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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人生观的积极因素十分丰富，它不仅包括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民族自尊、自信的爱国主义深厚情怀和为此不惜献身的无畏精神，尤其重视勤劳朴素的品格，重视伦理，讲究道德的自觉精神和见利忘义，崇德尚义的价值取向。如“为国忘家”的思想、“见利忘义”的思想、“‘仁爱’、‘爱人’”的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仁义礼智信”的思想等等，在今天仍具有发扬光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儒家人生观的具体特点为：
一是淡化个人、增强群体意识的人文精神。
在儒家的人文思想中，强调以人为本位，人为万物之灵，故孔子说；“仁者爱人”。但这个“爱人”不是爱自己，而是“泛爱众”，是推己及人的“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对社会群体的爱。孟子认为，因为人类有相同的生理构造、相同的嗜好与追求，所以有相同的情感基础，故相爱。他说：“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孟子告子上》）。《吕氏春秋爱类》对同类相爱的意识作了高度概括，“仁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意思是说，仁以爱类为基本要求，然后推及他物。这种爱类意识超越了狭隘的君、臣、父、子等单一的关系，视天下人为一家。这里，儒家将“仁”这种美好的个人意识整合为一种优秀的群体观念，当然体现了群体主义的价值观。
二是“修齐治平”与经邦济世的人生追求。
人生在世总是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追求，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国家，有不同的价值观，在不同的价值观指导下孕育出来的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是决然不同的。儒家所提倡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人生价值不断升华的四部曲，这种理想的人生道路是以个人的修身为起点，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由“治国”而“平天下”，“平天下”是人生的终極目标，是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儒家的基本政治主张是以德治国，重视仁政，提倡内圣外王之道。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要提倡德治，首先要做得就是修身的功夫，所以儒家把修身放在“修齐治平”四个环节的第一位，尽力抬高自我修养的地位和作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把个人的品质和修养作为政治成败的根本，以此来实现以德治国。
正因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和最大价值是“治国”、“平天下”，所以“经邦济世”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也正是因为这种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激发了多少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把天下兴亡，国家盛衰当做自己的神圣职责，并前赴后继地为了国家的安全与强盛，天下的和平与安宁而奋斗不息。
三是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
儒家认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发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诚如《易经》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游列国，虽遭冷嘲热讽和挫折打击，但从不灰心丧气。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始终“不怨天，不尤人”。孔子满怀信念，认为事在人为，一切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只有形成坚毅刚强的意志，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才能战胜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获得成功。孟子的人生态度也是积极有为的。孟子认为人们的先天素质一般差不多，关键在于后天的努力。“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主张只要积极有为，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还踌躇满志地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号召人们不能仅仅考虑个人的私利，必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勇敢地承担起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孟子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即人们要有所作为，成就一番事业，就不能贪图安逸，而应该到艰苦的环境中自觉锻炼自己。
当然这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人民大众。孔子、孟子明知“道之不行”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奋发进取，不屈不挠的精神无疑给后来的有志者树立了榜样。
四是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所谓忧患意识，是指出于对国家、对人民前途、命运的深切关心而表现为思想上、情感上的一种经常性的忧心和思虑状态。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忧患意识表现了古代中国士人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关心，对社会的严肃责任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时刻把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忧乐悲喜同人民大众的忧乐悲喜紧密联系在一起。《易传》中讲，“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扎扎实实地做事，这样才能长治久安。孟子指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黄宗羲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儒家这种“忧道不忧贫”、忧天下而不忧个人的忧国忧民的博大襟怀，成为一种优秀的传统，启迪、昭示着后人，激励着后世之仁人君子以天下为己任，自觉地为国家分忧，为人民大众分忧。
也正是因为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的沉重的忧患意识，注重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利益，才有后来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和崇高。
20世纪初，古代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资料。先驱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积累创造了丰富的知识宝藏及多样的精神文明，我们今天继承传统的目的是要变革传统，消除其封建的历史沉疴，容纳时代精神，放眼祖国和世界，连接过去与未来，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实现祖国的现代化。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对重构现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重塑民族精神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传统，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是淡化个人、增强群体意识的人文精神。
在儒家的人文思想中，强调以人为本位，人为万物之灵，故孔子说；“仁者爱人”。但这个“爱人”不是爱自己，而是“泛爱众”，是推己及人的“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对社会群体的爱。孟子认为，因为人类有相同的生理构造、相同的嗜好与追求，所以有相同的情感基础，故相爱。他说：“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孟子告子上》）。《吕氏春秋爱类》对同类相爱的意识作了高度概括，“仁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意思是说，仁以爱类为基本要求，然后推及他物。这种爱类意识超越了狭隘的君、臣、父、子等单一的关系，视天下人为一家。这里，儒家将“仁”这种美好的个人意识整合为一种优秀的群体观念，当然体现了群体主义的价值观。
二是“修齐治平”与经邦济世的人生追求。
人生在世总是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追求，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国家，有不同的价值观，在不同的价值观指导下孕育出来的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是决然不同的。儒家所提倡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人生价值不断升华的四部曲，这种理想的人生道路是以个人的修身为起点，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由“治国”而“平天下”，“平天下”是人生的终極目标，是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儒家的基本政治主张是以德治国，重视仁政，提倡内圣外王之道。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要提倡德治，首先要做得就是修身的功夫，所以儒家把修身放在“修齐治平”四个环节的第一位，尽力抬高自我修养的地位和作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把个人的品质和修养作为政治成败的根本，以此来实现以德治国。
正因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和最大价值是“治国”、“平天下”，所以“经邦济世”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也正是因为这种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激发了多少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把天下兴亡，国家盛衰当做自己的神圣职责，并前赴后继地为了国家的安全与强盛，天下的和平与安宁而奋斗不息。
三是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
儒家认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发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诚如《易经》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游列国，虽遭冷嘲热讽和挫折打击，但从不灰心丧气。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始终“不怨天，不尤人”。孔子满怀信念，认为事在人为，一切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只有形成坚毅刚强的意志，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才能战胜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获得成功。孟子的人生态度也是积极有为的。孟子认为人们的先天素质一般差不多，关键在于后天的努力。“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主张只要积极有为，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还踌躇满志地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号召人们不能仅仅考虑个人的私利，必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勇敢地承担起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孟子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即人们要有所作为，成就一番事业，就不能贪图安逸，而应该到艰苦的环境中自觉锻炼自己。
当然这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人民大众。孔子、孟子明知“道之不行”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奋发进取，不屈不挠的精神无疑给后来的有志者树立了榜样。
四是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所谓忧患意识，是指出于对国家、对人民前途、命运的深切关心而表现为思想上、情感上的一种经常性的忧心和思虑状态。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忧患意识表现了古代中国士人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关心，对社会的严肃责任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时刻把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忧乐悲喜同人民大众的忧乐悲喜紧密联系在一起。《易传》中讲，“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扎扎实实地做事，这样才能长治久安。孟子指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黄宗羲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儒家这种“忧道不忧贫”、忧天下而不忧个人的忧国忧民的博大襟怀，成为一种优秀的传统，启迪、昭示着后人，激励着后世之仁人君子以天下为己任，自觉地为国家分忧，为人民大众分忧。
也正是因为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的沉重的忧患意识，注重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利益，才有后来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和崇高。
20世纪初，古代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资料。先驱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积累创造了丰富的知识宝藏及多样的精神文明，我们今天继承传统的目的是要变革传统，消除其封建的历史沉疴，容纳时代精神，放眼祖国和世界，连接过去与未来，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实现祖国的现代化。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对重构现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重塑民族精神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传统，起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