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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３日，涪陵区罗云乡森林失火。一支特殊的队伍急驶而来：３２辆摩托车，车上每人身着迷彩服，手提砍刀，面色坚毅果敢，神情沉着镇定。
“部队开来了吗？”群众疑惑着闪出一条道。
“不，我们是大木乡的乡干部！”他们指了指鲜红的臂章回答。
“大木的？真不一般！”群众啧啧赞叹。
凌晨３点，灭火进入决战时刻。大木乡党委书记对自己带来的“参战部队”说：“接上级通知，参加灭火的各乡镇选１０个精干人员组成敢死队，准备接替武警战士上。”话音一落，罗永良、代朝伟、张传林、袁伟……一个跟一个，走到了指定地点，一清人数，竟有１５人。
１５名灭火队员中，有一个精明而帅气的小伙子，他叫舒伟。
舒伟刚到大木乡林业站时，只有１８岁，一脸的稚气。当他兴高采烈地跑到自己的办公室兼寝室时，傻眼了：一张床，床前一张桌，公共厕所里滴漏着没干的雨水。而生活，除了２元一餐的大碗饭，什么都没有，更别去谈工资待遇了。
这个充满着幻想的小伙子，在一夜间就彻底失去了信心。一个傍晚，正在他“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时候，一村民前来找他办事。
“下班了，明天来！”他吐着酒气，没得商量。
“明天？我们农民交农业税把你们养起是让你们耍的吗？”说到钱，舒伟想起每月只能领到２００块钱生活费，一股血气涌上来，伸手就推了那农民一下。
“干部打人了！干部打人了！”农民顺势躺在地上，呼天抢地。
“打人就打人，开除算啦，老子不在乎。”舒伟头一甩，骂骂咧咧走了。
当天晚上，分管党务的李副书记走进舒伟寝室。一张桌子，两根板凳，两人面对面坐着。
“你有哪样想法就说出来。我好歹比你大几岁，算交个朋友，谈谈心。”老李温言细语打开话题。
老李与舒伟说了很多话，老李是夜里几点走的，酒意朦胧的舒伟不知道，但那夜，这个还称得上是大孩子的青年，清楚地感受到一种关怀和温暖。
临走，老李塞给舒伟一张钱，是５０元。“明天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毕竟你动手理亏，争取能得到他的原谅。”
第二天，老李领着舒伟，像父亲牵着闯了祸的孩子，来向村民认错。“我们的干部年轻，没教育好责任在我们，你们要责怪就责怪我们吧，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多多谅解。”
舒伟感觉有股热呼呼的东西从心底往上涌，但他把头扭向了一边。
２００１年，舒伟又打架了，这一架打进了派出所。一个月后，走出拘留室时，他看见了老李。老李捏捏他的手，平淡地说：“没得啥子，一切都过去了，以后好好干。”舒伟想哭，但没哭出来。
大木乡的领导知道，是因为大木的条件太差，让这些年轻人没了信心。女干部杨红哭过，城市孩子齐晓峰的表现则是异常沉默……
然而，事隔８年，大木乡３７个干部，没有一个中途退场，因为，这个集体暖着大家的心。
为让这个班子长志气、有所为，领导班子成员决定带领老百姓从最迫切需要改善的基础设施入手，苦干。２０００年，全体乡干部像支筑路部队全部上工地，３个月，没有休息一天；全程１３公里的路，没有哪一段没有书记、乡长和普通干部铺的石头，撒的汗水。党委书记黎兴平常戴个草帽、穿双胶鞋，抱石头，运沙石，啥都干。区上有领导来了，在工地上到处找：“你们书记黎兴平在哪儿？”一阵轰笑声中，领导面前站起一个满身是泥的“农民”，伸出泥泞的双手……周乡长身体更强壮，抬碎石机、钻炮眼、放炮、抬石头，凡是重活他都抢在前头。副书记、副乡长、党委委员，个个与普通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不仅是一个火热的劳动场面，还是一支和谐的劳动之歌。特别是吃午餐，就是一大甑子饭，一大盆菜。大家或站或蹲，嘻嘻哈哈吃得热闹吃得爽快。
几年来，大木乡干部都形成了集体参战的习惯：硬化入乡公路，新修乡场到林场的公路，平整场镇，安装水管，植树造林……都是干部和农民一起上阵劳动。
舒伟变了，他是农民眼中的“舒同志”，全乡８０％的农民认识了他，就像他熟识全乡８０％的农民一样。２００２年冬，他负责在武陵村实施德援项目，一连在山上呆了整整３个月，整日穿梭在荒凉的冰天雪地里，拖烂了两件军大衣。“如果不是领导的不离不弃，我无法想象我的今天是什么样子。青春丢在大木的山里，值！现在在外面，我说起是大木的干部，别人就会对我刮目相看，心里特自豪！”现已是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的舒伟激情澎湃的样子，再也无法找到当初那个颓唐而倔强的青年的影子。
齐晓峰，当初瘦弱得连１０公斤东西都背不动，现在一次能背八九十斤，修公路时他天天给农民运送爆炸物资。今年７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哭着进乡的杨红，如今当了妇联主席。她说：“大木的变化，让我们很有成就感和自豪感，我们能够在这里找到人生的价值。”
２００４年８月，乡里有了１２万元钱，可以像许多乡镇一样，拥有一辆自己的小车了。
“买小车只方便了领导，而不能方便多数干部。”
“乡辖区面积大，干部没有车，下村做工作步行太耽搁时间。”
研究时，多数领导班子成员不赞成买小车。最后，大木乡的公路上，一夜之间多了３０多辆摩托车。干部们不分男女，现在身着部队送的迷彩服，跨在摩托上，呼啸着来去。
“大木的领导方式不是简单的上级吼下级、上级安排下级，而是上级做给下级看。”区交委派驻的施工监理这样说。
２００３年，大木乡对外主公路分三段承包给三个包工头进行硬化。区上拨了３０万元工程进度资金，被一个包工头领走，另两个包工头就把工程停了摆起。黎书记对责任干部发了平生最大的一次火：“现在工程停起了怎么办？你们自己去弄，自己去找钱来垫起给那两个包工头。”气话归气话，发过火后的黎书记并没有把工作简单甩给责任人，而是转身跑回家，拿来自家的私人存单，去信用社抵押贷款５万元。看见书记都那样做了，乡长，财政所长、其他副职领导，一个个没有二话讲，各自去借钱或贷款。很快，２０万元资金凑齐，硬化工程得以继续。
而今，在大木乡，心齐了，气顺了，劲足了。大家都说：“只要是党委政府安排的，大家二话不说就会去做。”
“部队开来了吗？”群众疑惑着闪出一条道。
“不，我们是大木乡的乡干部！”他们指了指鲜红的臂章回答。
“大木的？真不一般！”群众啧啧赞叹。
凌晨３点，灭火进入决战时刻。大木乡党委书记对自己带来的“参战部队”说：“接上级通知，参加灭火的各乡镇选１０个精干人员组成敢死队，准备接替武警战士上。”话音一落，罗永良、代朝伟、张传林、袁伟……一个跟一个，走到了指定地点，一清人数，竟有１５人。
１５名灭火队员中，有一个精明而帅气的小伙子，他叫舒伟。
舒伟刚到大木乡林业站时，只有１８岁，一脸的稚气。当他兴高采烈地跑到自己的办公室兼寝室时，傻眼了：一张床，床前一张桌，公共厕所里滴漏着没干的雨水。而生活，除了２元一餐的大碗饭，什么都没有，更别去谈工资待遇了。
这个充满着幻想的小伙子，在一夜间就彻底失去了信心。一个傍晚，正在他“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时候，一村民前来找他办事。
“下班了，明天来！”他吐着酒气，没得商量。
“明天？我们农民交农业税把你们养起是让你们耍的吗？”说到钱，舒伟想起每月只能领到２００块钱生活费，一股血气涌上来，伸手就推了那农民一下。
“干部打人了！干部打人了！”农民顺势躺在地上，呼天抢地。
“打人就打人，开除算啦，老子不在乎。”舒伟头一甩，骂骂咧咧走了。
当天晚上，分管党务的李副书记走进舒伟寝室。一张桌子，两根板凳，两人面对面坐着。
“你有哪样想法就说出来。我好歹比你大几岁，算交个朋友，谈谈心。”老李温言细语打开话题。
老李与舒伟说了很多话，老李是夜里几点走的，酒意朦胧的舒伟不知道，但那夜，这个还称得上是大孩子的青年，清楚地感受到一种关怀和温暖。
临走，老李塞给舒伟一张钱，是５０元。“明天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毕竟你动手理亏，争取能得到他的原谅。”
第二天，老李领着舒伟，像父亲牵着闯了祸的孩子，来向村民认错。“我们的干部年轻，没教育好责任在我们，你们要责怪就责怪我们吧，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多多谅解。”
舒伟感觉有股热呼呼的东西从心底往上涌，但他把头扭向了一边。
２００１年，舒伟又打架了，这一架打进了派出所。一个月后，走出拘留室时，他看见了老李。老李捏捏他的手，平淡地说：“没得啥子，一切都过去了，以后好好干。”舒伟想哭，但没哭出来。
大木乡的领导知道，是因为大木的条件太差，让这些年轻人没了信心。女干部杨红哭过，城市孩子齐晓峰的表现则是异常沉默……
然而，事隔８年，大木乡３７个干部，没有一个中途退场，因为，这个集体暖着大家的心。
为让这个班子长志气、有所为，领导班子成员决定带领老百姓从最迫切需要改善的基础设施入手，苦干。２０００年，全体乡干部像支筑路部队全部上工地，３个月，没有休息一天；全程１３公里的路，没有哪一段没有书记、乡长和普通干部铺的石头，撒的汗水。党委书记黎兴平常戴个草帽、穿双胶鞋，抱石头，运沙石，啥都干。区上有领导来了，在工地上到处找：“你们书记黎兴平在哪儿？”一阵轰笑声中，领导面前站起一个满身是泥的“农民”，伸出泥泞的双手……周乡长身体更强壮，抬碎石机、钻炮眼、放炮、抬石头，凡是重活他都抢在前头。副书记、副乡长、党委委员，个个与普通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不仅是一个火热的劳动场面，还是一支和谐的劳动之歌。特别是吃午餐，就是一大甑子饭，一大盆菜。大家或站或蹲，嘻嘻哈哈吃得热闹吃得爽快。
几年来，大木乡干部都形成了集体参战的习惯：硬化入乡公路，新修乡场到林场的公路，平整场镇，安装水管，植树造林……都是干部和农民一起上阵劳动。
舒伟变了，他是农民眼中的“舒同志”，全乡８０％的农民认识了他，就像他熟识全乡８０％的农民一样。２００２年冬，他负责在武陵村实施德援项目，一连在山上呆了整整３个月，整日穿梭在荒凉的冰天雪地里，拖烂了两件军大衣。“如果不是领导的不离不弃，我无法想象我的今天是什么样子。青春丢在大木的山里，值！现在在外面，我说起是大木的干部，别人就会对我刮目相看，心里特自豪！”现已是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的舒伟激情澎湃的样子，再也无法找到当初那个颓唐而倔强的青年的影子。
齐晓峰，当初瘦弱得连１０公斤东西都背不动，现在一次能背八九十斤，修公路时他天天给农民运送爆炸物资。今年７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哭着进乡的杨红，如今当了妇联主席。她说：“大木的变化，让我们很有成就感和自豪感，我们能够在这里找到人生的价值。”
２００４年８月，乡里有了１２万元钱，可以像许多乡镇一样，拥有一辆自己的小车了。
“买小车只方便了领导，而不能方便多数干部。”
“乡辖区面积大，干部没有车，下村做工作步行太耽搁时间。”
研究时，多数领导班子成员不赞成买小车。最后，大木乡的公路上，一夜之间多了３０多辆摩托车。干部们不分男女，现在身着部队送的迷彩服，跨在摩托上，呼啸着来去。
“大木的领导方式不是简单的上级吼下级、上级安排下级，而是上级做给下级看。”区交委派驻的施工监理这样说。
２００３年，大木乡对外主公路分三段承包给三个包工头进行硬化。区上拨了３０万元工程进度资金，被一个包工头领走，另两个包工头就把工程停了摆起。黎书记对责任干部发了平生最大的一次火：“现在工程停起了怎么办？你们自己去弄，自己去找钱来垫起给那两个包工头。”气话归气话，发过火后的黎书记并没有把工作简单甩给责任人，而是转身跑回家，拿来自家的私人存单，去信用社抵押贷款５万元。看见书记都那样做了，乡长，财政所长、其他副职领导，一个个没有二话讲，各自去借钱或贷款。很快，２０万元资金凑齐，硬化工程得以继续。
而今，在大木乡，心齐了，气顺了，劲足了。大家都说：“只要是党委政府安排的，大家二话不说就会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