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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一片称为“深东”的僻静之地，四周基本上还覆盖着积雪，暮冬的空气又干又冷，不过，春意已经扑面而来，一群来自附近学校的9岁小学生们在这里举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数学户外活动”：学生们用随手捡拾得到的残枝、落果、石子等，在如镜的冰面上摆放成各种形态，然后背靠背相互倚靠着，用几何学的术语来讲解，直到背后看不到图形的同学说出准确的形状。
这是今年美国《时代》杂志上一篇题为“芬兰教育更胜一筹？”的文章开头所描述的场景。早在今年1月21日，《时代》杂志把“虎妈”推上其封面，刊发了“为严教正名”的文章，把席卷美国、欧洲及中国的教育大讨论引向高潮。
芬兰教育成功在哪儿？
芬兰之“赫赫有名”，不在其“千湖之国”的奇观，不在其地球纬度上高居第二的首都赫尔辛基，也不在于其覆盖国土面70%以上森林里出没的珍禽猛兽，而在于其举世无双的教育成功。芬兰三宝——圣诞老人、诺基亚和托瓦兹，都是教育和“脑力”的智慧结晶。
试想一下，一个不足600万人口的国家里，在校人数近200万，拥有5000多所各类学校，全国实行义务和免费教育，公立大型图书馆近千座，几乎每6000人口就拥有一座现代图书馆，国民借书率年人均21本，这样的教育水平还不算发达吗？
199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启动了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考察各个国家学生的阅读素质、数学素质和科学素质。自开始测试以来，一直到2009年，调查结果显示，芬兰学生的数学和阅读名列第一。芬兰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成绩优秀率高达94%，因此，在全世界有“奇迹教育”之称。
芬兰人一直保有阅读的传统。在400年前的芬兰，牧师会测试准夫妻们的阅读能力，那些不能阅读《圣经》的男女就不能结婚。而芬兰学校里只学了3年英语的学生就敢看英文版的《银河系漫游指南》和《哈利·波特》。
与“虎妈”的教育方式不同，芬兰教师从来不会因课堂太乱而发火，不会用专制的方法管理学生。芬兰的教育家认为，考试太多，学生只会穷于应付，反而妨碍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
对于虎妈所推崇的严格管束，芬兰老师也不以为然，他们说：“管束得太多，只会令学生逆反。我们的学生有责任感，有尊嚴，他们是自愿上学的，而不是被绑来的。孩子们来到学校不只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同时也因为校园的精彩生活，他们喜欢学校和谐的人际关系、热乎乎的套餐和愉快的日子。”
“虎妈”制订了“十不准”禁令，如不准在同学家留宿，不准留在学校玩，不准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每门功课至少得到A，必须学习钢琴或小提琴等，还讲述了她不准女儿在练琴时喝水上厕所以求得突破等经历。“虎妈”认为，西方人对孩子的宽容超过了对孩子的教育，恰当执行东方的严格家教方式更有助于孩子未来的发展。
但是，芬兰的教育专家看法完全不同。赫尔辛基教教育部国际关系负责人艾娃·佩特里拉解释道：“托儿所并不是一个让工作忙的家长丢下孩子、请人看管的地方，而是一个能让孩子尽情玩耍、学习和交朋友的地方。好的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托儿所，这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无关。”“在幼儿园，孩子们主要是学习‘如何学’。我们提供以资料素材为基础的教学，开设有关大自然、动物和生物圈的课程，而不是传统的阅读和数学课。”
芬兰的轻松教育
《时代》杂志用截面手法，选取了位于赫尔辛基的一所名叫“卡拉提”的综合学校，以图展现芬兰教育的最直观一面。
坐在雪地里玩数学游戏的这群孩子的老师，名叫Veli-Matti Harjula，他从三年级一直教到六年级。他说，只要自己能让学生达到芬兰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核心课程总目标，他就可以采取任何他想得到的方法来实施教学。就数学而言，最新的核心课程只有10页纸。
学生的家庭作业也很少。卡拉提综合学校教授16岁以下的学生，在该校负责学生咨询工作的Katja Tuori说：“对于一个优秀的学生而言，一天一个小时的家庭作业就足够了，这些孩子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当然，他们也有校规。在课堂上不允许使用iPod和手机，在屋内不允许戴帽子（他们甚至想规定不准穿外套，但因为天气实在太冷而没有实施）。但也就这么多了。Tuori有一次在课堂上发现一个学生发短信，他用带有责备的眼光瞪了他一眼，他就乖乖地把手机收起来了。Tuori说：“除非学生确实做了坏事，比如打了人，他才会受到惩罚。”
一位芬兰老师说：“芬兰是一个公平社会，而中国、日本和韩国则是高度竞争的社会——如果你不能比邻居做得更好，你的父母会花钱让你上夜校。在芬兰，比你的邻居表现出色显得不是很重要，每个人都达到平均水平，当然这个平均水平相当高。”芬兰教育官员也说：“我们强调的是学习，不是竞争，芬兰绝对不会用竞争来刺激质量。”芬兰罗素高中校长阿瑞认为，芬兰教育的主导思想，就是平等看待学生个人成长和学习的各个方面，即个性、道德观、创造性、知识和技能。
“虎妈战歌”的本质
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的著名学者于时语断言：“虎妈”的轰动，反映了美国上层精英的一种日益强烈的焦虑。美国在PISA测试中名次垫底，而2009年后加入这一测试集团的中国上海学生却轻松夺下第一名和全优分，令美国有种自我教育方式的迷茫。
美国自杜威等教育家开创了实用主义哲学观以来，提倡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奉行“教育无目的论”。用中式俗语称，即“散教”、“放任”。
然而，美国上层精英从“贵族政治”演变到“英才政治”后，“散教”的短期竞争劣势，开始显露无遗。华裔哈佛教授蔡美儿的《虎妈战歌》反映了这类转换的剧烈竞争背景。直到1950年，哈佛大学还在尽力维持“快乐的最差四分之一生”政策，作为世家子弟待续精英地位的潇洒道路。但是时到如今，从常春藤入学到毕业升学就业，都成为“割喉咙”式的剧烈竞争。
哈佛大学毕业的著名社会学者卡拉贝尔，2007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描述还在小孩蹒跚学步时期，富有的父母就开始雇佣昂贵的教育顾问，在漫长的“常春藤竞赛”中提前出发。这里的动机，无非是通过精英教育来保证社会和经济地位优势的延续。
如果循着“虎妈”发迹之路，就会发现基本上是美国知识分子扎堆的媒体在热议“虎妈”：先是《华尔街日报》以书摘的方式，打上耸人听闻的标题“为什么中国妈妈出人头地？”来吸引关注，然后跟上的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等美国精英报刊。
于时语先生指出，美国社会对《虎妈》的强烈反应，其实不无对与金钱收入紧密交织的精英地位的向往和嫉妒。最酸的葡萄，大概是谴责虎妈教育“摧毁完整人格”。但是，丢掉了精英的经济地位而沦为社会下层后，“完整人格”还有什么用？
尽管美国精英阶层排斥“虎妈”而亲近芬兰模式，不过，倒是芬兰教育专家提醒道：“你不能将芬兰教育体系中的某一个元素硬搬到自己国家去，因为教育是一个国家文化、历史和社会的共同产物。”《时代》杂志还指出，芬兰教育能取得如此广泛的成功，更大程度上来源于一个不是秘密的武器：他们的教师。OECD的史莱彻说：“是教学的质量引导芬兰教育的成功。在美国，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工业模式，教师只是一种用来传输预制品的工具。而在芬兰，教师本身就是标准。”▲
这是今年美国《时代》杂志上一篇题为“芬兰教育更胜一筹？”的文章开头所描述的场景。早在今年1月21日，《时代》杂志把“虎妈”推上其封面，刊发了“为严教正名”的文章，把席卷美国、欧洲及中国的教育大讨论引向高潮。
芬兰教育成功在哪儿？
芬兰之“赫赫有名”，不在其“千湖之国”的奇观，不在其地球纬度上高居第二的首都赫尔辛基，也不在于其覆盖国土面70%以上森林里出没的珍禽猛兽，而在于其举世无双的教育成功。芬兰三宝——圣诞老人、诺基亚和托瓦兹，都是教育和“脑力”的智慧结晶。
试想一下，一个不足600万人口的国家里，在校人数近200万，拥有5000多所各类学校，全国实行义务和免费教育，公立大型图书馆近千座，几乎每6000人口就拥有一座现代图书馆，国民借书率年人均21本，这样的教育水平还不算发达吗？
199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启动了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考察各个国家学生的阅读素质、数学素质和科学素质。自开始测试以来，一直到2009年，调查结果显示，芬兰学生的数学和阅读名列第一。芬兰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成绩优秀率高达94%，因此，在全世界有“奇迹教育”之称。
芬兰人一直保有阅读的传统。在400年前的芬兰，牧师会测试准夫妻们的阅读能力，那些不能阅读《圣经》的男女就不能结婚。而芬兰学校里只学了3年英语的学生就敢看英文版的《银河系漫游指南》和《哈利·波特》。
与“虎妈”的教育方式不同，芬兰教师从来不会因课堂太乱而发火，不会用专制的方法管理学生。芬兰的教育家认为，考试太多，学生只会穷于应付，反而妨碍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
对于虎妈所推崇的严格管束，芬兰老师也不以为然，他们说：“管束得太多，只会令学生逆反。我们的学生有责任感，有尊嚴，他们是自愿上学的，而不是被绑来的。孩子们来到学校不只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同时也因为校园的精彩生活，他们喜欢学校和谐的人际关系、热乎乎的套餐和愉快的日子。”
“虎妈”制订了“十不准”禁令，如不准在同学家留宿，不准留在学校玩，不准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每门功课至少得到A，必须学习钢琴或小提琴等，还讲述了她不准女儿在练琴时喝水上厕所以求得突破等经历。“虎妈”认为，西方人对孩子的宽容超过了对孩子的教育，恰当执行东方的严格家教方式更有助于孩子未来的发展。
但是，芬兰的教育专家看法完全不同。赫尔辛基教教育部国际关系负责人艾娃·佩特里拉解释道：“托儿所并不是一个让工作忙的家长丢下孩子、请人看管的地方，而是一个能让孩子尽情玩耍、学习和交朋友的地方。好的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托儿所，这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无关。”“在幼儿园，孩子们主要是学习‘如何学’。我们提供以资料素材为基础的教学，开设有关大自然、动物和生物圈的课程，而不是传统的阅读和数学课。”
芬兰的轻松教育
《时代》杂志用截面手法，选取了位于赫尔辛基的一所名叫“卡拉提”的综合学校，以图展现芬兰教育的最直观一面。
坐在雪地里玩数学游戏的这群孩子的老师，名叫Veli-Matti Harjula，他从三年级一直教到六年级。他说，只要自己能让学生达到芬兰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核心课程总目标，他就可以采取任何他想得到的方法来实施教学。就数学而言，最新的核心课程只有10页纸。
学生的家庭作业也很少。卡拉提综合学校教授16岁以下的学生，在该校负责学生咨询工作的Katja Tuori说：“对于一个优秀的学生而言，一天一个小时的家庭作业就足够了，这些孩子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当然，他们也有校规。在课堂上不允许使用iPod和手机，在屋内不允许戴帽子（他们甚至想规定不准穿外套，但因为天气实在太冷而没有实施）。但也就这么多了。Tuori有一次在课堂上发现一个学生发短信，他用带有责备的眼光瞪了他一眼，他就乖乖地把手机收起来了。Tuori说：“除非学生确实做了坏事，比如打了人，他才会受到惩罚。”
一位芬兰老师说：“芬兰是一个公平社会，而中国、日本和韩国则是高度竞争的社会——如果你不能比邻居做得更好，你的父母会花钱让你上夜校。在芬兰，比你的邻居表现出色显得不是很重要，每个人都达到平均水平，当然这个平均水平相当高。”芬兰教育官员也说：“我们强调的是学习，不是竞争，芬兰绝对不会用竞争来刺激质量。”芬兰罗素高中校长阿瑞认为，芬兰教育的主导思想，就是平等看待学生个人成长和学习的各个方面，即个性、道德观、创造性、知识和技能。
“虎妈战歌”的本质
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的著名学者于时语断言：“虎妈”的轰动，反映了美国上层精英的一种日益强烈的焦虑。美国在PISA测试中名次垫底，而2009年后加入这一测试集团的中国上海学生却轻松夺下第一名和全优分，令美国有种自我教育方式的迷茫。
美国自杜威等教育家开创了实用主义哲学观以来，提倡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奉行“教育无目的论”。用中式俗语称，即“散教”、“放任”。
然而，美国上层精英从“贵族政治”演变到“英才政治”后，“散教”的短期竞争劣势，开始显露无遗。华裔哈佛教授蔡美儿的《虎妈战歌》反映了这类转换的剧烈竞争背景。直到1950年，哈佛大学还在尽力维持“快乐的最差四分之一生”政策，作为世家子弟待续精英地位的潇洒道路。但是时到如今，从常春藤入学到毕业升学就业，都成为“割喉咙”式的剧烈竞争。
哈佛大学毕业的著名社会学者卡拉贝尔，2007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描述还在小孩蹒跚学步时期，富有的父母就开始雇佣昂贵的教育顾问，在漫长的“常春藤竞赛”中提前出发。这里的动机，无非是通过精英教育来保证社会和经济地位优势的延续。
如果循着“虎妈”发迹之路，就会发现基本上是美国知识分子扎堆的媒体在热议“虎妈”：先是《华尔街日报》以书摘的方式，打上耸人听闻的标题“为什么中国妈妈出人头地？”来吸引关注，然后跟上的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等美国精英报刊。
于时语先生指出，美国社会对《虎妈》的强烈反应，其实不无对与金钱收入紧密交织的精英地位的向往和嫉妒。最酸的葡萄，大概是谴责虎妈教育“摧毁完整人格”。但是，丢掉了精英的经济地位而沦为社会下层后，“完整人格”还有什么用？
尽管美国精英阶层排斥“虎妈”而亲近芬兰模式，不过，倒是芬兰教育专家提醒道：“你不能将芬兰教育体系中的某一个元素硬搬到自己国家去，因为教育是一个国家文化、历史和社会的共同产物。”《时代》杂志还指出，芬兰教育能取得如此广泛的成功，更大程度上来源于一个不是秘密的武器：他们的教师。OECD的史莱彻说：“是教学的质量引导芬兰教育的成功。在美国，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工业模式，教师只是一种用来传输预制品的工具。而在芬兰，教师本身就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