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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尴尬的是，她们希望在学校开展的“预防女童性侵害”，变成了一种冒犯：无论公办学校、教师还是家长，都把这种教育当作洪水猛兽。
“你们做什么不行，非做性”
郭永水很是头疼，没有一所农村公办小学，愿意让他去开展女童防止性侵犯教育。
郭永水是红枫的工作人员，负责“预防女童性侵害”的项目，这个项目需要学生、家长、老师三方参与，美国一家名为“The Vital Voice”的基金会负责出资。
红枫是一家专注于妇女儿童的民间公益组织，“妇女热线”是其最为知名的品牌，由专家志愿者为来电者提供心理咨询。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创始人王行娟发现有个话题数次被求助者提及：农村性侵女童现象。“无论是女童还是成人，都没有预防性侵的意识。”
2010年，王行娟到美国开会，和“The Vital Voice”基金会的负责人聊到了此现象，双方觉得可以做个预防项目。回国后，王行娟写了项目实施报告交给基金会，一年后，2万美金的项目资金到账。
有了经费，找学校却成了件难事，没哪所学校愿意让孩子们学习预防性侵犯。项目负责人郭永水想到了自己的老同学，河北一所公办农村小学的校长。
可同学归同学，一听“性”，校长就担心：“别人还以为我们这里发生了侵害呢，你们做什么不行，非做性。”
项目要开展，只有先妥协。既然对方听到“性”就敏感，那就让它从项目名字里消失。郭永水和同事索性把项目名改成“儿童安全教育”，老同学这才答应他们进学校的门。
终于进入前期准备阶段，红枫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拿捏着尺度，不跨过校方设定的红线。张贴的宣传海报里全然不提“性侵害”。教材原叫《儿童自我保护预防性侵害手册》，可印刷时把“性”字给删除了。
学校老师们更是提前要求：“不能讲生殖器”“PPT里不能出现生殖器的图片”“不能讲得太暴露”，只能接受“点到为止”。
“头发、眼睛、鼻子”
项目工作人员王玲是红枫的心理咨询师志愿者，为了取得家长、老师们的信任，她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讲跟“预防性侵害”并无太大关系的内容：用电用火安全，地震了怎么办。
一个意外扩展了讲课的“尺度”。就在授课时，邻村两个女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了“露阴癖”。附近几个村子一时人心惶惶。王玲马上在课堂上讲授：“这也算性侵害”。
“触摸孩子的隐私部位，暴露自己的生殖器给孩子看，让孩子看黄色照片、黄色录像，性接触就更算了，不直接接触的也算。奸淫幼女算是严重的性侵害。”王玲这样定义“性侵害”。
借着“露阴癖”事件，王玲一步步引出项目的核心内容——预防性侵害。
“你们的孩子现在是安全的，你们会觉得没用。但你们的孩子上初中、高中、大学要离开你们。一定要教她们保护自己，要不然就晚了。”她告诉家长们。
课上，王玲首先要让学生知道哪些是隐私部位。“你们知道哪儿不能碰不能摸吗？”学生的答案让王玲吃了一惊，“头发、眼睛、鼻子”，没有一个人说出隐私部位。
王玲讲的这些内容，家长几乎从未对孩子提过。
“孩子太小，没法讲。”这是家长的普遍心态。“都12岁了还小啊！”王玲显得无奈。
海南万宁校长性侵事件发生后，红枫工作人员发现，即使身在城市，一些流动儿童的家长对孩子性教育的意识也非常淡薄。在家长和学生看来，只要不主动去招惹别人，性侵害是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王玲认为，这种观念恰恰体现了学校在性教育上的缺失，以及家长在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方面消极被动的状态。
“提性侵害就是一种侵害”
海南万宁校长性侵女学生事件发生后，红枫想知道城里的孩子，对预防性侵犯了解多少。
今年5月，红枫联合北京媒体《新京报》发起了“全国儿童性安全知识教育状况调查”，旨在了解目前儿童性安全知识教育的普及情况。
《新京报》原计划安排10个记者参与，每个记者负责在一所学校完成10份学生问卷。
赵函是红枫的志愿者，也是北京某中学的心理咨询老师。看了问卷后，没等询问校方，她就回绝了红枫的工作人员，“我们学校肯定不让做”。几年前，赵函所在学校在区政府的特批下做了一次青春健康项目，里面涉及到一些性知识。“家长意见特别大”，项目一度中止，后经多方协调才重启完成。
作为《新京报》此次参与调查的记者之一，申志民通过关系找到了一所自认为性教育开展得还不错的公立学校，对方接受了调查。
考虑到性侵害这样的话题更适合高年级的学生，校方挑选了六年级1个班的15个女生填写问卷。尽管这所学校领导称，平时已将性教育纳入课堂，但在看到问卷后，还是给这些学生临时开起了10分钟左右的“性教育小灶”。
报道出来后，校方有些生气，认为自己学校的性教育开展得不错，申志民却把“开小灶”的细节写了出来。
其余记者的问卷根本无法进入学校，最后只能通过熟人填写问卷。家长们往往一看问卷内容，就迟疑了。
家长无法接受问卷的尺度，“没法给孩子说。”红枫有个行政人员填写了家长问卷后，坚决反对将学生问卷拿给自己的孩子填，“跟我孩子提‘性侵害’对她就是一种侵害。”
王玲负责此次问卷的编写，无奈之下，她把对小学生的问卷进行修改，删掉了“性侵害”内容，提问方式更委婉隐晦，问题中没有一个“性”字，如：是否有人告诉过你要保护自己的身体。问题也从最初的14个减少到9个。
不过，王玲坚持对中学生使用原问卷，“初中生的意识应该有了，怎么能隐晦呢”。据最终的问卷分析，有多名14岁的中学生认为自己的隐私部位是“头发”“眼睛”“头部”。
这份问卷还漂洋过海地被送到了苏格兰。《新京报》一名记者将问卷送给了旅居爱丁堡的专栏作家潘采夫，她的女儿正在那里读小学。女儿大笔一挥，用了几分钟就完成了问卷。填完后，她还意犹未尽地说：“这也太容易了，我都不屑填。”在那里，关于预防性侵犯的知识，早被编成了歌曲，教给孩子们歌唱。
前不久，王玲接到一个在大连的朋友的电话。朋友回忆说自己的小学体育老师特别帅，常让女同学坐在大腿上，“他就摸啊捏啊”。她当时特别失落，觉得自己长得难看，连老师都不愿意抱抱，“现在才明白那才叫做‘性侵害’。”
“小孩可能还会像我朋友以前那样，觉得校长老师找她多幸福。”王玲有些着急，预防性侵害一定得做下去，等到发生就晚了。
（摘自《中国周刊》）
“你们做什么不行，非做性”
郭永水很是头疼，没有一所农村公办小学，愿意让他去开展女童防止性侵犯教育。
郭永水是红枫的工作人员，负责“预防女童性侵害”的项目，这个项目需要学生、家长、老师三方参与，美国一家名为“The Vital Voice”的基金会负责出资。
红枫是一家专注于妇女儿童的民间公益组织，“妇女热线”是其最为知名的品牌，由专家志愿者为来电者提供心理咨询。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创始人王行娟发现有个话题数次被求助者提及：农村性侵女童现象。“无论是女童还是成人，都没有预防性侵的意识。”
2010年，王行娟到美国开会，和“The Vital Voice”基金会的负责人聊到了此现象，双方觉得可以做个预防项目。回国后，王行娟写了项目实施报告交给基金会，一年后，2万美金的项目资金到账。
有了经费，找学校却成了件难事，没哪所学校愿意让孩子们学习预防性侵犯。项目负责人郭永水想到了自己的老同学，河北一所公办农村小学的校长。
可同学归同学，一听“性”，校长就担心：“别人还以为我们这里发生了侵害呢，你们做什么不行，非做性。”
项目要开展，只有先妥协。既然对方听到“性”就敏感，那就让它从项目名字里消失。郭永水和同事索性把项目名改成“儿童安全教育”，老同学这才答应他们进学校的门。
终于进入前期准备阶段，红枫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拿捏着尺度，不跨过校方设定的红线。张贴的宣传海报里全然不提“性侵害”。教材原叫《儿童自我保护预防性侵害手册》，可印刷时把“性”字给删除了。
学校老师们更是提前要求：“不能讲生殖器”“PPT里不能出现生殖器的图片”“不能讲得太暴露”，只能接受“点到为止”。
“头发、眼睛、鼻子”
项目工作人员王玲是红枫的心理咨询师志愿者，为了取得家长、老师们的信任，她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讲跟“预防性侵害”并无太大关系的内容：用电用火安全，地震了怎么办。
一个意外扩展了讲课的“尺度”。就在授课时，邻村两个女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了“露阴癖”。附近几个村子一时人心惶惶。王玲马上在课堂上讲授：“这也算性侵害”。
“触摸孩子的隐私部位，暴露自己的生殖器给孩子看，让孩子看黄色照片、黄色录像，性接触就更算了，不直接接触的也算。奸淫幼女算是严重的性侵害。”王玲这样定义“性侵害”。
借着“露阴癖”事件，王玲一步步引出项目的核心内容——预防性侵害。
“你们的孩子现在是安全的，你们会觉得没用。但你们的孩子上初中、高中、大学要离开你们。一定要教她们保护自己，要不然就晚了。”她告诉家长们。
课上，王玲首先要让学生知道哪些是隐私部位。“你们知道哪儿不能碰不能摸吗？”学生的答案让王玲吃了一惊，“头发、眼睛、鼻子”，没有一个人说出隐私部位。
王玲讲的这些内容，家长几乎从未对孩子提过。
“孩子太小，没法讲。”这是家长的普遍心态。“都12岁了还小啊！”王玲显得无奈。
海南万宁校长性侵事件发生后，红枫工作人员发现，即使身在城市，一些流动儿童的家长对孩子性教育的意识也非常淡薄。在家长和学生看来，只要不主动去招惹别人，性侵害是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王玲认为，这种观念恰恰体现了学校在性教育上的缺失，以及家长在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方面消极被动的状态。
“提性侵害就是一种侵害”
海南万宁校长性侵女学生事件发生后，红枫想知道城里的孩子，对预防性侵犯了解多少。
今年5月，红枫联合北京媒体《新京报》发起了“全国儿童性安全知识教育状况调查”，旨在了解目前儿童性安全知识教育的普及情况。
《新京报》原计划安排10个记者参与，每个记者负责在一所学校完成10份学生问卷。
赵函是红枫的志愿者，也是北京某中学的心理咨询老师。看了问卷后，没等询问校方，她就回绝了红枫的工作人员，“我们学校肯定不让做”。几年前，赵函所在学校在区政府的特批下做了一次青春健康项目，里面涉及到一些性知识。“家长意见特别大”，项目一度中止，后经多方协调才重启完成。
作为《新京报》此次参与调查的记者之一，申志民通过关系找到了一所自认为性教育开展得还不错的公立学校，对方接受了调查。
考虑到性侵害这样的话题更适合高年级的学生，校方挑选了六年级1个班的15个女生填写问卷。尽管这所学校领导称，平时已将性教育纳入课堂，但在看到问卷后，还是给这些学生临时开起了10分钟左右的“性教育小灶”。
报道出来后，校方有些生气，认为自己学校的性教育开展得不错，申志民却把“开小灶”的细节写了出来。
其余记者的问卷根本无法进入学校，最后只能通过熟人填写问卷。家长们往往一看问卷内容，就迟疑了。
家长无法接受问卷的尺度，“没法给孩子说。”红枫有个行政人员填写了家长问卷后，坚决反对将学生问卷拿给自己的孩子填，“跟我孩子提‘性侵害’对她就是一种侵害。”
王玲负责此次问卷的编写，无奈之下，她把对小学生的问卷进行修改，删掉了“性侵害”内容，提问方式更委婉隐晦，问题中没有一个“性”字，如：是否有人告诉过你要保护自己的身体。问题也从最初的14个减少到9个。
不过，王玲坚持对中学生使用原问卷，“初中生的意识应该有了，怎么能隐晦呢”。据最终的问卷分析，有多名14岁的中学生认为自己的隐私部位是“头发”“眼睛”“头部”。
这份问卷还漂洋过海地被送到了苏格兰。《新京报》一名记者将问卷送给了旅居爱丁堡的专栏作家潘采夫，她的女儿正在那里读小学。女儿大笔一挥，用了几分钟就完成了问卷。填完后，她还意犹未尽地说：“这也太容易了，我都不屑填。”在那里，关于预防性侵犯的知识，早被编成了歌曲，教给孩子们歌唱。
前不久，王玲接到一个在大连的朋友的电话。朋友回忆说自己的小学体育老师特别帅，常让女同学坐在大腿上，“他就摸啊捏啊”。她当时特别失落，觉得自己长得难看，连老师都不愿意抱抱，“现在才明白那才叫做‘性侵害’。”
“小孩可能还会像我朋友以前那样，觉得校长老师找她多幸福。”王玲有些着急，预防性侵害一定得做下去，等到发生就晚了。
（摘自《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