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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一面言辞平实，声音清冷；一面好奇心汹涌，感情热烈。她敬畏这个世界，于是想要看见；她想让你也看见，于是她要将它打开。她把做节目和文学联系在一起，她在镜头前开口，她是这个时代的超级女声。
看见柴静
柴静总是说起自己刚做电视的时候，蒙了一年多，找不着感觉。心里急，越急采访时就越咄咄逼人，想一招就要了对方的命。后来做了一期节目，叫《飞跃界限》，干净利落地把对方撂倒了，问题个个都漂亮犀利。有同事夸她，说柴静发展出一种“温柔的尖锐”。她正有些自得，《南方周末》上刘洪波的评论就来了：柴静太冷酷。
那篇评论带来的刺激感很深，像个耳刮子，虽然疼痛可也有醒脑的作用。她意识到自己的求胜心实是出于想要克服内心的怯懦和自卑，可是太急了，矫枉过正。后来柴静常常把采访比做流水，要让水自然地流淌，才能勾勒出事情的原貌，重心偏颇的提问就像水流中突然多出一块石头，改变了它的流向，一切就都变了。
真正让柴静找到做电视节目的感觉，是她第一次去现场采访。那是2003年的3月份，新疆发生了大地震，由于她是前方唯一一个记者，故而被临时委任，要自己做一期《面对面》。从前坐在演播室做采访，柴静会想着数字、概念和100多个问题，可是当她坐着军用飞机到了现场，脚踩在地上，看到一片废墟，所有的那些全部抛诸脑后了。有位老大妈，已经没有了房子，转身抱着柴静，贴在她脸上。那一刻，“新闻”在柴静心里发生了改变，不再是概念和职业，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而她正身在其中。
长天大地之间，一无所知的现场，是种解放。那时柴静找来当地的村支书，做采访对象，唯一知道的信息就是地震中他家里死了5口人。没有任何准备的时间和需要，坐下来就采，顾不上头发是什么样子、脸上是什么表情，对面的那个人连家都没了。村支书讲维语，翻译也是当地人，勉强能够交流，柴静用最简单的句子提问，她先看了看四周，问了第一个问题，“你睡在哪?”他说，“我睡在地上。”“那你睡得着吗?”“睡不着。想我们家的人，想这个村子的人。”
节目做完，回到北京，平时对柴静挺严厉的人，突然间温和了些。同事评论说，柴静的节目终于有人味儿了。人，是所有环节的中心，也是柴静在那之后牢牢抓住的一点。柴静说自己做节目总想看见人，能看见表情、能触碰到的人。当人就在眼前时，坚冰才会消融。
Q：你是否在平时也有聆听别人的欲望?
柴静：经常是我上出租车，把司机聊得不愿意让我走。有次我在百货商店喝茶，有个算命的走过来，要给我算一卦，我说你不用算，你坐下来喝杯茶，然后我就跟那个算命的聊起了他的江湖经历。
如今，开始做《看见》节目之后，柴静的自我反思更加频繁了，每做完一期，她就写一篇博客，用来备忘。她会在节目播出时，坐在沙发上，完整地看一遍，反观自己。有时候，她的朋友陈晓卿喊她去吃夜宵，她坚持要看完自己的节目再去，招来一阵挖苦。柴静喜欢挑错，别人都觉得好的节目，她看了却很伤心，她生怕见到采访对象受到自己的影响，她会在反观时察觉到自己的语气里是否带有评判和防备的意味，她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世界，稍加干扰就失去了真实，她要做的就只有一个动作：打开。
《看见》给了柴静一次不断回想和进步的机会，她在想自己要做什么，新闻和文学的区别在哪。从老舍的一段话中她受到了启发：新闻是以记录千奇百怪为目的的，而文学恰恰相反，是最寻常的事情。柴静要做的正是文学，她马上找到了现实的参照：药家鑫、李阳、艾滋病人……他们统统都是貌似奇特，大家觉得无法理解，是因为没有人进入到他们，没有了解到更多的事实。
最近，她迷上了《安娜·卡列尼娜》，原因是她看了伯林写托尔斯泰的一篇文章，那里边隐隐约约提到了某种她正在经历但未曾明言的东西。在做药家鑫案的时候，她感到思想中有一个根柱已然在摇晃，这就是何谓客观。
以前柴静理解的客观是比较僵硬的，就是不动声色，不要沉浸其中。伯林却说了一种相反的解读——客观恰恰是进入到万事万物，当人进入到此侧和彼侧的对立双方时，反而因为对对方理解的深度的一致，使他们实现了客观的平衡。这是一种必然性，无需感喟也无需叹息，这些事情就嵌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必然要发生。托尔斯泰的伟大就在于他写出了这种必然性，告诉你何事不可避免，何事不可发生，何事无法完成。这才叫客观，这是柴静的追求。
Q：什么样的采访可以算做成功?
柴静：找到他的潜意识。所以这就是文学的重要，文学给你一种预见性，你预见到何事已经发生。你比对方更敏锐地了解他的灵魂，而这只有伟大的作家们能够做到，不过我们做不到也没关系，取其上得乎下也好嘛，如果连这个想法都没有就太可悲了。
Q：你会不会因为进入到一个采访者的情绪太深，走不出来?
柴静：不会。那就不是记者了，记者要进入对方的感受，但不能忘了自己的职责是呈现给他人，让他们也进入这种感受。但有些东西会留在心里面，是非常细小非常轻的，这些会成为一部分人生经验，可能在以后会浮现出来，但这不会成为困扰和折磨，只会让人更广大。
Q：那有没有需要疏解情绪的时候?
柴静：我有郁结的时候我就写出来，写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Q：
为什么不留长发了?
柴静：刚开始是台里要求，后来就觉得短发挺简单的，就尽量朴素一点。最初的时候我戴过一个银镯子，后来有个同事对我说，你不要戴了，如果你对面的采访对象是个正在承受灾难的人，他看到了，内心肯定有变化。所以后来我采访时没有戴过任何首饰，也没有香水。
想着“明天会死”的团队
Q：你说要把每一次采访都当做最后一次。
柴静：作家卡内蒂写过他跟巴比尔的区别，卡内蒂说自己认识人是有目的的，他要区分善恶，他要改造灵魂，但巴比尔什么目的也没有，就是非认识人不可，所以他才能看见。有时候总纳闷，怎么有人会拥有那样的人生，而我们怎么就这么庸常。其实区别就在于他非那样不可，所以他看见的就比你多。
《看见》节目组除了合作多年的范铭，其余都是非常年轻的新人，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都还刚刚起步。团队组建初始，柴静就告诫大家，不要仅仅将做节目视为一种职业，因为人若总想着今天要完成一个活儿，这就已经形成障碍了。她特别看重人们心中那种死磕到底的劲儿，比如我要采访到这个人，我要认识他，就算明天要死了我也要认识他。
每次节目之前，她和团队成员都会谈很久，她要消除一种错觉——节目是围绕着柴静来的。就在采访之前的那个晚上，柴静还给节目组的实习生发了条短信，说一个电视节目是团队里每一个人创造的，这样它才可能丰富和多样，所以这个节目你在做的时候就是你的。柴静的话让团队里的年轻人都松了口气，她还说，一个镜头胜过千言万语，如果这个镜头已经说明问题，那么你们可以不假思索地把我的 采访拿掉。
采访之前，柴静写出的稿子要和编导要来往五六个回合。别人写的稿子，她也一字一句地修改，形容词、副词过多，她会圈出来，注上“要多用动词”。虚夸无用的成分过多，她会圈出来，注上“不要害怕空白，越简短的东西，用耳朵听起来悦耳的东西，才是好的”。这是提点别人也是反补自己。做完一期节目，大家都有所领悟和进展，这就是团队的意义。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们的每期节目都经过了争吵和辩论，当大家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片子才定型，而最终所呈现的样子的确丰满了。
也有人会向她提出尖锐的批评，比如日本留学生刺母事件，有个实习生就同柴静说，你说到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和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时，没有说清晰，高估了观众的知识储备，应该用更通俗的话跟他们说清楚，否则就无法普及。柴静很喜欢这种直率的表达，她立刻接受了批评，并说以后会把稿件事先放到公开邮箱，让大家都去提意见。团队成员之间会写比较长的信，柴静总在反复地提醒大家，采访的两个小时是节目组的命，而做出的节目则是对方的命，对己对人都万万不要轻慢。
Q：把采访当做生命和当做职业的区别是什么?
柴静：我采访一个人通常需要两个半小时，当时做《新闻调查》一期节目20分钟，有时候摄像也会说，采访时间会不会太长，职业的记者不用这么长。后来有一次户外采访，很冷，同事很疲惫，我就有意缩短了时间，45分钟就完成了。审片没有问题，编导没有问题，播出没有问题，但我坐在沙发上回看，羞愧得不行。电视里那个记者在问问题，但她没有把自己的命豁出去。对于采访，这次机会错过了，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柴静的狂喜与平静
柴静经常有狂喜。比如采访的当天，她包里装了本秦晖的书，在路上看的时候就有狂喜，她说书中有柄解剖世界的利刃将她大脑中的某些成见切除了，逻辑带来喜悦，给了她另一个角度。
柴静说，自己生活的轨迹都是困惑和疑问。本想要全部解答，可发现这条路永无穷尽，突然间反倒踏实了，这辈子只要一直往前走就是功德圆满。她永远不变的愿望是想让明天知道的比今天更多。她还经常庆幸自己没有20多岁就夭折，否则就失去了这10年了解世界的乐趣。
未知令她着迷，但她不要猎奇，而是要从中发现创见和灵魂。她去台北，参观故宫博物院，看到王羲之的书法，大家在导游的催促声中都走得很快，人们都在匆忙中赞叹，柴静对此没有太大兴趣，但偶然间她看到一封信，是王羲之写给他朋友的，大意是家人失去之后，内心悲酸。然后感叹道，其实我们这么活着，各有慨欢。柴静一下子觉得自己和这个千百年前的人熟悉了起来，像是能接触到这个人的灵魂。她又看苏轼的《寒食帖》，卷中有些字前后重复了，写错了，苏轼就点了四个点在上面，这让柴静觉得惊喜，因为她看到这个符号化的古人也有一个灵魂转动的过程。
在对现实世界不断的探索和求证中，柴静变得越来越坚定。认识世界和做节目是一样的，在迷雾丛生的素材和元素中找到那条精准的线，使事实清晰起来，一切都暴露在天光之下，就像伯林说的，别拿名词来吓唬我，世界的本来面目很单纯，也很简单。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把王羲之和苏轼从我们身边隔开了。
柴静对现实有着一种敬畏和喜爱，她觉得最美的莫过于真实的，人们只要看见它，挖掘它，然后再如实地讲出来，便足够精彩。真实远比采访中的言辞和技巧更有力量。因此她希望把《看见》做成接近于记录性质的节目，而不依靠交锋和质疑。
Q：工作中，什么时候会让你觉得幸福?
柴静：就是了解到我无法预见的东西。这就是工作和生活的本质，一个叶子它也要努力张开，感受自然。
Q：你见证过那么多苦难，会对世界感到悲观吗?
柴静：不会。我在改善，世界就在改善。没有一个完美新世界，哪都没有。有一年我去纽约，坐在一个很普通的街道上，看着人来来去去，那个愁眉紧锁的胖姑娘在为他的男朋友烦恼；我旁边坐的两个人正在密谋着要把他们老板搞掉；全世界的报社都在为第二天报纸的头条争吵。人类没有什么不同，千百年都是这样，没有生活在别处，也没有明天建成一个新罗马，生活就是当下此刻，此生此地此人。知道这个，心里倒安宁了。
看见柴静
柴静总是说起自己刚做电视的时候，蒙了一年多，找不着感觉。心里急，越急采访时就越咄咄逼人，想一招就要了对方的命。后来做了一期节目，叫《飞跃界限》，干净利落地把对方撂倒了，问题个个都漂亮犀利。有同事夸她，说柴静发展出一种“温柔的尖锐”。她正有些自得，《南方周末》上刘洪波的评论就来了：柴静太冷酷。
那篇评论带来的刺激感很深，像个耳刮子，虽然疼痛可也有醒脑的作用。她意识到自己的求胜心实是出于想要克服内心的怯懦和自卑，可是太急了，矫枉过正。后来柴静常常把采访比做流水，要让水自然地流淌，才能勾勒出事情的原貌，重心偏颇的提问就像水流中突然多出一块石头，改变了它的流向，一切就都变了。
真正让柴静找到做电视节目的感觉，是她第一次去现场采访。那是2003年的3月份，新疆发生了大地震，由于她是前方唯一一个记者，故而被临时委任，要自己做一期《面对面》。从前坐在演播室做采访，柴静会想着数字、概念和100多个问题，可是当她坐着军用飞机到了现场，脚踩在地上，看到一片废墟，所有的那些全部抛诸脑后了。有位老大妈，已经没有了房子，转身抱着柴静，贴在她脸上。那一刻，“新闻”在柴静心里发生了改变，不再是概念和职业，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而她正身在其中。
长天大地之间，一无所知的现场，是种解放。那时柴静找来当地的村支书，做采访对象，唯一知道的信息就是地震中他家里死了5口人。没有任何准备的时间和需要，坐下来就采，顾不上头发是什么样子、脸上是什么表情，对面的那个人连家都没了。村支书讲维语，翻译也是当地人，勉强能够交流，柴静用最简单的句子提问，她先看了看四周，问了第一个问题，“你睡在哪?”他说，“我睡在地上。”“那你睡得着吗?”“睡不着。想我们家的人，想这个村子的人。”
节目做完，回到北京，平时对柴静挺严厉的人，突然间温和了些。同事评论说，柴静的节目终于有人味儿了。人，是所有环节的中心，也是柴静在那之后牢牢抓住的一点。柴静说自己做节目总想看见人，能看见表情、能触碰到的人。当人就在眼前时，坚冰才会消融。
Q：你是否在平时也有聆听别人的欲望?
柴静：经常是我上出租车，把司机聊得不愿意让我走。有次我在百货商店喝茶，有个算命的走过来，要给我算一卦，我说你不用算，你坐下来喝杯茶，然后我就跟那个算命的聊起了他的江湖经历。
如今，开始做《看见》节目之后，柴静的自我反思更加频繁了，每做完一期，她就写一篇博客，用来备忘。她会在节目播出时，坐在沙发上，完整地看一遍，反观自己。有时候，她的朋友陈晓卿喊她去吃夜宵，她坚持要看完自己的节目再去，招来一阵挖苦。柴静喜欢挑错，别人都觉得好的节目，她看了却很伤心，她生怕见到采访对象受到自己的影响，她会在反观时察觉到自己的语气里是否带有评判和防备的意味，她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世界，稍加干扰就失去了真实，她要做的就只有一个动作：打开。
《看见》给了柴静一次不断回想和进步的机会，她在想自己要做什么，新闻和文学的区别在哪。从老舍的一段话中她受到了启发：新闻是以记录千奇百怪为目的的，而文学恰恰相反，是最寻常的事情。柴静要做的正是文学，她马上找到了现实的参照：药家鑫、李阳、艾滋病人……他们统统都是貌似奇特，大家觉得无法理解，是因为没有人进入到他们，没有了解到更多的事实。
最近，她迷上了《安娜·卡列尼娜》，原因是她看了伯林写托尔斯泰的一篇文章，那里边隐隐约约提到了某种她正在经历但未曾明言的东西。在做药家鑫案的时候，她感到思想中有一个根柱已然在摇晃，这就是何谓客观。
以前柴静理解的客观是比较僵硬的，就是不动声色，不要沉浸其中。伯林却说了一种相反的解读——客观恰恰是进入到万事万物，当人进入到此侧和彼侧的对立双方时，反而因为对对方理解的深度的一致，使他们实现了客观的平衡。这是一种必然性，无需感喟也无需叹息，这些事情就嵌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必然要发生。托尔斯泰的伟大就在于他写出了这种必然性，告诉你何事不可避免，何事不可发生，何事无法完成。这才叫客观，这是柴静的追求。
Q：什么样的采访可以算做成功?
柴静：找到他的潜意识。所以这就是文学的重要，文学给你一种预见性，你预见到何事已经发生。你比对方更敏锐地了解他的灵魂，而这只有伟大的作家们能够做到，不过我们做不到也没关系，取其上得乎下也好嘛，如果连这个想法都没有就太可悲了。
Q：你会不会因为进入到一个采访者的情绪太深，走不出来?
柴静：不会。那就不是记者了，记者要进入对方的感受，但不能忘了自己的职责是呈现给他人，让他们也进入这种感受。但有些东西会留在心里面，是非常细小非常轻的，这些会成为一部分人生经验，可能在以后会浮现出来，但这不会成为困扰和折磨，只会让人更广大。
Q：那有没有需要疏解情绪的时候?
柴静：我有郁结的时候我就写出来，写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Q：
为什么不留长发了?
柴静：刚开始是台里要求，后来就觉得短发挺简单的，就尽量朴素一点。最初的时候我戴过一个银镯子，后来有个同事对我说，你不要戴了，如果你对面的采访对象是个正在承受灾难的人，他看到了，内心肯定有变化。所以后来我采访时没有戴过任何首饰，也没有香水。
想着“明天会死”的团队
Q：你说要把每一次采访都当做最后一次。
柴静：作家卡内蒂写过他跟巴比尔的区别，卡内蒂说自己认识人是有目的的，他要区分善恶，他要改造灵魂，但巴比尔什么目的也没有，就是非认识人不可，所以他才能看见。有时候总纳闷，怎么有人会拥有那样的人生，而我们怎么就这么庸常。其实区别就在于他非那样不可，所以他看见的就比你多。
《看见》节目组除了合作多年的范铭，其余都是非常年轻的新人，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都还刚刚起步。团队组建初始，柴静就告诫大家，不要仅仅将做节目视为一种职业，因为人若总想着今天要完成一个活儿，这就已经形成障碍了。她特别看重人们心中那种死磕到底的劲儿，比如我要采访到这个人，我要认识他，就算明天要死了我也要认识他。
每次节目之前，她和团队成员都会谈很久，她要消除一种错觉——节目是围绕着柴静来的。就在采访之前的那个晚上，柴静还给节目组的实习生发了条短信，说一个电视节目是团队里每一个人创造的，这样它才可能丰富和多样，所以这个节目你在做的时候就是你的。柴静的话让团队里的年轻人都松了口气，她还说，一个镜头胜过千言万语，如果这个镜头已经说明问题，那么你们可以不假思索地把我的 采访拿掉。
采访之前，柴静写出的稿子要和编导要来往五六个回合。别人写的稿子，她也一字一句地修改，形容词、副词过多，她会圈出来，注上“要多用动词”。虚夸无用的成分过多，她会圈出来，注上“不要害怕空白，越简短的东西，用耳朵听起来悦耳的东西，才是好的”。这是提点别人也是反补自己。做完一期节目，大家都有所领悟和进展，这就是团队的意义。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们的每期节目都经过了争吵和辩论，当大家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片子才定型，而最终所呈现的样子的确丰满了。
也有人会向她提出尖锐的批评，比如日本留学生刺母事件，有个实习生就同柴静说，你说到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和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时，没有说清晰，高估了观众的知识储备，应该用更通俗的话跟他们说清楚，否则就无法普及。柴静很喜欢这种直率的表达，她立刻接受了批评，并说以后会把稿件事先放到公开邮箱，让大家都去提意见。团队成员之间会写比较长的信，柴静总在反复地提醒大家，采访的两个小时是节目组的命，而做出的节目则是对方的命，对己对人都万万不要轻慢。
Q：把采访当做生命和当做职业的区别是什么?
柴静：我采访一个人通常需要两个半小时，当时做《新闻调查》一期节目20分钟，有时候摄像也会说，采访时间会不会太长，职业的记者不用这么长。后来有一次户外采访，很冷，同事很疲惫，我就有意缩短了时间，45分钟就完成了。审片没有问题，编导没有问题，播出没有问题，但我坐在沙发上回看，羞愧得不行。电视里那个记者在问问题，但她没有把自己的命豁出去。对于采访，这次机会错过了，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柴静的狂喜与平静
柴静经常有狂喜。比如采访的当天，她包里装了本秦晖的书，在路上看的时候就有狂喜，她说书中有柄解剖世界的利刃将她大脑中的某些成见切除了，逻辑带来喜悦，给了她另一个角度。
柴静说，自己生活的轨迹都是困惑和疑问。本想要全部解答，可发现这条路永无穷尽，突然间反倒踏实了，这辈子只要一直往前走就是功德圆满。她永远不变的愿望是想让明天知道的比今天更多。她还经常庆幸自己没有20多岁就夭折，否则就失去了这10年了解世界的乐趣。
未知令她着迷，但她不要猎奇，而是要从中发现创见和灵魂。她去台北，参观故宫博物院，看到王羲之的书法，大家在导游的催促声中都走得很快，人们都在匆忙中赞叹，柴静对此没有太大兴趣，但偶然间她看到一封信，是王羲之写给他朋友的，大意是家人失去之后，内心悲酸。然后感叹道，其实我们这么活着，各有慨欢。柴静一下子觉得自己和这个千百年前的人熟悉了起来，像是能接触到这个人的灵魂。她又看苏轼的《寒食帖》，卷中有些字前后重复了，写错了，苏轼就点了四个点在上面，这让柴静觉得惊喜，因为她看到这个符号化的古人也有一个灵魂转动的过程。
在对现实世界不断的探索和求证中，柴静变得越来越坚定。认识世界和做节目是一样的，在迷雾丛生的素材和元素中找到那条精准的线，使事实清晰起来，一切都暴露在天光之下，就像伯林说的，别拿名词来吓唬我，世界的本来面目很单纯，也很简单。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把王羲之和苏轼从我们身边隔开了。
柴静对现实有着一种敬畏和喜爱，她觉得最美的莫过于真实的，人们只要看见它，挖掘它，然后再如实地讲出来，便足够精彩。真实远比采访中的言辞和技巧更有力量。因此她希望把《看见》做成接近于记录性质的节目，而不依靠交锋和质疑。
Q：工作中，什么时候会让你觉得幸福?
柴静：就是了解到我无法预见的东西。这就是工作和生活的本质，一个叶子它也要努力张开，感受自然。
Q：你见证过那么多苦难，会对世界感到悲观吗?
柴静：不会。我在改善，世界就在改善。没有一个完美新世界，哪都没有。有一年我去纽约，坐在一个很普通的街道上，看着人来来去去，那个愁眉紧锁的胖姑娘在为他的男朋友烦恼；我旁边坐的两个人正在密谋着要把他们老板搞掉；全世界的报社都在为第二天报纸的头条争吵。人类没有什么不同，千百年都是这样，没有生活在别处，也没有明天建成一个新罗马，生活就是当下此刻，此生此地此人。知道这个，心里倒安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