　吴老走时96岁。“他晚年不能常来深圳，我叫人把每天的《深圳特区报》给他送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在关注深圳的变化和成就。”深圳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深圳报业集团原社长吴松营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跟在小平同志身后，撞开了一个时代的门;他参与缔造深圳，又眼见40年来小渔村变成国际大都市，他可以瞑目了。”

“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1978年4、5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派3个代表团（组），出访考察经济，一路赴西欧的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一路赴东欧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另一路赴港澳。去港澳的考察组回京后，写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中共中央、国务院“总的同意”，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开始萌芽。
　　当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决定。1979年初，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市，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汕头是吴南生的家乡，他参加了1949年解放汕头的行动，1952年奉命调离，没想到这次回到阔别27年的故乡，看见的竟是满目疮痍。
　　“那些我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这些人一些是在‘备战、备荒’岁月随工厂迁到大小三线去的汕头人，一些是一次又一次上山下乡到海南、粤西的知识青年。而今他们返回家乡汕头，由于没房子住，没工作，只好栖住在大街小巷临时搭建的竹棚里。城市公共设施残破，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眼前的汕头，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吴南生生前曾回憶说。
　　“汕头是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吴老说过，恩格斯也知道这个地方，并在其著作中提及清政府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时写道：‘其它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5个开放的口岸。’新中国成立初期，汕头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变得如此凄凉，吴老当时的心境可想而知。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曾对吴老说：南生啊，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了，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啊！”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回乡探访的海外华侨也很关心家乡发展，吴南生同他们进行了交谈，问道：“有什么最快的办法？”新加坡侨商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我们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能够那么快地发展起来，就是靠这个。台湾叫‘出口加工区’，香港叫‘自由港’。”1979年2月21日深夜，吴南生一边发高烧，一边向广东省委发了一份1300字的电报，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彻底开放，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打破计划经济的旧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扭转汕头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
　　7天后，吴南生回到广州。当晚，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就来到他家中，支持他把这件事拿到省委常委会议上说。3月3日，吴南生在会上说：“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作‘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我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1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全省创汇除了广州就是汕头，比江西全省还要多，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侨华人的1/3;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