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的《英伦杂感》(《读书》今年第四期)，我仿佛看到千万双眼睛在盯住我们中国的知识界，盯住中华民族的未来。
　　一个社会的发展，对它起作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科学文化的进步状态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而科学文化的进步状态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搞实验、实践、调查、研究、总结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两三百年来更是如此。
　　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并不逊于世界上其他的民族，我们中国人有过“聪明才智开花的时代”。更须拚死力争，闯入新的聪明才智开花的时代。费孝通教授大声疾呼：“我们不能落后，落后了就要被淘汰！”这是一位热爱中华民族的、正直的社会学家的声音，是振撼人心的呼唤。
　　费孝通教授一语中的，从乾嘉盛世以来，我们知识界“形成一股风气”，“书中出书”，直到今天，“要真正做到眼睛从书里边转出来”，还“很不容易”。为什么乾嘉学派以全副精力去搞考据、搞版本呢？他没有提及。可我们也知道一些。乾嘉学派修成了四库全书，整理、充实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宝库，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他们着重于回顾我们民族的过去，不敢正视现实，从而也不敢或无法探索未来。事出有因，并非偶然。
　　达尔文于一八五九年发表了《物种起源》，触犯了横行几个世纪的《物种不变论》，遭到了疯狂的攻击，但他还能够活下来，继续进行他的研究，一八七一年又发表了巨著《人类原始及类择》，到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病终。在达尔文遭到攻击、污蔑、侮辱的时候，有人在支持他，生物学家赫胥黎就曾写信鼓励他：“一切有头脑的人永远感谢你，让那些恶狗去嗥叫吧。”
　　我们又看看，十八、九世纪，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处境又是怎样的呢？一七○二年，戴名世刊行《南山集》，选载南明桂王时事。他研究发表的是过去，是历史，竟以“大逆”罪被杀，牵连数百人。一七二六年，江西正考官查嗣庭命题曰“维民所止”，被认为是“取雍正二字去其首”，“逆天负恩，狱遂起”。乾隆年间，沈归愚有诗咏黑牡丹：“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疾殁后，犹遭戮尸之刑。可见有清一代，知识分子的处境是多么艰难，他们的见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只要稍稍不合“圣上”的口味，他们就活不成，还不算，还要诛九族，牵连戚朋。可以想象，当他们的民族气节还未受到损害，他们的道德观还未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活命的。所以，他们面向过去，面向考据，“书中出书”。
　　“书中出书”的流风余绪必须消除，知识界的进取心要大大发扬。过去的一些情况是有其原因的。一九五七年，有一位三十多岁的知识分子被人批评，说他“谨小慎微”，他后来写诗自嘲，其中有云：“‘谨小慎微’非偶然，阿弥陀佛度华年’”，确确实实有不少人是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情下，送走自己的大好年华的。“四人帮”横行时期我在农村，亲耳听到一位老农的话：“幸亏我家没有读书人！”那是喷气式推进器理论创始人扫厕所、第一流计算机专家给假的“中国计算机专家”充当翻译的年代啊！我们幸运的是，这些已经过去了。
　　一九七八年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提醒我们要牢记一个血的教训：“解放前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和我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证明，落后者是要挨打的。”费孝通教授现在又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告诉我们：“落后了就要被淘汰！”“社会主义的社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定要经过人们去创造。”他的《英伦杂感》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
　　我的读后感该结束了。
　　
　　广东廉江陈庆昌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