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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成博士指出，由于中国的崛起，“许多美国智库都增加对中国的研究”。布鲁金斯多年前就在华府设立中国中心，中心有7位高级研究员，研究内容涉及到中国经济、政治、能源、环境、思想、外交等。
中国不仅成为研究焦点，甚至成为一些美国智库的主要客户和资金来源。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网站显示，过去，兰德公司在亚洲开展的研究大多由美国客户资助，但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机构委托兰德公司开展研究。例如，天津滨海新区2007年就委托兰德公司进行一项科技前瞻研究，帮助滨海新区制定和实施远景规划。2011年，兰德公司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合约，帮助其制定发展战略，以吸引科学、工程、企业管理等世界一流人才。
预测朝鲜战争 兰德成名
1950年，兰德公司受托研究美军参与朝鲜战争的结果。研究报告得出结论，“如果美国出兵参加朝鲜战争，中国必然参战。”但是，当时联邦政府并未把这个研究报告当回事，依然按计划行事。参战结果被兰德公司不幸而言中。
兰德公司社会科学部前研究员怀丁退休后出版一本书记述研究经过，书名是《中国跨过鸭绿江》。他写道，中国军队打仗是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不是听命于苏联。怀丁列出中国的文宣材料和政府声明去警告美国的误判和沟通失败，指出美国无法阻止中国捍卫边境的决心。
这个成功预测让“兰德研究人员素有良好的传统和口碑”。公司网站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初，兰德研究人员就在中国农村地区进行首批医保试验。此后，兰德人员参与许多中国研究计划，包括调查中国小区卫生服务需求、医保改革和医疗服务偿付水平等课题。兰德公司获得福特基金会的一笔拨款，把兰德公司关于抗灾能力的有关研究扩展到中国。兰德公司研究人员正在和中国农业部门合作，研究改善物流状况。随着中国出现人口老龄化，兰德将深入研究人口变化对区域力量平衡的影响。
中国崛起 桑顿预言
布鲁金斯学会董事长桑顿曾经被邀请去清华大学教书，工资是一美元。桑顿当时就预言，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21世纪将是中国日益强大的世纪。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桑顿当年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美国各个智库都设法扩大影响，发挥政策咨询作用。目前，布鲁金斯学会共有400名工作人员，其中/14是研究员。布鲁金斯的研究方法包括数据分析、民意调查、实地考察、与当事人面谈等。布鲁金斯的影响力通过几个方面达成：
一、前研究人员参与政府工作，可以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二、做出有份量的研究报告。例如，布鲁金斯为联合国和美国国会预算局的成立发挥过重要作用。三、参加各种高阶层的谈话。例如，布鲁金斯研究院帮助准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四、通过媒体发声。在布鲁金斯，只有研究员才能接受媒体访问，撰写文章发表。
布鲁金斯的曝光率在智库中是最高的，每天全球主要报纸、杂志、电视、电台上都有他们的消息。除了大众传媒外，布鲁金斯学会还通过出席听证会、发表演说等方式增加影响力。研究发现，布鲁金斯学会是被美国媒体和政客引用最多的智库。
智库还与各国领袖建立私人关系，以增加影响力。同时，许多政界人士也通过在智库发表演说，把声音释放给外界。
建立人脉 高层重视
卡特中心刘亚伟博士说，卡特中心是一个非政府、非党派和非营利组织。1982年，前总统卡特退休后，就与夫人罗莎琳创办卡特中心，其使命是推进和平、消灭疾病和打造希望。它的研究范围是人权、选举监督、公共健康和传染病根除等。卡特中心共有180个工作人员，分为两个部门：公共卫生部和国际部。中国项目隶属于国际部。
自1998年至2011年间，卡特中心与中国民政部合作近13年，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使其成为海外研究和关注中国的学者最多、研究最广的课题之一。从1998年开始，卡特中心每两年组织中国学者来美观察美国选举和政治治理。卡特中心也连续10年每年组织美国学者和官员去中国观摩基层，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决策机制。
卡特中心的美中关系项目现在主要做三项工作。一、梳理美中之间存在的各种偏见和寻找消除偏见的方法，从而避免误判。二、寻找美中在第三地合作的可能性。目前，中国在非洲很活跃，美国在非洲也有利益，他们设法找到两国在非洲的合作方式。三、举办美中年轻人的中美战略经济模拟对话。参与者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企事业单位的年轻人，让这些年轻人成为朋友。
美国学者 实地研究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北京设有办公室。人在北京的该学会项目主管和驻中国代表侯德维博士称，她于2008年去中国从事研究，至今已经5年了。她刚完成一项在中国进行的环境、健康和发展的研究计划。
她的研究报告发表在《中国季刊》杂志上。她在研究报告中说，中国目前存在三种与环境有关的健康问题：第一是与贫穷相关的环境健康问题，尽管经济改革增加人们的收入和寿命（2007年为73岁）。供暖和做饭燃烧的燃料、较差的卫生条件、机会不均的健康服务，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呼吸道、感染性和细菌性的疾病、营养不良、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特别在中国西部。
第二为与富裕有关的疾病也在增加，包括与久坐、脂肪增加的饮食、多糖、精致食品以及吸烟和饮酒有关的慢性病。有关非传染性的疾病，特别是肺癌、肥胖症、糖尿病也在增加。
第三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关的群体“过渡疾病”，特别是与空气、水、土壤污染有关的健康风险。
财政来源 倾向受限
智库生存需要资金，而各个智库的资金来源不同。维基百科称，有些直接接受政府的资助，而其他的则依靠私人和公司捐款，捐款肯定影响研究所内部的学术自由程度。资金来源和未来客户也限定智库的工作倾向，也代表研究所要影响何人和何事。在美国，有的捐款者要影响国会投票，或者塑造公共舆论，而其他的则要自我定位，或者资助某人寻求未来的公职，而其他人要推动研究和教育领域。
布鲁金斯学会财政来源的85%来自私人捐款，另外15%为基金利润和其他收入。有的外国政府向布鲁金斯学会捐款，如中东国家、丹麦和挪威等，但比例很小。另外，学会还有3亿美元的基金，每年可花4%至5%，主要用于学会的运作。同时，布鲁金斯还有对行政官员的培训。
卡特中心资金主要靠捐款，来源分为企业、个人和基金会。中心还向各国政府申请项目基金。
逾千智库
观点不同
宾州大学2012年发布的环球智库报告显示，全球智库已有6480家，其中1818家为美国智库。这些智库可因思想观点、资金来源、局部重点、潜在客户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美国传统基金会主推保守价值观，而美国进步中心则有更明显的党派目的。另外，有的着重社会和环境议题，有的推崇自由社会经济理论，强调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的理想。
从影响角度说，客户也是各取所需。媒体观察组织“公正准确报导”（FAIR）数据库显示，引用最多的智库是布鲁金斯学院，其后是外交关系协会、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以及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
美国是两党政治。为了避免受到两党政治影响，布鲁金斯采取多种办法保持中立。共和党执掌白宫时，前政府的民主党官员就会进入布鲁金斯，反过来也是一样。每到总统选举，候选人总是挑选布鲁金斯学者担任高级顾问。如果研究院要为总统站台，他们必须宣布脱离布鲁金斯。研究员每年都要撰写保证书，保证不会站在党派立场上从事研究。
中国不仅成为研究焦点，甚至成为一些美国智库的主要客户和资金来源。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网站显示，过去，兰德公司在亚洲开展的研究大多由美国客户资助，但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机构委托兰德公司开展研究。例如，天津滨海新区2007年就委托兰德公司进行一项科技前瞻研究，帮助滨海新区制定和实施远景规划。2011年，兰德公司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合约，帮助其制定发展战略，以吸引科学、工程、企业管理等世界一流人才。
预测朝鲜战争 兰德成名
1950年，兰德公司受托研究美军参与朝鲜战争的结果。研究报告得出结论，“如果美国出兵参加朝鲜战争，中国必然参战。”但是，当时联邦政府并未把这个研究报告当回事，依然按计划行事。参战结果被兰德公司不幸而言中。
兰德公司社会科学部前研究员怀丁退休后出版一本书记述研究经过，书名是《中国跨过鸭绿江》。他写道，中国军队打仗是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不是听命于苏联。怀丁列出中国的文宣材料和政府声明去警告美国的误判和沟通失败，指出美国无法阻止中国捍卫边境的决心。
这个成功预测让“兰德研究人员素有良好的传统和口碑”。公司网站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初，兰德研究人员就在中国农村地区进行首批医保试验。此后，兰德人员参与许多中国研究计划，包括调查中国小区卫生服务需求、医保改革和医疗服务偿付水平等课题。兰德公司获得福特基金会的一笔拨款，把兰德公司关于抗灾能力的有关研究扩展到中国。兰德公司研究人员正在和中国农业部门合作，研究改善物流状况。随着中国出现人口老龄化，兰德将深入研究人口变化对区域力量平衡的影响。
中国崛起 桑顿预言
布鲁金斯学会董事长桑顿曾经被邀请去清华大学教书，工资是一美元。桑顿当时就预言，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21世纪将是中国日益强大的世纪。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桑顿当年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美国各个智库都设法扩大影响，发挥政策咨询作用。目前，布鲁金斯学会共有400名工作人员，其中/14是研究员。布鲁金斯的研究方法包括数据分析、民意调查、实地考察、与当事人面谈等。布鲁金斯的影响力通过几个方面达成：
一、前研究人员参与政府工作，可以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二、做出有份量的研究报告。例如，布鲁金斯为联合国和美国国会预算局的成立发挥过重要作用。三、参加各种高阶层的谈话。例如，布鲁金斯研究院帮助准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四、通过媒体发声。在布鲁金斯，只有研究员才能接受媒体访问，撰写文章发表。
布鲁金斯的曝光率在智库中是最高的，每天全球主要报纸、杂志、电视、电台上都有他们的消息。除了大众传媒外，布鲁金斯学会还通过出席听证会、发表演说等方式增加影响力。研究发现，布鲁金斯学会是被美国媒体和政客引用最多的智库。
智库还与各国领袖建立私人关系，以增加影响力。同时，许多政界人士也通过在智库发表演说，把声音释放给外界。
建立人脉 高层重视
卡特中心刘亚伟博士说，卡特中心是一个非政府、非党派和非营利组织。1982年，前总统卡特退休后，就与夫人罗莎琳创办卡特中心，其使命是推进和平、消灭疾病和打造希望。它的研究范围是人权、选举监督、公共健康和传染病根除等。卡特中心共有180个工作人员，分为两个部门：公共卫生部和国际部。中国项目隶属于国际部。
自1998年至2011年间，卡特中心与中国民政部合作近13年，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使其成为海外研究和关注中国的学者最多、研究最广的课题之一。从1998年开始，卡特中心每两年组织中国学者来美观察美国选举和政治治理。卡特中心也连续10年每年组织美国学者和官员去中国观摩基层，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决策机制。
卡特中心的美中关系项目现在主要做三项工作。一、梳理美中之间存在的各种偏见和寻找消除偏见的方法，从而避免误判。二、寻找美中在第三地合作的可能性。目前，中国在非洲很活跃，美国在非洲也有利益，他们设法找到两国在非洲的合作方式。三、举办美中年轻人的中美战略经济模拟对话。参与者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企事业单位的年轻人，让这些年轻人成为朋友。
美国学者 实地研究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北京设有办公室。人在北京的该学会项目主管和驻中国代表侯德维博士称，她于2008年去中国从事研究，至今已经5年了。她刚完成一项在中国进行的环境、健康和发展的研究计划。
她的研究报告发表在《中国季刊》杂志上。她在研究报告中说，中国目前存在三种与环境有关的健康问题：第一是与贫穷相关的环境健康问题，尽管经济改革增加人们的收入和寿命（2007年为73岁）。供暖和做饭燃烧的燃料、较差的卫生条件、机会不均的健康服务，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呼吸道、感染性和细菌性的疾病、营养不良、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特别在中国西部。
第二为与富裕有关的疾病也在增加，包括与久坐、脂肪增加的饮食、多糖、精致食品以及吸烟和饮酒有关的慢性病。有关非传染性的疾病，特别是肺癌、肥胖症、糖尿病也在增加。
第三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关的群体“过渡疾病”，特别是与空气、水、土壤污染有关的健康风险。
财政来源 倾向受限
智库生存需要资金，而各个智库的资金来源不同。维基百科称，有些直接接受政府的资助，而其他的则依靠私人和公司捐款，捐款肯定影响研究所内部的学术自由程度。资金来源和未来客户也限定智库的工作倾向，也代表研究所要影响何人和何事。在美国，有的捐款者要影响国会投票，或者塑造公共舆论，而其他的则要自我定位，或者资助某人寻求未来的公职，而其他人要推动研究和教育领域。
布鲁金斯学会财政来源的85%来自私人捐款，另外15%为基金利润和其他收入。有的外国政府向布鲁金斯学会捐款，如中东国家、丹麦和挪威等，但比例很小。另外，学会还有3亿美元的基金，每年可花4%至5%，主要用于学会的运作。同时，布鲁金斯还有对行政官员的培训。
卡特中心资金主要靠捐款，来源分为企业、个人和基金会。中心还向各国政府申请项目基金。
逾千智库
观点不同
宾州大学2012年发布的环球智库报告显示，全球智库已有6480家，其中1818家为美国智库。这些智库可因思想观点、资金来源、局部重点、潜在客户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美国传统基金会主推保守价值观，而美国进步中心则有更明显的党派目的。另外，有的着重社会和环境议题，有的推崇自由社会经济理论，强调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的理想。
从影响角度说，客户也是各取所需。媒体观察组织“公正准确报导”（FAIR）数据库显示，引用最多的智库是布鲁金斯学院，其后是外交关系协会、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以及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
美国是两党政治。为了避免受到两党政治影响，布鲁金斯采取多种办法保持中立。共和党执掌白宫时，前政府的民主党官员就会进入布鲁金斯，反过来也是一样。每到总统选举，候选人总是挑选布鲁金斯学者担任高级顾问。如果研究院要为总统站台，他们必须宣布脱离布鲁金斯。研究员每年都要撰写保证书，保证不会站在党派立场上从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