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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作为红军的一员战将，经历了长征全过程的方强。有过两次鲜为人知的被错误关押。
被“左”倾临时中央关押
1933年6月。方强从中央警卫团政委调任红二十二师政委，率部近万人驻守中央苏区南大门——江西会昌筠门岭。当时，前任师长程子华调走，接任师长周子昆尚未到任。方强肩负起整个作战指挥的重任。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二十二师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惨烈的战斗。由于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红军不能按照正确的战略战术打仗，红二十二师最终只能被迫撤退。此时，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来到了赣南，当时虽已不再担任红军总政委，但与方强非常熟悉，故直接给方强打电话，告诉他要总结经验教训，仗要如何打，如何与敌周旋。红二十二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打了胜仗，毛泽东非常欣慰地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被“左”倾路线把持的临时中央获悉方强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立即撤销了他的职务。把他关进了国家保卫局。在国家保卫局的几个月内。方强不能了解整个战局的情况，间接听到的都是让人愈加焦虑和忧郁的失败消息。1934年10月初，方强与被一起关押的原红三师政委谢翰文等几个同志，被送到政治保卫营，说要去执行新的任务，只允许带两套衣服，一条被子，后来又补发了草鞋、布鞋和5天的口粮。方强捆了一个小背包，做了一个米袋子背在身上，腰带上还挂着一个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茶缸，被押着随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
10月17日，红军从10个渡口南渡于都河。10月21日至25日，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其间，红四师师长洪超牺牲。洪超是方强在红三军团的老战友，也是长征中第一位牺牲的师级干部。洪超牺牲后，第二纵队参谋长张宗逊调任红四师师长，师政委是黄克诚。黄克诚曾多次率部在方强的老家平江县长寿街作战，他对方强很了解。方强当时提出可否随张宗逊回老部队去作战，当一名普通的士兵，以实际行动来检验他对党的忠诚，黄克诚也很想利用这个机会“解放”方强，但国家保卫局答复，方强是“有罪”在身，没有发言和工作的权利。红军突破了敌人的第二、三道封锁线后，于11月25日至12月1日在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由于带上了笨重的机器和“坛坛罐罐”，在距湘江渡河点只有短短80公里的路程，中央纵队竟然走了将近4天，致使湘江两岸的部队与优势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红三军团伤亡极大，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大多是湖南平江、瀏阳人，和方强一起参军的许多同乡都英勇地牺牲了!渡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方强和谢翰文等这些从战斗部队中出来而失去自由的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心情十分沉重。
红军抢渡湘江后，沿湘桂边界继续前进。在湖南通道，部队突然放弃北上，改为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在行军中，方强悄悄地向政治保卫营营长吴烈探问：“这是谁的决策?”由于吴烈对方强的情况有些了解，便贴着方强的耳朵说：“一位有战略眼光的高级人物!”“毛泽东?”方强脱口而出。他从内心感到红军又有希望了。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当时事关红军生死攸关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一个晴朗的下午，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迫害关押走上长征的同志召集在一起，郑重地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宣布被关押的同志无罪解放，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党总支书记。方强从内心感到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也给他本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生命。方强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立即到军委干部团报到。跟随党中央、毛泽东继续长征。
被张国焘关押
中央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占领泸定城后，兵分三路迅速占领了天全、芦山，以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935年6月中旬，干部团从大跷碛地区出发翻越夹金山。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和人烟，气候变化无常。有“神山”之称。干部团走在军委纵队的前头，各营“强帮弱、大帮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扶不了的抬着走”，达到“不掉一个人、不失一匹马”。部队一到山麓，气温便骤然下降，时值6月，方强只穿一件单衣，嘴唇都冻得黑紫，上下牙床直打架。他与干部团的战友们只能凭着顽强意志与严寒搏斗，几个小时后终于爬到了山顶。山顶是一块不大的平地，看到有同志牺牲在雪地上。方强不便在山上久留，立即下山。下山时忽然又卷起狂风，急雨夹着冰雹，劈头盖脸地打来，不一会时。雨止风停，方强奋力奔跑，终于把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远远地甩在身后。
6月13日，军委纵队来到四川达维。和李先念政委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会合。干部团在懋功地区休整。总政治部指示为萧劲光平反，方强代表干部团党总支和萧劲光谈话，恢复了他的党籍。不久，萧劲光调红三军团任参谋长。
在懋功休整期间，方强因吃玉米饭消化不良拉肚子。不能再随部队行动，经干部团政治处主任莫文骅介绍，被送到卓克基的四方面军兵站医院治疗。方强被抬在担架上随兵站医院行动，于7月上旬到达黑水、芦花，一路上都找不到粮食，他们只能挖野菜、摘豌豆叶充饥，没油没盐。此时。方强的腹泻已经转为痢疾，奄奄一息地躺在担架上，由医护人员抬着向前转移。万幸的是，方强凭借缴获敌人的几小包云南白药，稳定了一下病情，同时找炊事员将烧饭锅的锅底灰刮下来。用开水调好后当药灌进肚子里。一天3次，一连3天，大把大把的锅灰喝下去，痢疾竞奇迹般地好了。
没等身体完全恢复，方强就出院急忙追赶部队。这时已是8月底，由于住院期间不了解党内发生了分歧和斗争，方强沿着中央红军走过的行军路线追赶干部团，在向打鼓地区前进的路上，得知党中央和右路军已北上过了草地。没能赶上原来的部队使方强大为失望。后来又听说朱德和刘伯承随左路军北上到了阿坝。方强便决定转向阿坝去找认识的朱德、刘伯承。
方强转回卓克基，经马尔康、大藏寺、查理寺，与几名原一方面军的同志，结伴而行去阿坝。一路上，由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计划尚未传到四方面军的部队，他们对一方面军的同志，还像会师时一样友好。路经马尔康时，遇到红八十九师二六二团。受到热情接待。除了给方强一行粮食以外，团政委唐凯见方强身体十分虚弱，还特意送给他一匹马。但在马尔康找四方面军后方纵队去搞粮食时，遇到纵队政 委，方强刚作了自我介绍，对方就劈头盖脸地训斥道： “你们一方面军没有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丢掉了中央苏区，长征中减员很多，纪律也不好，现在不能再北上了，只有南下才是出路。”方强一听不是味道，便回答说：“中央红军没能粉碎敌人的‘围剿’，那是王明冒险主义的错误，现在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纵队政委没好气地说：“这个问题很大，要开党代会解决。”
9月中旬，方强一到阿坝，就找到总司令部，将沿途所见所闻不利于一、四方面军团结的事情，向刘伯承作了详细的汇报。刘伯承听了以后，很严肃地说：“要注意‘口紧’，现在他们正在阿坝喇嘛寺开会，党内现有斗争。你赶快到五军团去，随五军团行动。”他亲自用毛笔写了一封介绍信，派通讯员把方强送到五军团。方强见到了军团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日三。曾日三见方强重病初愈，便要他到军团医院去休养。张国焘很快觉察到这些情况，在方强住院的第三天，便指使总司令部一局3个交通队战士，把方强从五军团押送到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阿坝会议后，该部改为“国家保卫局”。这样方强在长征中就被第二次关押。
在“国家保卫局”，方强同原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被关押在一个房间，除了大小便，没有任何行动自由。关押两天后开始提审，他们一再追问方强同刘伯承讲过一些什么话，刘伯承说了什么。方强除了“口紧”两个字坚持没有透露外，其它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言，方强都说了。“审讯”过后，方强被安上了“破坏中央领导人(张国焘)威信”的罪名。在阿坝打扫寺院时，罗世文拾到一本“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即阿坝会议决议)给方强。该“决议”充满反对党中央的言论，方强一边看一边骂：“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罗世文连忙提醒方强：“小心丢了脑袋，现在不是我们说话的时候。”
9月17日，张国燾发布南下命令。率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第四、十军大举南下。这就是长征中的二过雪山草地。在行军路上，方强被押在“国家保卫局”交通队的中间，从阿坝出发，经大小金川，再次翻越夹金山到懋功。当时，被关押行军的人中还有廖承志、徐以新等。这时的方强。面临的处境十分严峻，由于他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曾身负重伤，这时伤病复发，身体不能直立，只能拄根拐杖缓缓而行。同时手上还多了一根捆绑他的绳子。当时方强参加革命已十几年，入党也10年了，把一切都献给了党。他想绝不能倒在雪山草地中，爬也一定要爬出去!
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公然另立“中央”。他派人向方强等这些被押的人员传达他的讲话和组织决议，即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捉拿法办，将杨尚昆、叶剑英革职查办等，其用意是要方强等拥护他，反对党中央，方强和罗世文没作任何反应。四方面军在组织实施“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后，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张国焘异常兴奋，将方强等“特赦”。在总政治部，方强被再次要求对北上或南下表态，方强表示仍然坚持服从中央决定。于是他们指出方强三大罪状：同刘伯承谈话违反组织原则、破坏中央领导人的威信、对南下没有明确态度。决定将方强下放到总政总务处当文书。
南下大军尽管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由于南方敌人的异常强大，百丈关战役伤亡1万多人，又被迫转入防御。11月，部队向西康高原退却，重返雪山草地。方强又随军第三次翻越了夹金山，而且还爬过了万年雪山海拔5400米的党岭山。1936年2月，部队陆续转移至道浮、沪霍、甘孜。这期间，张国焘收到了从苏联回国的张浩的电报，转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支持。7月间。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张国焘不得不收起“中央”的名称，召开所谓“锁口会议”，同时解放被他打击的干部，方强也从一名文书改任川康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部长。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与张国焘作了严肃的斗争，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面对南下失败的教训和久困雪山草地的艰难局面非常不满。这样，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越过草地北上，和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8月底到达甘南的渭源、垅西地区。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和静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方强经历长征前后两年，参加了数十次大小不同的战役、战斗，两次被错误关押，3次爬雪山过草地，经受了严酷的对敌战争、严峻的党内斗争、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伤病考验。长征结束后，方强调任红四方面军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继续投入到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被“左”倾临时中央关押
1933年6月。方强从中央警卫团政委调任红二十二师政委，率部近万人驻守中央苏区南大门——江西会昌筠门岭。当时，前任师长程子华调走，接任师长周子昆尚未到任。方强肩负起整个作战指挥的重任。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二十二师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惨烈的战斗。由于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红军不能按照正确的战略战术打仗，红二十二师最终只能被迫撤退。此时，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来到了赣南，当时虽已不再担任红军总政委，但与方强非常熟悉，故直接给方强打电话，告诉他要总结经验教训，仗要如何打，如何与敌周旋。红二十二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打了胜仗，毛泽东非常欣慰地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被“左”倾路线把持的临时中央获悉方强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立即撤销了他的职务。把他关进了国家保卫局。在国家保卫局的几个月内。方强不能了解整个战局的情况，间接听到的都是让人愈加焦虑和忧郁的失败消息。1934年10月初，方强与被一起关押的原红三师政委谢翰文等几个同志，被送到政治保卫营，说要去执行新的任务，只允许带两套衣服，一条被子，后来又补发了草鞋、布鞋和5天的口粮。方强捆了一个小背包，做了一个米袋子背在身上，腰带上还挂着一个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茶缸，被押着随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
10月17日，红军从10个渡口南渡于都河。10月21日至25日，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其间，红四师师长洪超牺牲。洪超是方强在红三军团的老战友，也是长征中第一位牺牲的师级干部。洪超牺牲后，第二纵队参谋长张宗逊调任红四师师长，师政委是黄克诚。黄克诚曾多次率部在方强的老家平江县长寿街作战，他对方强很了解。方强当时提出可否随张宗逊回老部队去作战，当一名普通的士兵，以实际行动来检验他对党的忠诚，黄克诚也很想利用这个机会“解放”方强，但国家保卫局答复，方强是“有罪”在身，没有发言和工作的权利。红军突破了敌人的第二、三道封锁线后，于11月25日至12月1日在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由于带上了笨重的机器和“坛坛罐罐”，在距湘江渡河点只有短短80公里的路程，中央纵队竟然走了将近4天，致使湘江两岸的部队与优势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红三军团伤亡极大，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大多是湖南平江、瀏阳人，和方强一起参军的许多同乡都英勇地牺牲了!渡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方强和谢翰文等这些从战斗部队中出来而失去自由的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心情十分沉重。
红军抢渡湘江后，沿湘桂边界继续前进。在湖南通道，部队突然放弃北上，改为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在行军中，方强悄悄地向政治保卫营营长吴烈探问：“这是谁的决策?”由于吴烈对方强的情况有些了解，便贴着方强的耳朵说：“一位有战略眼光的高级人物!”“毛泽东?”方强脱口而出。他从内心感到红军又有希望了。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当时事关红军生死攸关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一个晴朗的下午，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迫害关押走上长征的同志召集在一起，郑重地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宣布被关押的同志无罪解放，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党总支书记。方强从内心感到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也给他本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生命。方强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立即到军委干部团报到。跟随党中央、毛泽东继续长征。
被张国焘关押
中央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占领泸定城后，兵分三路迅速占领了天全、芦山，以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935年6月中旬，干部团从大跷碛地区出发翻越夹金山。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和人烟，气候变化无常。有“神山”之称。干部团走在军委纵队的前头，各营“强帮弱、大帮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扶不了的抬着走”，达到“不掉一个人、不失一匹马”。部队一到山麓，气温便骤然下降，时值6月，方强只穿一件单衣，嘴唇都冻得黑紫，上下牙床直打架。他与干部团的战友们只能凭着顽强意志与严寒搏斗，几个小时后终于爬到了山顶。山顶是一块不大的平地，看到有同志牺牲在雪地上。方强不便在山上久留，立即下山。下山时忽然又卷起狂风，急雨夹着冰雹，劈头盖脸地打来，不一会时。雨止风停，方强奋力奔跑，终于把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远远地甩在身后。
6月13日，军委纵队来到四川达维。和李先念政委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会合。干部团在懋功地区休整。总政治部指示为萧劲光平反，方强代表干部团党总支和萧劲光谈话，恢复了他的党籍。不久，萧劲光调红三军团任参谋长。
在懋功休整期间，方强因吃玉米饭消化不良拉肚子。不能再随部队行动，经干部团政治处主任莫文骅介绍，被送到卓克基的四方面军兵站医院治疗。方强被抬在担架上随兵站医院行动，于7月上旬到达黑水、芦花，一路上都找不到粮食，他们只能挖野菜、摘豌豆叶充饥，没油没盐。此时。方强的腹泻已经转为痢疾，奄奄一息地躺在担架上，由医护人员抬着向前转移。万幸的是，方强凭借缴获敌人的几小包云南白药，稳定了一下病情，同时找炊事员将烧饭锅的锅底灰刮下来。用开水调好后当药灌进肚子里。一天3次，一连3天，大把大把的锅灰喝下去，痢疾竞奇迹般地好了。
没等身体完全恢复，方强就出院急忙追赶部队。这时已是8月底，由于住院期间不了解党内发生了分歧和斗争，方强沿着中央红军走过的行军路线追赶干部团，在向打鼓地区前进的路上，得知党中央和右路军已北上过了草地。没能赶上原来的部队使方强大为失望。后来又听说朱德和刘伯承随左路军北上到了阿坝。方强便决定转向阿坝去找认识的朱德、刘伯承。
方强转回卓克基，经马尔康、大藏寺、查理寺，与几名原一方面军的同志，结伴而行去阿坝。一路上，由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计划尚未传到四方面军的部队，他们对一方面军的同志，还像会师时一样友好。路经马尔康时，遇到红八十九师二六二团。受到热情接待。除了给方强一行粮食以外，团政委唐凯见方强身体十分虚弱，还特意送给他一匹马。但在马尔康找四方面军后方纵队去搞粮食时，遇到纵队政 委，方强刚作了自我介绍，对方就劈头盖脸地训斥道： “你们一方面军没有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丢掉了中央苏区，长征中减员很多，纪律也不好，现在不能再北上了，只有南下才是出路。”方强一听不是味道，便回答说：“中央红军没能粉碎敌人的‘围剿’，那是王明冒险主义的错误，现在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纵队政委没好气地说：“这个问题很大，要开党代会解决。”
9月中旬，方强一到阿坝，就找到总司令部，将沿途所见所闻不利于一、四方面军团结的事情，向刘伯承作了详细的汇报。刘伯承听了以后，很严肃地说：“要注意‘口紧’，现在他们正在阿坝喇嘛寺开会，党内现有斗争。你赶快到五军团去，随五军团行动。”他亲自用毛笔写了一封介绍信，派通讯员把方强送到五军团。方强见到了军团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日三。曾日三见方强重病初愈，便要他到军团医院去休养。张国焘很快觉察到这些情况，在方强住院的第三天，便指使总司令部一局3个交通队战士，把方强从五军团押送到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阿坝会议后，该部改为“国家保卫局”。这样方强在长征中就被第二次关押。
在“国家保卫局”，方强同原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被关押在一个房间，除了大小便，没有任何行动自由。关押两天后开始提审，他们一再追问方强同刘伯承讲过一些什么话，刘伯承说了什么。方强除了“口紧”两个字坚持没有透露外，其它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言，方强都说了。“审讯”过后，方强被安上了“破坏中央领导人(张国焘)威信”的罪名。在阿坝打扫寺院时，罗世文拾到一本“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即阿坝会议决议)给方强。该“决议”充满反对党中央的言论，方强一边看一边骂：“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罗世文连忙提醒方强：“小心丢了脑袋，现在不是我们说话的时候。”
9月17日，张国燾发布南下命令。率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第四、十军大举南下。这就是长征中的二过雪山草地。在行军路上，方强被押在“国家保卫局”交通队的中间，从阿坝出发，经大小金川，再次翻越夹金山到懋功。当时，被关押行军的人中还有廖承志、徐以新等。这时的方强。面临的处境十分严峻，由于他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曾身负重伤，这时伤病复发，身体不能直立，只能拄根拐杖缓缓而行。同时手上还多了一根捆绑他的绳子。当时方强参加革命已十几年，入党也10年了，把一切都献给了党。他想绝不能倒在雪山草地中，爬也一定要爬出去!
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公然另立“中央”。他派人向方强等这些被押的人员传达他的讲话和组织决议，即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捉拿法办，将杨尚昆、叶剑英革职查办等，其用意是要方强等拥护他，反对党中央，方强和罗世文没作任何反应。四方面军在组织实施“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后，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张国焘异常兴奋，将方强等“特赦”。在总政治部，方强被再次要求对北上或南下表态，方强表示仍然坚持服从中央决定。于是他们指出方强三大罪状：同刘伯承谈话违反组织原则、破坏中央领导人的威信、对南下没有明确态度。决定将方强下放到总政总务处当文书。
南下大军尽管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由于南方敌人的异常强大，百丈关战役伤亡1万多人，又被迫转入防御。11月，部队向西康高原退却，重返雪山草地。方强又随军第三次翻越了夹金山，而且还爬过了万年雪山海拔5400米的党岭山。1936年2月，部队陆续转移至道浮、沪霍、甘孜。这期间，张国焘收到了从苏联回国的张浩的电报，转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支持。7月间。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张国焘不得不收起“中央”的名称，召开所谓“锁口会议”，同时解放被他打击的干部，方强也从一名文书改任川康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部长。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与张国焘作了严肃的斗争，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面对南下失败的教训和久困雪山草地的艰难局面非常不满。这样，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越过草地北上，和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8月底到达甘南的渭源、垅西地区。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和静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方强经历长征前后两年，参加了数十次大小不同的战役、战斗，两次被错误关押，3次爬雪山过草地，经受了严酷的对敌战争、严峻的党内斗争、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伤病考验。长征结束后，方强调任红四方面军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继续投入到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