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周期、美联储加息与金融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雪松、罗朝阳 本文节选自《财贸经济》2019年第10期

　　基于金融周期和国际金融相关理论，本文阐释了金融周期和美联储加息对金融危机发生概率的影响机制，并采用154个国家1970—2017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和面板Logit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将金融周期和美联储加息两种因素放在影响金融危机的统一框架下进行研究，综合考虑了这两种因素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金融周期顶部和下降期是各类金融危机的频发期；美联储加息也是引发各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基于机制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根据金融周期顶部容易爆发金融危机的特点，为防范金融危机，各经济主体需防范金融周期大幅上升的波动风险。具体来说，在金融周期上升阶段各类市场主体要避免过度加杠杆。过快的加杠杆会使债务率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费雪通缩效应和银行中介机制等放大数倍，加大了金融周期的波幅，随着信贷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作用逐渐减小，金融周期逐步到达顶部区域，之后资产价格开始下跌，导致债务不可持续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第二，鉴于金融周期下降期是各类金融危机的频发期，为防范金融危机，各经济主体需防范金融周期在顶部区域时过快回落的波动风险。具体来说，在金融周期顶部区域各经济主体需要采取总体上稳杠杆、结构性去杠杆策略，要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守住经济增长底线为前提，针对不同的市场主体采取差异化、有针对性地去杠杆策略。
　　第三，美联储加息是引发各类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为防范金融危机，各经济主体要防范美联储加息这一外部冲击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具体来说，各经济体需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时动态监管资本流动，优化内外部融资结构和金融体系，充分、合理利用外资。此外，还需切实发挥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苦练内功，避免金融脱实向虚和资产泡沫化，激发实体经济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四，外债增长过快是发生过债务危机国家的普遍特征，为防范金融危机，各经济主体需保持合理的外债增长率和适度的外汇储备水平，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避免借入大量短期债务用于长期投资，以减小债务期限错配程度。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背景、意义和挑战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 谢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 李汪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靳永爱 本文节选自《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本文使用了2010-2018年财政部项目库中所有已进入准备、采购或者执行阶段的PPP项目数据，归纳了2019-2033年每一年所有地级市政府所需承担的支出责任，并分别以4%、6%和8%的增长率来估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测算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带来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
　　本文发现，由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带来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总体是可控的。当分别以4%、6%和8%的增长率来估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时，超10%“红线”的城市数量分别为20、13和11个，且这些城市大多位于西部地区，且现有已入库项目的财政压力高峰主要集中于2023年以前。
　　因此，只要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权责安排合理，项目管理得当，大多数城市仍然有新发起PPP项目的财政承受能力空间。对于那些超10%“红线”的城市而言，大多数城市在2023年以后也会重新获得新发起PPP项目的可能。
　　由于本文是以地级市为研究单位，没有对市级和县级PPP项目进行细分。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即使一个城市所有PPP项目的政府支出责任加总起来没有超过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0%，也有可能存在市本级或者部分区县的PPP项目的政府支出责任超过了该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0%。因此，若把這一问题分解到市本级财政和区县财政，可能会有更多的地区出现相关风险，且这一情况尤其可能发生于一个城市内部不同区县PPP项目和财力分布不均的城市。

新中国财政与国家治理同频共振的7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 高培勇 本文节选自《经济研究》2019年第10期

　　站在新中国财政70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可以肯定地讲，在国家治理领域充当基础和重要支柱，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已经成为中国财政必须致力于完成的经常性工作和必须聚焦于履行的根本性使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五位一体”改革新时期的历史必然。
　　理由之一：在所有国家治理活动所涉及的政府职能中，只有财政职能可以覆盖所有的政府职能，只有财政职能部门的活动可以牵动所有政府职能部门的活动。它是一项最具综合意义的基本政府职能。
　　理由之二：在所有国家治理体系所涉及的制度安排中，只有财税体制的触角可以伸展至国家治理体系的枝枝蔓蔓。在所有国家治理活动所涉及的制度变革中，只有财税体制的调整能够相伴于国家治理活动的方方面面。它是一项最具基础意义的基本制度安排。
　　理由之三：在所有国家治理事务所涉及的利益关系中，只有财政关系可以承载并牵动公共事务线索上的各方面利益。在所有国家治理活动所涉及的利益关系调整中，只有财政活动能够触碰至所有社会组织和居民个人并连接政府系统内部各部门、各级次。它是一条最具“牛鼻子”意义的基本关系链条。
　　引申一步说，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财政作为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立在有效发挥财税体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基础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是新中国财政的历史逻辑，也是新中国财政的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