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厉华、郑劲松、郑小林编著，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的《红岩家书》，是重庆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本期推出“红岩家书”专题第三辑，通过呈现何功伟、黄楠材、刘国鋕、刘振美4位红岩英烈的狱中家书，传承和弘扬伟大的红岩精神。
　　何功伟：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
　　何功伟（1915—1941），又名何彬，中共党员，湖北咸宁人。1935年积极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动，1936年8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6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随即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任鄂南特委书记。1939年9月到湘鄂西区工作，任区党委宣传部长。1940年2月接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职务。同年8月，湘鄂西特委改组为鄂西特委，何功伟任书记。1941年1月20日在湖北恩施被捕。1941年11月17日英勇就义，时年26岁。
　　何功伟被捕后在狱中托人带给父亲何楚瑛的第一封家书，是用热血、大爱、信念、生命写成的。字字情、声声泪，满满的家国情怀，满满的浩然正气。但是，信并没有被送到父亲手里，而是被交给了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陈诚看后不无感慨：“我们国民党怎么没有这样的人才！”他在信上批了“至情至爱，大节大义，其伟人也”12个字，然后将信扣压。后来何楚瑛老人来狱中劝说儿子转变立场时，何功伟知道父亲没有收到信，又重抄了一遍交与他。
　　“儿不肖，连年远游，既未能承欢膝下，复不克分持家计。”自古忠孝难两全，谁不希望既能孝敬父母又能忠于职守呢？可是面对衰败的祖国、黑暗的社会，面对“敌人汉奸复从而构煽之，内战烽火，似将燎原，亡国危机，迫在眉睫”的境况，何功伟这样的有志青年不得不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
　　当年，何功伟怀着深深的愧疚感离开家，告别了父母、妻子。但他告诉亲人“然儿为尽大孝于天下无数万人之父母而牺牲一切，致不能事亲养老，终其天年，苦衷所在，良非得已”。我们常说家国情怀，那家国情怀究竟是什么？何功伟烈士的这封家书告诉我们：家国情怀就是根植在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传承、精神食粮，是中国人特有的价值逻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从古至今概莫能外。即使敌人使上各种手段，威逼利诱，何功伟都无动于衷。
　　“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死去，死人也可在活人心中永存”，红岩的记忆中永远刻写着何功伟的名字。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何功伟烈士这种“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的豪迈气质都永远是铿锵作响的红色音符！
　　黄楠材：为国读书，为国扛枪
　　黄楠材（1907—1949），中共党员，重庆云阳人，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毕业。1928年在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女子师范学校、云阳中学等校任教，利用教师身份从事革命宣传活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在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开设“云开书店”，以此作为地下党联络点，出售进步书刊，秘密销售报刊《新华日报》《群众》。1949年被捕，关押于渣滓洞监狱，同年11月14日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现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时年42岁。
　　什么是家国大义？什么是共产党人的朴素家风？什么是革命者的爱情？黄楠材这两封短短的家书，以最朴实的文字为我们作了最好的诠释。
　　川东行政公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四川地区省级政权机关）1951年10月27日给黄楠材同志的结论是“意志坚定，临死不屈”的革命烈士。作为普通人，黄楠材深爱着妻子李世荣，对妻子细心关切，温柔体贴，希望妻子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怕妻子担心，还说自己在狱中“一切起居饮食与家中并无多大差异。见面的朋友都很慈善和蔼，得着善良的待遇，一切均好，请你和一切亲友均勿挂念”。他牵挂自己的孩子，对孩子严管厚爱，嘱托妻子“好好抚育孩子”，期望孩子志存高远，能踏着父母的足迹“为国读书，为国扛枪”。
　　作为革命者，黄楠材希望妻子“完成未竟事业;保守党的机密;尽己所有支援组织;保护帮助同志;办好书店，交给人民政府;为国工作，还要代我做一份……”从黄楠材给妻子的任务中不难看出，妻子是可以信赖的、支持自己革命的伴侣。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是黄楠材与妻子爱情的真实写照。
　　谈到爱情，人们有很多比喻。但在那峥嵘岁月里，它不是花前月下脆弱的浪漫，更不是感情冲动时轻许的诺言，它需要伴侣用一生的付出来承载。
　　有记者采访时问李世荣老人：“子女这么多，为什么不考虑再结婚？”老人爽朗大笑：“笑死人！怎么说那个问题，楠材要我代他做爷爷，所以孙子叫我爷爷……”从这句话里，我们不难感受到这段印刻着“革命”二字的爱情在她心中的分量。
　　刘国鋕：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刘国鋕（1921—1949），中共党员，四川泸州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被派到云南陆良（今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开展工作。1945年返渝，到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工作。1947年11月，担任中共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领导了抗议英帝暴行的全市示威游行，并发展党员，向农村输送干部。1948年4月，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先后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1949年10月，刘国鋕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与狱中难友制作了一面他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准备迎接胜利。1949年11月27日，不幸在大屠杀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
　　阅读烈士家书时不难发现，大多数革命者都很有文化，也很有思想和情怀。透过刘国鋕平实的文字，今天的读者依然能感受到他发自肺腑的革命激情在涌动。
　　信中，刘国鋕对姐姐刘国惠说：“您过去的漫长的岁月，都消磨在家里。而这个‘家’，却是旧社会垂死的身躯上的一个烂疮。”刘国鋕出身大户人家，选择走上“背叛”家庭的光明道路，原因在于刘国鋕认为在这个家里是对意志的“消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确有过许多先进人物，他们“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为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直到献出生命，刘国鋕就是其中的一个。 　　刘国鋕被捕后，刘家想尽办法营救，哥哥刘国錤甚至给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送上空白支票。面对莫大的诱惑，徐远举同意降低条件放人，只需要刘国鋕写一份认错书。令刘国錤没想到的是，刘国鋕仍然坚持“无条件释放，绝不签一个字”。他明确告诉哥哥：“就算我今天死在这，只要我的组织存在，我就等于没有死。”
　　营救彻底失败了。在走向刑场途中，刘国鋕口头吟诵了他在牢房中没写完的“就义诗”，那是一个年仅28岁的中共党员在生命最后一刻发出的呐喊！
　　“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这就是刘国鋕对信仰的坚守;“我们死而无愧”，这就是一个中共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
　　刘国鋕忠于自己的政治信仰，绝不玷污党的荣誉;他履行自己的政治誓言，为革命献身，死而无愧！在他心目中，党的理想、党的荣誉至高无上。
　　刘振美：不要存留一丝一毫的虚荣
　　刘振美（1916—1949），中共党员，四川叙永（今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人。1938年，任叙永报恩寺小学校长，联合进步教师出版《联合周刊》，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40年毕业于四川省立剧校，同年年底，因在剧团殴打特务，刘振美被认为是“危险分子”，并入狱一年又十个月。1945年春，在重庆创办“华美书屋”，1946年到上海创办“戏剧教育社”。1947年3月，被特务逮捕，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27日，在大屠杀中殉难，时年33岁。
　　刘振美反对封建专制，向往新生活，有着“誓歼国贼野心家，生命何须问子牙;乐观主义心无畏，坐对铁窗吐笔花”的高尚品性。这一封热情洋溢的家书，真实地反映了刘振美被捕时的心理状态，同时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信里真实再现了渣滓洞监狱“无刑期”的情况。
　　信一开头，刘振美就向妻子描述了被捕后的情形。他由四川泸州乘货轮被押到重庆码头后，转到国民党特务称之为“小学”的望龙门看守所。这已是刘振美第3次入狱。
　　在给妻子的信中，刘振美十分感谢妻子为自己做的背心、短裤，虽然没有能在码头与妻子见到最后一面，有些“惘然不已”的難过，但妻子手工做的衣物相伴，使押解途中的刘振美感受到妻子的情意，从而更加无所畏惧。他告诉妻子，是爱情在支撑着他。他也叮嘱妻子“希您努力学吃苦，不要存留一丝一毫的虚荣，虚荣是女子的人格和节操最大的敌人”。
　　这封家书之所以难得，其价值还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当年国民党所谓的“感化所”的真实情况。从信中可以看出，刘振美不可能被“感化”，他对自己的前途已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人都有儿女情长，红岩烈士们也一样担忧自己的父母，思念自己的伴侣，牵挂自己的子女，心中充满安居乐业、长相厮守的愿望。只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千千万万人的幸福，他们只能夫别妻、母别子，多少不舍，多少祝福，多少嘱托，匆匆不能尽语，唯借一封家书遥寄相思牵挂，道尽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