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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有关先秦青铜器的研究一直盛行不衰，只是鲜有具体研究东周青铜盘的，青铜盘是礼制的重要载体，而东周又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特殊时代，这一时代的青铜盘更有其特殊价值。笔者从青铜盘的铸造工艺、形制纹饰、铭文、发展趋势等方面着手对东周的青铜盘的特点加以梳理，以加深对青铜盘的整体认知。
关键词：东周 青铜盘 评议
青铜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商周时期达到了鼎盛期，因此商周也被称为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器出现于商代早期，繁盛于商中期至西周，衰落于东周。青铜盘因沃盥礼仪在青铜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青铜盘的用途，《说文解字》载：“架，承梁也，从木般声”。[1]段玉裁注“承盘者承水器也”。古人在祭祀和宴饮都要行沃盥之礼，以昭其洁。青铜盘为盥器，常与匜搭配使用，用匜往手上浇水，盘放在手下面承接洗过手的弃水。自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2]著录青铜盘以来，后人所撰有关青铜器方面的书籍，大都对青铜盘有所著录。而自周平王东迁洛邑，井田制瓦解，统治阶级势力发生改变，封建制生产关系确立。这一时期出现的变革也直观的表现在青铜器上，因而我们由对青铜盘的探究也可一窥青铜器的某些特征及其发展脉络。
一.铸造工艺
东周时代的青铜盘，在铸造工艺上较之前有了一定发展与变化，有的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有的则是新的创造。
（1）陶范法
陶范法是商周以来制造铜器的传统方法，至东周时虽仍在沿用，但已经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陶范法分为单范铸造和合范铸造，春秋早期的青铜盘大多是这种方式铸造出来的。合范铸造便于复杂器物的铸造，无论是大件小件都有着良好的艺术效果，但对于器形和雕镂复杂的铜器则表现出明显的弱点。
（2）失蜡法
失蜡法的基本方法是制作蜡模，然后在其外边浇淋泥浆，待泥浆包裹住蜡模后再在外边涂上耐火材料，用火烘烤时蜡即流出，使整个铸件模型成为空壳，然后再向里浇灌溶液，器物铸成。曾侯乙盘直口束颈，浅腹平底，口沿上有四个对称的长方形镂空附饰，附饰间又有双体龙蟠伏于盘体上。通体饰有多种精细繁缛的纹饰，口沿为蟠虺纹镂空花环，工艺非常精湛，属于其中的佼佼者。直至今日，失蜡法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拍印法
拍印法是用事先制作好的刻有花纹的陶制或木质的拍子，在陶范上排印纹样，这种方法常常用在排印连续的花纹。春秋时代开始出现的细密严谨、雕镂工整的蟠虺纹和蟠螭纹，以细密的网状宽幅图案饰于全身，例如郑伯盘，盘鋬口沿下饰蟠曲龙纹就是采用拍印法而达到效果的。拍印法的发明，节约了人力和物力，也提高了生产效率。
二.形制纹饰
青铜器的装饰纹样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图案，它仍取材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彩陶图案和原始绘画的基础上，根据青铜器的功能造型特点和奴隶主贵族的需要，创造出丰富多彩的青铜器装饰纹样。而东周青铜盘上的纹饰也是大部分沿袭商和西周两朝的。
商代铜盘上主要装饰鱼纹、龟纹、龙纹等动物纹样，另外还有一些几何纹，如圆涡纹、鳞纹、圆圈纹、云纹等。大约晚商时期，铜盘底部出现蟠龙纹，流行至西周末、春秋早期，春秋中期后极少见。浙江温岭深山出土的一件铜盘内有浮雕蟠龙盘绕于盘中，栩栩如生有威仪。显然此盘己经不是实用器，可能是专门用来祭祀的。春秋晚期南方江浙一带出土的铜盘上还出现了特有的水蛇纹，一些铜盘内还刻有人物生活场景，但数量都很少。绝大部分盘内纹饰都与盘的功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青铜盘的造型特点也是影响盘腹纹饰的一个因素。铜盘大口浅腹，腹壁面积较小，因此在东周非常流行的獸面纹却由于施用面积较大，而极少装饰在盘上。圈足则主要饰垂鳞纹，以示其下垂。正如有的盘口下多饰蕉叶纹以助其扩张，下腹多饰倒蕉叶纹以示其收拢，其道理是一样的。由此可见古人在铸造青铜盘时对于用什么样的花纹来装饰铜盘，是有意识选择的，尽量使铜盘的形制美和纹饰美相得益彰，达到完美统一。
东周的半浮雕和浮雕装饰也比较突出。盘身大面积的蟠虺纹常作半凸起状。著名的龟鱼蟠螭纹方盘，盘外腹四面有浮雕兽，其中有羊、熊、独角怪兽等，装饰题材有着浓厚的写实与幻想相结合的特点；河南罗山县出土的奚君单盘圈足下便有四个圆雕卧兽承托，造型很是美观。
三.铭文
青铜器铭文有明确的功力目的，主要是显扬祖先，以体现子孙孝心。古籍记载贵族常将重要的事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3]《吕氏春秋》有“功名铸于盘盂”[4]的记载。铜盘较小的外表面积虽然使腹部的装饰纹饰受到一些限制，但它宽敞平缓的内表却为铭文的铸造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而且字铸好后也便于阅读。
（1）内容
东周时期青铜盘的铭文大多比较简短，内容也不像西周那么丰富，上百字的铭文几乎见不到，以吴镇烽先生所作《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为例，最长的一篇是蔡候申盘的铭文有95字[5]。铭文的主要内容仍然以祭祀为主。也有为自己或他人作盘的，如黄君孟盘所铸铭文“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孙孙则永祜福”[6]。邓伯吉射盘“邓伯吉射自作盥盘，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享”[7]，而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之间为了巩固势力，常用联姻来拉拢关系，以铜盘作女儿陪嫁的媵器数量较多，如伯驷父盘“白驷父作媵盘，子子孙孙永宝用”[8]，齐候盘“齐候作媵女宝盘”[9]等等。
（2）字体
青铜盘铭文的字体书法风格多样，这与诸侯国在政治上各自独立有着密切的关系。青铜盘铭文字体表现出丰富多彩的特征，有作痩体的，如在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墓出土的蔡候盘[10]，34字的铭文皆有如刀刻；还有作肥体的，如春秋早期的黄太子伯克盘[11]便是铭文粗重。
已经出土的这些东周有铭青铜盘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内容比较丰富。一般来说有铭文的青铜器都是墓主人生前比较重视、喜爱的器物。可以看出在传统酒器日趋衰落的同时，水器的地位，尤其是铜盘，大大提高。所以，铜盘上较多见铭文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无铭和短铭铜盘还是要比长铭铜盘的多的多。 四.青铜盘发展的总体趋势及原因
春秋中期以后，铜盘渐趋衰落。尤其到了战国中晚期，铜盘数量急剧下降。据不完全统计，战国中晚期的铜盘大概仅占整个商周铜盘的5%，主要出土在一些小型墓中。而且形制单一，素朴无纹，铭文更是罕见。“礼崩乐坏”是东周时期的大趋势，繁琐的沃盥之礼在行用了漫长的时期后，逐渐为贵族阶层所废弃，铜盘在人们心目中已经不在占据重要的地位，自然也就衰落了。
除礼制崩坏外，盆、鉴、缶、洗这些晚出水器的流行或许也是导致铜盘逐渐衰落的一个因素。盆的用途《仪礼·士丧》中记载“新盆、槃、瓶、废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阶下”[12]，郑玄注“盆以盛水”。其形制和环耳盘有相似之处，折肩、斜腹、平底。盆出现于西周晚期，流行于春秋早中期。盆的流行挤占了盘的发展空间，加速了盘的衰落。鉴的本意是以水照面，《说文》“大盆也”。鉴与盆无本质区别，也用来盛水。鉴形大腹深，与盘差异较大。缶有尊击和盥击之分，尊缶用来盛酒，盥缶用做水器。缶流行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晚期，它较多出土在一些大型墓中，也见于中小型墓。洗是专门用来洗手洗脸的日常用品，出现于战国晚期，形制功能与同时期的铜盘最相似。无疑，盆、鉴、缶、洗的出现和流行会间接导致铜盘的衰落。
综上可知，东周青铜盘，其工藝技术的改进源于对商周铸范技术的吸收和东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双重作用力之下。而统察其形制纹饰、铭文铸刻的特征更是与东周的时代特征息息相关，各分裂的诸侯国铸造了形态各异的青铜盘，而出土器物的形制规制大有不同也是因为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造就的。
注 释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吕大临.《考古图》[M].吴万化宝石堂翻刻泊如斋本，1601.
[3]《墨子·兼爱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5.
[4]吕不韦.《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60.
[7]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82.
[8]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64.
[9]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54.
[10]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56.
[11]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56.
[12]郑玄注.《仪礼》[M].北京：中华书局.2012.
关键词：东周 青铜盘 评议
青铜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商周时期达到了鼎盛期，因此商周也被称为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器出现于商代早期，繁盛于商中期至西周，衰落于东周。青铜盘因沃盥礼仪在青铜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青铜盘的用途，《说文解字》载：“架，承梁也，从木般声”。[1]段玉裁注“承盘者承水器也”。古人在祭祀和宴饮都要行沃盥之礼，以昭其洁。青铜盘为盥器，常与匜搭配使用，用匜往手上浇水，盘放在手下面承接洗过手的弃水。自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2]著录青铜盘以来，后人所撰有关青铜器方面的书籍，大都对青铜盘有所著录。而自周平王东迁洛邑，井田制瓦解，统治阶级势力发生改变，封建制生产关系确立。这一时期出现的变革也直观的表现在青铜器上，因而我们由对青铜盘的探究也可一窥青铜器的某些特征及其发展脉络。
一.铸造工艺
东周时代的青铜盘，在铸造工艺上较之前有了一定发展与变化，有的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有的则是新的创造。
（1）陶范法
陶范法是商周以来制造铜器的传统方法，至东周时虽仍在沿用，但已经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陶范法分为单范铸造和合范铸造，春秋早期的青铜盘大多是这种方式铸造出来的。合范铸造便于复杂器物的铸造，无论是大件小件都有着良好的艺术效果，但对于器形和雕镂复杂的铜器则表现出明显的弱点。
（2）失蜡法
失蜡法的基本方法是制作蜡模，然后在其外边浇淋泥浆，待泥浆包裹住蜡模后再在外边涂上耐火材料，用火烘烤时蜡即流出，使整个铸件模型成为空壳，然后再向里浇灌溶液，器物铸成。曾侯乙盘直口束颈，浅腹平底，口沿上有四个对称的长方形镂空附饰，附饰间又有双体龙蟠伏于盘体上。通体饰有多种精细繁缛的纹饰，口沿为蟠虺纹镂空花环，工艺非常精湛，属于其中的佼佼者。直至今日，失蜡法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拍印法
拍印法是用事先制作好的刻有花纹的陶制或木质的拍子，在陶范上排印纹样，这种方法常常用在排印连续的花纹。春秋时代开始出现的细密严谨、雕镂工整的蟠虺纹和蟠螭纹，以细密的网状宽幅图案饰于全身，例如郑伯盘，盘鋬口沿下饰蟠曲龙纹就是采用拍印法而达到效果的。拍印法的发明，节约了人力和物力，也提高了生产效率。
二.形制纹饰
青铜器的装饰纹样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图案，它仍取材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彩陶图案和原始绘画的基础上，根据青铜器的功能造型特点和奴隶主贵族的需要，创造出丰富多彩的青铜器装饰纹样。而东周青铜盘上的纹饰也是大部分沿袭商和西周两朝的。
商代铜盘上主要装饰鱼纹、龟纹、龙纹等动物纹样，另外还有一些几何纹，如圆涡纹、鳞纹、圆圈纹、云纹等。大约晚商时期，铜盘底部出现蟠龙纹，流行至西周末、春秋早期，春秋中期后极少见。浙江温岭深山出土的一件铜盘内有浮雕蟠龙盘绕于盘中，栩栩如生有威仪。显然此盘己经不是实用器，可能是专门用来祭祀的。春秋晚期南方江浙一带出土的铜盘上还出现了特有的水蛇纹，一些铜盘内还刻有人物生活场景，但数量都很少。绝大部分盘内纹饰都与盘的功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青铜盘的造型特点也是影响盘腹纹饰的一个因素。铜盘大口浅腹，腹壁面积较小，因此在东周非常流行的獸面纹却由于施用面积较大，而极少装饰在盘上。圈足则主要饰垂鳞纹，以示其下垂。正如有的盘口下多饰蕉叶纹以助其扩张，下腹多饰倒蕉叶纹以示其收拢，其道理是一样的。由此可见古人在铸造青铜盘时对于用什么样的花纹来装饰铜盘，是有意识选择的，尽量使铜盘的形制美和纹饰美相得益彰，达到完美统一。
东周的半浮雕和浮雕装饰也比较突出。盘身大面积的蟠虺纹常作半凸起状。著名的龟鱼蟠螭纹方盘，盘外腹四面有浮雕兽，其中有羊、熊、独角怪兽等，装饰题材有着浓厚的写实与幻想相结合的特点；河南罗山县出土的奚君单盘圈足下便有四个圆雕卧兽承托，造型很是美观。
三.铭文
青铜器铭文有明确的功力目的，主要是显扬祖先，以体现子孙孝心。古籍记载贵族常将重要的事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3]《吕氏春秋》有“功名铸于盘盂”[4]的记载。铜盘较小的外表面积虽然使腹部的装饰纹饰受到一些限制，但它宽敞平缓的内表却为铭文的铸造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而且字铸好后也便于阅读。
（1）内容
东周时期青铜盘的铭文大多比较简短，内容也不像西周那么丰富，上百字的铭文几乎见不到，以吴镇烽先生所作《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为例，最长的一篇是蔡候申盘的铭文有95字[5]。铭文的主要内容仍然以祭祀为主。也有为自己或他人作盘的，如黄君孟盘所铸铭文“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孙孙则永祜福”[6]。邓伯吉射盘“邓伯吉射自作盥盘，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享”[7]，而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之间为了巩固势力，常用联姻来拉拢关系，以铜盘作女儿陪嫁的媵器数量较多，如伯驷父盘“白驷父作媵盘，子子孙孙永宝用”[8]，齐候盘“齐候作媵女宝盘”[9]等等。
（2）字体
青铜盘铭文的字体书法风格多样，这与诸侯国在政治上各自独立有着密切的关系。青铜盘铭文字体表现出丰富多彩的特征，有作痩体的，如在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墓出土的蔡候盘[10]，34字的铭文皆有如刀刻；还有作肥体的，如春秋早期的黄太子伯克盘[11]便是铭文粗重。
已经出土的这些东周有铭青铜盘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内容比较丰富。一般来说有铭文的青铜器都是墓主人生前比较重视、喜爱的器物。可以看出在传统酒器日趋衰落的同时，水器的地位，尤其是铜盘，大大提高。所以，铜盘上较多见铭文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无铭和短铭铜盘还是要比长铭铜盘的多的多。 四.青铜盘发展的总体趋势及原因
春秋中期以后，铜盘渐趋衰落。尤其到了战国中晚期，铜盘数量急剧下降。据不完全统计，战国中晚期的铜盘大概仅占整个商周铜盘的5%，主要出土在一些小型墓中。而且形制单一，素朴无纹，铭文更是罕见。“礼崩乐坏”是东周时期的大趋势，繁琐的沃盥之礼在行用了漫长的时期后，逐渐为贵族阶层所废弃，铜盘在人们心目中已经不在占据重要的地位，自然也就衰落了。
除礼制崩坏外，盆、鉴、缶、洗这些晚出水器的流行或许也是导致铜盘逐渐衰落的一个因素。盆的用途《仪礼·士丧》中记载“新盆、槃、瓶、废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阶下”[12]，郑玄注“盆以盛水”。其形制和环耳盘有相似之处，折肩、斜腹、平底。盆出现于西周晚期，流行于春秋早中期。盆的流行挤占了盘的发展空间，加速了盘的衰落。鉴的本意是以水照面，《说文》“大盆也”。鉴与盆无本质区别，也用来盛水。鉴形大腹深，与盘差异较大。缶有尊击和盥击之分，尊缶用来盛酒，盥缶用做水器。缶流行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晚期，它较多出土在一些大型墓中，也见于中小型墓。洗是专门用来洗手洗脸的日常用品，出现于战国晚期，形制功能与同时期的铜盘最相似。无疑，盆、鉴、缶、洗的出现和流行会间接导致铜盘的衰落。
综上可知，东周青铜盘，其工藝技术的改进源于对商周铸范技术的吸收和东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双重作用力之下。而统察其形制纹饰、铭文铸刻的特征更是与东周的时代特征息息相关，各分裂的诸侯国铸造了形态各异的青铜盘，而出土器物的形制规制大有不同也是因为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造就的。
注 释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吕大临.《考古图》[M].吴万化宝石堂翻刻泊如斋本，1601.
[3]《墨子·兼爱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5.
[4]吕不韦.《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60.
[7]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82.
[8]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64.
[9]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54.
[10]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56.
[11]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56.
[12]郑玄注.《仪礼》[M].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