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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蒙又名黎作梁，祖居广西兴业县石南镇黎村。父亲黎建辰，号春三，20世纪20年代是兴业县禁烟局局长，为人慷慨好施，属地方有名望的富绅。黎蒙是第三子，大哥叫作材、二哥叫作栋。
黎蒙和李宗仁扯上关系，缘于父亲黎春三与李宗仁的相交，那时候他才七八岁。那是1921年，当时李宗仁与粤军作战，兵败于广东高州，一夜溃退数十里。他回到广西兴业境内就脱离了上司黄业兴，钻进六万大山屯兵易帜。当时李宗仁军队人困马饥，1千多人马、几百条枪，不说行军打仗、驻寨扎营，就是吃也成问题。这个时候，兴业地方上的很多士绅，如曾和李宗仁在广东有过交往的黎仲丹、梁权等人，以及退伍在家、也曾是李宗仁上司林虎将军麾下领兵的李石愚，都对李宗仁伸手相援。黎仲丹、梁权等为李宗仁筹款筹粮出谋划策，李石愚则出山相佐，出任李宗仁屯定六万山军队的总指挥。与此同时，黎仲丹和李石愚都一致荐举了黎春三与李宗仁认识，希望黎春三帮助李宗仁度过难关。
在1920年李宗仁第一次驻扎兴业时，黎春三就对李宗仁的为人与政治抱负有所钦佩，这时在黎仲丹等亲友的引见下，更与李宗仁一见如故，对李宗仁的相求欣然答允。由于黎春三是县禁烟局长，算是兴业数一数二的富户，加上他又在街上开有一间生意十分兴隆的赌馆“诚安号”，经济十分宽绰。所以当下他答应相助李宗仁，一开口就是每天捐助数十担谷的军饷。他让人每天将谷磨了，然后一担一担地挑到离县城数十里远的六万大山的李宗仁驻兵兵营。不久，黎春三又得知有一个叫苏赵的本地人氏，在桂军蒋琦部当排长，近日带着一伙人几十条枪逃离部队回老家，他遂亲自找到苏赵说：“李宗仁在此屯兵发展，他是条汉子，可以投靠，你何必在深山里像土匪一样躲藏呢?”在黎春三的相劝下，苏赵连人带枪投了李宗仁。
通过数次相助，李宗仁对黎春三感激不尽，“诚安号”因而就成了李宗仁到县城的落脚点。由于李宗仁来得密，惭惭就认识了从小聪明伶俐的黎蒙。每次李宗仁来家，黎蒙都热情地叫他“李叔”。黎春三设宴招待李宗仁，就让他在旁边陪伴。李宗仁常常扯着黎蒙的小脸蛋，叫他“小娃崽”。
有一次，李宗仁带着俞作柏、何武等人到“诚安号”拜会黎春三。众人寒暄之际，俞作柏所背的驳壳枪不小心碰了一下墙角，弹匣里的几颗子弹“咣当”弹了出来，掉到旁边的暗沟去了，李宗仁和俞作柏无暇去捡，进房去了。站在一旁的黎蒙伏向地面，小心地将子弹从暗沟里捡起来，然后一阵小跑进到前厅，将子弹恭恭敬敬地交回给俞作柏。李宗仁很惊讶，问：“小娃崽，你何以如此所为?”
黎蒙笑着答：“统领现在正是缺粮又缺弹，别看这几颗小小子弹，可打起仗来也是你的救命弹呀!”
几句话逗得众人大笑起来，一齐称赞黎蒙是个年少懂事的孩子。黎春三见李宗仁一手摸着黎蒙的头，很赏识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就说：“统领既如此见爱犬子，何不让他拜你为螟蛉?”
当下正中李宗仁下怀。他正想借此获取黎春三更大支持，并以此得到本地更多的民心，就连连答应说：“我正有此意，看此子如此聪明懂事，讨人喜欢，将来长大必是国家栋梁。”
黎蒙当时就接上话头：“我的名字叫作梁，我二哥叫作栋。”说得李宗仁更是开怀大笑，当即就从怀里取出银圆，让人到首饰店打了一副“如意吉祥”的银牌。第二天，按本地风俗，摆了几台酒，让黎蒙叩头认他做干爹。
李宗仁认了黎蒙做干儿子，和黎春三的关系自然就非同一般。屯兵六万山几个月，黎春三极尽所能，不但在粮草枪支上大力支持，在其他军务及对本地土匪招安上也出力不小，例如推荐了“诚安号”亲信、人称“神行太保”的何升仁替李宗仁送信、传递讯息；让常到“诚安号”聚赌的绿林匪帮陈绍华、叶鸣芳等接受收编，做了李宗仁的地方民团团长。驻在玉林的粤军头目陈炯光派人来兴业活动，意图策反李宗仁之部，也让黎春三出面顶回去了。就这样，李宗仁在黎春三等人的支持帮助下，平安地度过难关，发展壮大了队伍，为以后统一广西打下了基础。
李宗仁在兴业认黎蒙做了义子，和当地极有势力的黎春三攀扯上亲谊，几个月后，他接受陈炯明的收编。离开六万大山时他首先去拜辞黎春三，黎春三摆酒饯行。当大军开过兴业县城，黎春三带着儿子黎蒙站在黎村边几株木棉树下为李宗仁送行。李宗仁摸着黎蒙的头叫他好好读书，并承诺待将来青云得志之日，一定给“契子”提携栽培。
1929年，李宗仁打败旧桂系陆荣廷，统一了广西。接着他又参加了北伐，七八月间，他被委任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坐镇武汉。
这时，黎蒙已长成一个身材高大、文质彬彬、极富朝气的青年人。他志向远大，要赴法国巴黎求学。按当时的规定，出国留学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公费，一种是个人出资。以黎春三当时的条件，送黎蒙出国留学可以说不算什么大问题。但黎蒙认定要公费留学才够气派、才有作为。要取得公费留学，一要有相当的衙门后台，二要有势力之人荐举。当时黎春三要遂黎蒙之愿，就想起了他的“契爷”、现在武汉统率千军万马的李宗仁。黎春三没有在官场作官，他找到已作了官的黎仲丹，让他替黎蒙向李宗仁写信一封，信上说：“……蒙儿已长成，今欲赴西洋求学，望德公怜惜他学业有成，给以栽培提携。此子将来为犬为鹜，视其志也……”
黎蒙持信很快到武汉，见到李宗仁。李宗仁想着昔日在兴业落难时受黎家的恩典，想着当年自己对黎蒙的关爱及承诺，没想到如今黎蒙已长成一个双目炯炯有神的有志青年。黎蒙左一声“干爹”，右一声“干爹’，叫得他心花怒放。看完信，李宗仁满口应承，吩咐副官立即替黎蒙处理一切赴法留学手续。临行时，李宗仁又资助了一笔不菲的路费，并叮咛他努力学好本领，回来替国家效劳。
1929年9月，黎蒙到了法国巴黎，就读于巴黎大学哲学系。离乡万里，在异国之都巴黎，黎蒙认识了后来也成为李宗仁得力助手的本省宾阳人氏程思远。同是广西同乡，二人相交甚厚，周末课余常在一起。
几年很快过去，黎蒙学业有成，被授以哲学人类学博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
黎蒙回国后先去叩见干爹李宗仁。李宗仁见干儿子考取了博士学位回国，自然十分高兴，就将黎蒙留在身边，让他结识一些桂系大员。后来又给黎蒙引见，拜会了国民党要人于右任。于右任是个十分爱才的人，一见黎蒙就十分赏识。二人畅谈各种为人处世之道，黎蒙对答如流，且有独特见地。
有一次，黎蒙对于右任说及他和李宗仁的认识，是缘起于老家的赌馆“诚安号”。黎蒙说：“父亲一世为人讲诚信，诚则服众，众服则人安，所以连赌馆这种博财的地方，他也以‘诚安’而号之。”于右任听后很感兴趣，即席以“诚”字写了一幅字画赠送黎蒙。字画上的几行小字写着：“诚者非自成而已也。所以，诚物也，诚已仁也，诚物知也。”这幅字画一直为黎蒙所珍藏。
他对于右任十分尊敬，常常去拜会他。后来，于右任更加赏识黎蒙，将自己爱女于珍许配给黎蒙为妻。由于有了以上种种关系，黎蒙婚后不多久，李宗仁就聘他为自己的高级顾问，并委任他为广西日报社社长。
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李宗仁找黎蒙夜谈。黎蒙建议说：“以目前形势所估，日本极有可能大举侵略我国。为了更巩固广西这个后方，早日备战，我们应争取更多华侨人士支持，宜在香港创办属于我们体系的宣传媒介，尽早占领文化宣传阵地。”
李宗仁听了认为极是，遂接受了他的建议，暗中让黎蒙到香港，先后创办了《珠江日报》和《新生晚报》两家报纸。这两份报纸以大量的篇幅宣传了广西，宣传新桂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黎蒙利用新闻媒介替李宗仁做宣传、鼓动、联络工作，特别是在抗战期间，报纸为广西争取华侨支持、鼓舞群众抗战起了很大作用。黎蒙后来又筹款创办了一间名为“慎记印刷行”的印刷厂。印刷厂除印刷自己的报纸、文件、资料图书外，还对外营业。
黎蒙在香港办报、办厂，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特别是接触了一些共产党地下党员，故思想比较开明。他较知心的朋友大多数是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和知名艺人。如在桂林负责《广西日报》时就重用的主编莫乃群，在香港极为走红、深受普通市民欢迎的粤剧大师马师曾、薛觉先等，这些人经常是黎蒙的座上客。昔日法国留学时相交、如今也回国服务于新桂系的知己朋友程思远，也经常和他保持联系。
由于黎蒙思想进步、倾向革命，香港共产党地下党就利用他的印刷厂印了很多革命资料和传单。同时，黎蒙也有意让《新生晚报》及《珠江日报》两家报社做掩护，收留和保护了不少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香港比较进步的其他报纸，如《大公报》、《文汇报》等等，都大量在“慎记印刷行”印刷。
也许是这个缘故，在很多年以后，终于惹恼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他们派人暗中下毒手。某一天，突然“轰隆隆”几声巨响，爆炸声响彻“慎记印刷行”。浓烟弥漫，报社和印刷厂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些都是后话。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宗仁急着要加强战时《广西日报》的工作，急电召黎蒙从香港赶回桂林，再次接任广西日报社社长，全盘负责抗战期间桂系的宣传“喉舌”。黎蒙再担重任，他打起精神和报社同仁一起负起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抗战期间，报社多次遭遇空袭，也数度搬迁，但黎蒙和广大同仁都努力坚持保留这块宣传阵地。
1938年，李宗仁指挥徐州大会战。台儿庄一役，全歼日坂垣、矶谷两兵团约2万之敌。台儿庄大捷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次大捷。捷报传来，举国欢腾。这时候，黎蒙作为《广西日报》的总负责，令手下全方位地报道了这次大长自己威风、灭敌寇志气的战役。由于《广西日报》在海外，特别是在港澳华侨之间传播，广大华侨深受感动，香港的一些华侨富翁，出于对李宗仁的崇敬，纷纷捐资，通过黎蒙之手送给李宗仁一笔巨款，并表示是作为个人奖励。
谁知对这笔巨款，李宗仁拒绝接受，他说：“台儿庄的胜利，是广大指战员用鲜血换来的，这钱要奖给那些战士们。”这笔钱又回到了香港华侨手上。华侨代表见赠款退回，又不好收回，就偷偷留在黎蒙的账户里。
若干年后，黎蒙发现了这笔款，就和大家商议，瞒住李宗仁，在香港九龙界限街，以李宗仁的名义买了一套房子，以便日后备用。这套房子一直闲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才让李宗仁知道。当时李宗仁赴港就医，举目无亲，这套房子正好派上用场，他被黎蒙迎接住进了这套属于自己，但自己却一直不知道的房子。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全国欢腾鼓舞、热烈庆祝胜利之时，黎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刚打算离开《广西日报》，回到香港继续在港的工作。这时一封噩讯传来：父亲黎春三去世了。
黎蒙立即赶回兴业奔丧。在故乡，他见到了父亲的遗言：“……能看到抗战胜利，吾死而何憾矣，汝等不必悲伤，多为国家康复出力……”看到遗言，黎蒙泪如雨下。他想起了自已与李宗仁的际遇，如果没有父亲，又怎么有他的今天呢……节哀之下，黎蒙尽力为父亲治丧。
李宗仁这时虽远在北平任行辕主任，但听说昔日帮助自己的老朋友去世了，遂不辞千里之遥，派人送来了挽联。李宗仁的挽联写着“公助革命”。从李宗仁的角度来说，这挽联十分恰切地总结了他和黎春三及延至黎蒙的关系情谊。程思远也送来了挽联，挽联很特别，写着：“与令郎肝胆相交”，非常明白地点明他与黎蒙的关系。这些挽联后来黎家都请人凿成石碑，作为永久的纪念。
黎蒙办完丧事就马不停蹄赶回香港，他惦挂着香港报社的工作和印刷厂的命运。因为这时他已多多少少听到一些反动分子对他进行恐吓的风声。再有一点就是他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胜利后有可能制造内战的举动。作为李宗仁的顾问和新闻媒体“喉舌”，他想向李宗仁进一些“忠言”，所以必须尽快回到香港，应付复杂的时局变化。
果然，黎蒙赴香港不久，内战迅速爆发。1946年后，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回到李宗仁身边。作为李宗仁“义子”兼顾问(这时期他还担任过广东省政府顾问)，他多么想向李宗仁进一些“忠言”呀。可惜他此时无法也无机会向李宗仁献策了。由于他转向进步，加上他以前对共产党地下党的庇护，这些有“赤化”嫌疑的事都变成国民党反动派找他麻烦的借口。这时期他在香港是在极端压力下度过的，反动派不断找他麻烦，他又不断和这些人对立，最后终于发生了前面提到的报社和印刷厂被炸事件，从此造成了黎蒙逐渐走向破产的命运。
1949年末，解放大军风卷残云，国民党在大陆政府已全部垮台、崩溃。被蒋介石推为“傀儡”的代总统李宗仁无法支撑败局，他在思考自己今后的道路该何去何从。就在这时候碰巧胃溃疡病急性发作，李宗仁决定先赴香港找黎蒙，一则治病，二则听听黎蒙的“忠告”。
11月20日，李宗仁乘机到了香港。黎蒙到机场迎接，随后将他安置住进前文提到的那套房子里。这套房子离黎蒙在香港的住宅九龙界限街113号没多远，彼此可以照顾。当天黎蒙对李宗仁说：“国家元首是不能随便到外国的，香港现租给英国，按规定是英属，你既来此，就是治病也要办个相关手续。”
李宗仁说：“那你明天就替我向港督疏通，办妥有关手续吧。”
黎蒙说：“报上还要发个来港治病的新闻。香港只能作短期逗留，不管治病还是长住，你还是赴美为好。”因为黎蒙想起他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恫吓，想着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就极力建议李宗仁赴美。李宗仁再三审视了他的处境和当时国内外局势，最后同意了黎蒙的建议。
当日谈罢，黎蒙就将李宗仁先送进香港养和医院就医，次日即在《新生晚报》头版用显著的字体刊出“李宗仁来港就医”的新闻。随后黎蒙通过香港当局，很快办好李宗仁赴美的出国护照。
一切办理妥当，黎蒙又和有关人士尽力安排李宗仁在医院接见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贝克中将及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诺兰的探视会见，尽力为李宗仁今后在美国长住铺平道路。
1949年12月8日，一个晴朗的日子。黎蒙将李宗仁及随从一行人送上飞机，干儿子和干爹从此握手告别。李宗仁由这天起离开香港，飞越重洋，开始了10多年漫长的纽约寓居生活。
李宗仁和黎蒙香港一别，再没有见面，但两人关系依然没有断。不久，李宗仁的发妻李秀文到港定居，黎蒙就以每月伍千银的开支照料她，让李秀文住进李宗仁那套房子，让自己的管家李钦替她处理日常事务。平日休假无事时，他就经常过府去探望她，这种照顾一直延续到1955年以后。1955年后的某一天，周恩来总理让夫人邓颖超托人将李秀文接回大陆定居，黎蒙才终止了照料。
1978年，黎蒙病逝于香港。去世前他心存两大遗憾：一是李宗仁20世纪60年代回归祖国大陆，他因条件所限，无法跟随回去；二是他没有亲眼见到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天。他在香港非常怀念祖国和家乡，由于历史的原因，自解放前离开家乡，30多年来他没回过家乡一趟。家乡的江边木棉、嶷山古塔，一直是他朝思梦绕的地方，在他生病时与亲人的谈吐中，多次谈及这种对祖国、对家乡的眷念。
黎蒙故后，他原在纽约联合国社会科学部工作、后又回香港大学任教授的女儿黎凤慧，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回到北京，接受某大学的邀请，进行讲学。黎蒙生前未能实现之遗愿，后辈终于替他圆了。
黎蒙和李宗仁扯上关系，缘于父亲黎春三与李宗仁的相交，那时候他才七八岁。那是1921年，当时李宗仁与粤军作战，兵败于广东高州，一夜溃退数十里。他回到广西兴业境内就脱离了上司黄业兴，钻进六万大山屯兵易帜。当时李宗仁军队人困马饥，1千多人马、几百条枪，不说行军打仗、驻寨扎营，就是吃也成问题。这个时候，兴业地方上的很多士绅，如曾和李宗仁在广东有过交往的黎仲丹、梁权等人，以及退伍在家、也曾是李宗仁上司林虎将军麾下领兵的李石愚，都对李宗仁伸手相援。黎仲丹、梁权等为李宗仁筹款筹粮出谋划策，李石愚则出山相佐，出任李宗仁屯定六万山军队的总指挥。与此同时，黎仲丹和李石愚都一致荐举了黎春三与李宗仁认识，希望黎春三帮助李宗仁度过难关。
在1920年李宗仁第一次驻扎兴业时，黎春三就对李宗仁的为人与政治抱负有所钦佩，这时在黎仲丹等亲友的引见下，更与李宗仁一见如故，对李宗仁的相求欣然答允。由于黎春三是县禁烟局长，算是兴业数一数二的富户，加上他又在街上开有一间生意十分兴隆的赌馆“诚安号”，经济十分宽绰。所以当下他答应相助李宗仁，一开口就是每天捐助数十担谷的军饷。他让人每天将谷磨了，然后一担一担地挑到离县城数十里远的六万大山的李宗仁驻兵兵营。不久，黎春三又得知有一个叫苏赵的本地人氏，在桂军蒋琦部当排长，近日带着一伙人几十条枪逃离部队回老家，他遂亲自找到苏赵说：“李宗仁在此屯兵发展，他是条汉子，可以投靠，你何必在深山里像土匪一样躲藏呢?”在黎春三的相劝下，苏赵连人带枪投了李宗仁。
通过数次相助，李宗仁对黎春三感激不尽，“诚安号”因而就成了李宗仁到县城的落脚点。由于李宗仁来得密，惭惭就认识了从小聪明伶俐的黎蒙。每次李宗仁来家，黎蒙都热情地叫他“李叔”。黎春三设宴招待李宗仁，就让他在旁边陪伴。李宗仁常常扯着黎蒙的小脸蛋，叫他“小娃崽”。
有一次，李宗仁带着俞作柏、何武等人到“诚安号”拜会黎春三。众人寒暄之际，俞作柏所背的驳壳枪不小心碰了一下墙角，弹匣里的几颗子弹“咣当”弹了出来，掉到旁边的暗沟去了，李宗仁和俞作柏无暇去捡，进房去了。站在一旁的黎蒙伏向地面，小心地将子弹从暗沟里捡起来，然后一阵小跑进到前厅，将子弹恭恭敬敬地交回给俞作柏。李宗仁很惊讶，问：“小娃崽，你何以如此所为?”
黎蒙笑着答：“统领现在正是缺粮又缺弹，别看这几颗小小子弹，可打起仗来也是你的救命弹呀!”
几句话逗得众人大笑起来，一齐称赞黎蒙是个年少懂事的孩子。黎春三见李宗仁一手摸着黎蒙的头，很赏识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就说：“统领既如此见爱犬子，何不让他拜你为螟蛉?”
当下正中李宗仁下怀。他正想借此获取黎春三更大支持，并以此得到本地更多的民心，就连连答应说：“我正有此意，看此子如此聪明懂事，讨人喜欢，将来长大必是国家栋梁。”
黎蒙当时就接上话头：“我的名字叫作梁，我二哥叫作栋。”说得李宗仁更是开怀大笑，当即就从怀里取出银圆，让人到首饰店打了一副“如意吉祥”的银牌。第二天，按本地风俗，摆了几台酒，让黎蒙叩头认他做干爹。
李宗仁认了黎蒙做干儿子，和黎春三的关系自然就非同一般。屯兵六万山几个月，黎春三极尽所能，不但在粮草枪支上大力支持，在其他军务及对本地土匪招安上也出力不小，例如推荐了“诚安号”亲信、人称“神行太保”的何升仁替李宗仁送信、传递讯息；让常到“诚安号”聚赌的绿林匪帮陈绍华、叶鸣芳等接受收编，做了李宗仁的地方民团团长。驻在玉林的粤军头目陈炯光派人来兴业活动，意图策反李宗仁之部，也让黎春三出面顶回去了。就这样，李宗仁在黎春三等人的支持帮助下，平安地度过难关，发展壮大了队伍，为以后统一广西打下了基础。
李宗仁在兴业认黎蒙做了义子，和当地极有势力的黎春三攀扯上亲谊，几个月后，他接受陈炯明的收编。离开六万大山时他首先去拜辞黎春三，黎春三摆酒饯行。当大军开过兴业县城，黎春三带着儿子黎蒙站在黎村边几株木棉树下为李宗仁送行。李宗仁摸着黎蒙的头叫他好好读书，并承诺待将来青云得志之日，一定给“契子”提携栽培。
1929年，李宗仁打败旧桂系陆荣廷，统一了广西。接着他又参加了北伐，七八月间，他被委任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坐镇武汉。
这时，黎蒙已长成一个身材高大、文质彬彬、极富朝气的青年人。他志向远大，要赴法国巴黎求学。按当时的规定，出国留学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公费，一种是个人出资。以黎春三当时的条件，送黎蒙出国留学可以说不算什么大问题。但黎蒙认定要公费留学才够气派、才有作为。要取得公费留学，一要有相当的衙门后台，二要有势力之人荐举。当时黎春三要遂黎蒙之愿，就想起了他的“契爷”、现在武汉统率千军万马的李宗仁。黎春三没有在官场作官，他找到已作了官的黎仲丹，让他替黎蒙向李宗仁写信一封，信上说：“……蒙儿已长成，今欲赴西洋求学，望德公怜惜他学业有成，给以栽培提携。此子将来为犬为鹜，视其志也……”
黎蒙持信很快到武汉，见到李宗仁。李宗仁想着昔日在兴业落难时受黎家的恩典，想着当年自己对黎蒙的关爱及承诺，没想到如今黎蒙已长成一个双目炯炯有神的有志青年。黎蒙左一声“干爹”，右一声“干爹’，叫得他心花怒放。看完信，李宗仁满口应承，吩咐副官立即替黎蒙处理一切赴法留学手续。临行时，李宗仁又资助了一笔不菲的路费，并叮咛他努力学好本领，回来替国家效劳。
1929年9月，黎蒙到了法国巴黎，就读于巴黎大学哲学系。离乡万里，在异国之都巴黎，黎蒙认识了后来也成为李宗仁得力助手的本省宾阳人氏程思远。同是广西同乡，二人相交甚厚，周末课余常在一起。
几年很快过去，黎蒙学业有成，被授以哲学人类学博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
黎蒙回国后先去叩见干爹李宗仁。李宗仁见干儿子考取了博士学位回国，自然十分高兴，就将黎蒙留在身边，让他结识一些桂系大员。后来又给黎蒙引见，拜会了国民党要人于右任。于右任是个十分爱才的人，一见黎蒙就十分赏识。二人畅谈各种为人处世之道，黎蒙对答如流，且有独特见地。
有一次，黎蒙对于右任说及他和李宗仁的认识，是缘起于老家的赌馆“诚安号”。黎蒙说：“父亲一世为人讲诚信，诚则服众，众服则人安，所以连赌馆这种博财的地方，他也以‘诚安’而号之。”于右任听后很感兴趣，即席以“诚”字写了一幅字画赠送黎蒙。字画上的几行小字写着：“诚者非自成而已也。所以，诚物也，诚已仁也，诚物知也。”这幅字画一直为黎蒙所珍藏。
他对于右任十分尊敬，常常去拜会他。后来，于右任更加赏识黎蒙，将自己爱女于珍许配给黎蒙为妻。由于有了以上种种关系，黎蒙婚后不多久，李宗仁就聘他为自己的高级顾问，并委任他为广西日报社社长。
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李宗仁找黎蒙夜谈。黎蒙建议说：“以目前形势所估，日本极有可能大举侵略我国。为了更巩固广西这个后方，早日备战，我们应争取更多华侨人士支持，宜在香港创办属于我们体系的宣传媒介，尽早占领文化宣传阵地。”
李宗仁听了认为极是，遂接受了他的建议，暗中让黎蒙到香港，先后创办了《珠江日报》和《新生晚报》两家报纸。这两份报纸以大量的篇幅宣传了广西，宣传新桂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黎蒙利用新闻媒介替李宗仁做宣传、鼓动、联络工作，特别是在抗战期间，报纸为广西争取华侨支持、鼓舞群众抗战起了很大作用。黎蒙后来又筹款创办了一间名为“慎记印刷行”的印刷厂。印刷厂除印刷自己的报纸、文件、资料图书外，还对外营业。
黎蒙在香港办报、办厂，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特别是接触了一些共产党地下党员，故思想比较开明。他较知心的朋友大多数是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和知名艺人。如在桂林负责《广西日报》时就重用的主编莫乃群，在香港极为走红、深受普通市民欢迎的粤剧大师马师曾、薛觉先等，这些人经常是黎蒙的座上客。昔日法国留学时相交、如今也回国服务于新桂系的知己朋友程思远，也经常和他保持联系。
由于黎蒙思想进步、倾向革命，香港共产党地下党就利用他的印刷厂印了很多革命资料和传单。同时，黎蒙也有意让《新生晚报》及《珠江日报》两家报社做掩护，收留和保护了不少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香港比较进步的其他报纸，如《大公报》、《文汇报》等等，都大量在“慎记印刷行”印刷。
也许是这个缘故，在很多年以后，终于惹恼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他们派人暗中下毒手。某一天，突然“轰隆隆”几声巨响，爆炸声响彻“慎记印刷行”。浓烟弥漫，报社和印刷厂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些都是后话。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宗仁急着要加强战时《广西日报》的工作，急电召黎蒙从香港赶回桂林，再次接任广西日报社社长，全盘负责抗战期间桂系的宣传“喉舌”。黎蒙再担重任，他打起精神和报社同仁一起负起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抗战期间，报社多次遭遇空袭，也数度搬迁，但黎蒙和广大同仁都努力坚持保留这块宣传阵地。
1938年，李宗仁指挥徐州大会战。台儿庄一役，全歼日坂垣、矶谷两兵团约2万之敌。台儿庄大捷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次大捷。捷报传来，举国欢腾。这时候，黎蒙作为《广西日报》的总负责，令手下全方位地报道了这次大长自己威风、灭敌寇志气的战役。由于《广西日报》在海外，特别是在港澳华侨之间传播，广大华侨深受感动，香港的一些华侨富翁，出于对李宗仁的崇敬，纷纷捐资，通过黎蒙之手送给李宗仁一笔巨款，并表示是作为个人奖励。
谁知对这笔巨款，李宗仁拒绝接受，他说：“台儿庄的胜利，是广大指战员用鲜血换来的，这钱要奖给那些战士们。”这笔钱又回到了香港华侨手上。华侨代表见赠款退回，又不好收回，就偷偷留在黎蒙的账户里。
若干年后，黎蒙发现了这笔款，就和大家商议，瞒住李宗仁，在香港九龙界限街，以李宗仁的名义买了一套房子，以便日后备用。这套房子一直闲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才让李宗仁知道。当时李宗仁赴港就医，举目无亲，这套房子正好派上用场，他被黎蒙迎接住进了这套属于自己，但自己却一直不知道的房子。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全国欢腾鼓舞、热烈庆祝胜利之时，黎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刚打算离开《广西日报》，回到香港继续在港的工作。这时一封噩讯传来：父亲黎春三去世了。
黎蒙立即赶回兴业奔丧。在故乡，他见到了父亲的遗言：“……能看到抗战胜利，吾死而何憾矣，汝等不必悲伤，多为国家康复出力……”看到遗言，黎蒙泪如雨下。他想起了自已与李宗仁的际遇，如果没有父亲，又怎么有他的今天呢……节哀之下，黎蒙尽力为父亲治丧。
李宗仁这时虽远在北平任行辕主任，但听说昔日帮助自己的老朋友去世了，遂不辞千里之遥，派人送来了挽联。李宗仁的挽联写着“公助革命”。从李宗仁的角度来说，这挽联十分恰切地总结了他和黎春三及延至黎蒙的关系情谊。程思远也送来了挽联，挽联很特别，写着：“与令郎肝胆相交”，非常明白地点明他与黎蒙的关系。这些挽联后来黎家都请人凿成石碑，作为永久的纪念。
黎蒙办完丧事就马不停蹄赶回香港，他惦挂着香港报社的工作和印刷厂的命运。因为这时他已多多少少听到一些反动分子对他进行恐吓的风声。再有一点就是他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胜利后有可能制造内战的举动。作为李宗仁的顾问和新闻媒体“喉舌”，他想向李宗仁进一些“忠言”，所以必须尽快回到香港，应付复杂的时局变化。
果然，黎蒙赴香港不久，内战迅速爆发。1946年后，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回到李宗仁身边。作为李宗仁“义子”兼顾问(这时期他还担任过广东省政府顾问)，他多么想向李宗仁进一些“忠言”呀。可惜他此时无法也无机会向李宗仁献策了。由于他转向进步，加上他以前对共产党地下党的庇护，这些有“赤化”嫌疑的事都变成国民党反动派找他麻烦的借口。这时期他在香港是在极端压力下度过的，反动派不断找他麻烦，他又不断和这些人对立，最后终于发生了前面提到的报社和印刷厂被炸事件，从此造成了黎蒙逐渐走向破产的命运。
1949年末，解放大军风卷残云，国民党在大陆政府已全部垮台、崩溃。被蒋介石推为“傀儡”的代总统李宗仁无法支撑败局，他在思考自己今后的道路该何去何从。就在这时候碰巧胃溃疡病急性发作，李宗仁决定先赴香港找黎蒙，一则治病，二则听听黎蒙的“忠告”。
11月20日，李宗仁乘机到了香港。黎蒙到机场迎接，随后将他安置住进前文提到的那套房子里。这套房子离黎蒙在香港的住宅九龙界限街113号没多远，彼此可以照顾。当天黎蒙对李宗仁说：“国家元首是不能随便到外国的，香港现租给英国，按规定是英属，你既来此，就是治病也要办个相关手续。”
李宗仁说：“那你明天就替我向港督疏通，办妥有关手续吧。”
黎蒙说：“报上还要发个来港治病的新闻。香港只能作短期逗留，不管治病还是长住，你还是赴美为好。”因为黎蒙想起他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恫吓，想着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就极力建议李宗仁赴美。李宗仁再三审视了他的处境和当时国内外局势，最后同意了黎蒙的建议。
当日谈罢，黎蒙就将李宗仁先送进香港养和医院就医，次日即在《新生晚报》头版用显著的字体刊出“李宗仁来港就医”的新闻。随后黎蒙通过香港当局，很快办好李宗仁赴美的出国护照。
一切办理妥当，黎蒙又和有关人士尽力安排李宗仁在医院接见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贝克中将及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诺兰的探视会见，尽力为李宗仁今后在美国长住铺平道路。
1949年12月8日，一个晴朗的日子。黎蒙将李宗仁及随从一行人送上飞机，干儿子和干爹从此握手告别。李宗仁由这天起离开香港，飞越重洋，开始了10多年漫长的纽约寓居生活。
李宗仁和黎蒙香港一别，再没有见面，但两人关系依然没有断。不久，李宗仁的发妻李秀文到港定居，黎蒙就以每月伍千银的开支照料她，让李秀文住进李宗仁那套房子，让自己的管家李钦替她处理日常事务。平日休假无事时，他就经常过府去探望她，这种照顾一直延续到1955年以后。1955年后的某一天，周恩来总理让夫人邓颖超托人将李秀文接回大陆定居，黎蒙才终止了照料。
1978年，黎蒙病逝于香港。去世前他心存两大遗憾：一是李宗仁20世纪60年代回归祖国大陆，他因条件所限，无法跟随回去；二是他没有亲眼见到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天。他在香港非常怀念祖国和家乡，由于历史的原因，自解放前离开家乡，30多年来他没回过家乡一趟。家乡的江边木棉、嶷山古塔，一直是他朝思梦绕的地方，在他生病时与亲人的谈吐中，多次谈及这种对祖国、对家乡的眷念。
黎蒙故后，他原在纽约联合国社会科学部工作、后又回香港大学任教授的女儿黎凤慧，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回到北京，接受某大学的邀请，进行讲学。黎蒙生前未能实现之遗愿，后辈终于替他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