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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地农村纷纷建立公共食堂，几亿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公共食堂既限制了农民的吃饭自由，又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后一段时间，公共食堂却被当做“共产主义幼芽”而倍受赞扬，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当做“社会主义阵地”而继续维持。朱德通过深入的农村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的许多弊端，庐山会议前就力主解散公共食堂，成为党内较早提出解散公共食堂的领导人。在1961年春的全党大调查中，他又专门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农民要求解散公共食堂的强烈愿望，为公共食堂的最终解散起了重要作用。
办公共食堂“不要强迫命令”
1958年夏，“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部分农村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曾自发地建立了一些公共食堂。这一所谓“新生事物”刚出现，就被上升到进一步解放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措施而被大加提倡。这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于是，公共食堂作为建立人民公社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实现了公共食堂化。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共办公共食堂265万个。至1958年底，全国的公共食堂达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客观地讲，当时发动“大跃进”和建立人民公社，目的是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所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启动后，不但党的领导人热情很高，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运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开始时，朱德的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他多次讲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意义。
但是，朱德在经过调查研究后，逐渐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不少问题。当时，人民公社被定性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因而许多人都认为这种过渡的时间越短越好，产生了急于实现“两个过渡”的思想（即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不切实际地提出许多“大办”的口号，如“大办工业”、“大办交通”等等。因为不具备各种“大办”的条件，致使瞎指挥风、浮夸风和“共产风”十分盛行。针对这种情况，1958年11月4日，朱德在视察天津大沽化工厂时表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强迫命令，能办到的就办到，一时办不到的可以慢慢来。快或慢要从具体情况出发。12月17日，他在听取河南省负责同志汇报工作后又表示：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实现共产主义了呢？条件尚不具备时，太急了，也是不行的。公社化的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忙。有的人总想走的越快越好，但事物的发展都有个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
1958年10月起，毛泽东也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子不少，相当多的干部头脑中有一大堆的糊涂思想。在他的主持下，党中央从1958年11月至1959年6月庐山会议前，先后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开始局部纠“左”。根据这些会议的精神，朱德花了许多精力参与纠“左”工作。
1959年2月，朱德前往广东视察。2月17日，他在同江门地委负责人谈话时说：“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长期这样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这时，公共食堂办的时间还不是很长，许多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而此前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仍明确规定“要办好公共食堂”，因而朱德并没有对公共食堂的利弊作过多的评价，但对公共食堂能不能办下去、有没有必要办下去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也由此开始格外关注公共食堂问题。
1958秋冬因全民大炼钢铁农村劳动力短缺，大量成熟了的庄稼未及时收回，加之这一年各地大放高产“卫星”造成农业获得特大丰收的假象，国家加大了对粮食的征购，致使农村留粮大为减少，而公共食堂建立之初，片面鼓吹“吃饭不要钱”，甚至提倡“敞开肚皮吃饭”，导致粮食浪费严重。到1959年春，农村粮食紧张的问题日渐凸现。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强烈要求解散公共食堂。针对公共食堂出现的各种问题，党中央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调整人民公社有关政策的同时，对公共食堂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提出“争取巩固，坚持自愿，积极办好”的方针。1959年5月2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要求通过夏收分配，认真整顿公共食堂，规定：“公共食堂必须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既要使参加公共食堂的社员真正自愿，又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把食堂一风吹散。”虽说对于办公共食堂要坚持社员自愿参加的原则，但由于有“积极办好”这个大前提，因而不少地方明知群众对食堂意见很大甚至食堂勉强维持都很困难，也不敢解散食堂。而这时，朱德一再强调公共食堂一定要坚持自愿原则，而不可强迫命令。
1959年6月10日，朱德在听取旅大市委负责人汇报时说：“在农村，粮食要分到各家各户，愿意在农村公共食堂吃饭的，就入食堂；不愿意的，就在家吃。不要强迫命令。要鼓励农民建立家务，修房子，搞家具，这样人心就稳定下来了。家庭巩固了，有饭吃，有衣穿，就可以更好地向前进。”几天后，他在听取吉林省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10年、20年不变。
6月20日，朱德与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其中说：“在当前群众生活中，食堂问题是一件大事。”“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参加常年食堂，原因是：（一）东北冬季时间长，各家都需要烧坑取暖，如果食堂和家里立两炉火，浪费很多煤火；（二）食堂设备条件差，不能做到家里那样饭热坑暖；（三）自留地分下去后，在家里做饭可与饲养家畜家禽结合起来；（四）群众感到食堂吃饭，来人待客、婚丧嫁娶有诸多不便。”他们建议：“在今年的夏收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重新集中粮食。”在这里，虽然朱德等人没有明确表示要解散公共食堂，但对于公共食堂的否定态度已是很明朗了。
公共食堂“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
为了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党中央决定于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乘专列去庐山的途中，于6月22日在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及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在谈话中，毛泽东对河南省委领导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又说：“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农村公共食堂不但极为关注，而且希望公共食堂能够坚持下来。
朱德参加了这次庐山会议，在会上发言中讲得最多是公共食堂问题。7月6日，他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农民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办公共食堂，对生活有利，但消费吃亏。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样愿意共产吗？食堂自负盈亏，公家总吃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
7月9日，朱德在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谈话时说：“去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现在应退回去，首先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可以允许公社社员搞些副业。”“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有些担心。当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过了两天，他又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省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私有制，实际上是对公有制的补充，保留一点私有制把家庭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才会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来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朱德是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
当年在办公共食堂问题上，河南是比较积极的省份。1959年6月30日，河南省委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河南办公共食堂，已有了一年多的历史，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了深刻影响。公共食堂具有解放劳动力、适合公社化后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等八大优点。河南省委认为，要办好食堂，必须将中央关于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交给群众讨论，让他们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教育干部和社员认识大集体与小自由的关系，改善食堂的经营管理，继续加强对食堂的领导。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重视，7月10日，他作出批示，将河南省委的这份报告印发给庐山会议与会人员，希望各地参考和借鉴河南巩固公共食堂的经验。
为了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特别是公共食堂的问题，7月16日，朱德特地将吴芝圃找来谈话。吴芝圃汇报说，河南现在只有5％的人不愿吃食堂，大多数人仍然愿意吃食堂，这是历史形成的。朱德听后说：“参加农村食堂，还是要实行自愿的原则。想回家吃饭的也要允许，对他们不要歧视，不要戴帽子。”他又说，即使食堂都垮了，也并不影响公社的巩固。人们不向公社要吃要穿，公社反而会巩固下来。如果去年不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得吃。公共食堂建立时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朱德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了河南勉强将农民留在公共食堂的做法。
7月23日是庐山会议由纠“左”到反右的转折点。这天上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开始对彭德怀进行批判。在讲话中，毛泽东专门讲到公共食堂问题，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他说，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二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毛泽东认为，食堂不但节约劳力，还节省粮食，包括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里吃得好。如果没有后一条，食堂就不能持久。他还对朱德说：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朱德一再主张解散公共食堂是有所不满的。
尽管如此，朱德在当天的庐山会议第一小组发言中，仍然表示：“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7月25日，他在同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新疆区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谈话时又说：“农村的公共食堂，要坚持自愿加入的原则，生活的好坏由个人自己负责。恐怕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愿意在家吃饭，这才适合目前我国生活水平较低的条件。”7月29日，朱德在同陈正人谈话时也说：“把粮食分到户，吃食堂问题就可以避免强迫。”可见，他对公共食堂的否定态度并没有改变。
由于在庐山会议前朱德对农业问题特别是对公共食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且在庐山会议上明确表示不赞成办公共食堂，加之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朱德仍肯定彭德怀信的积极一面和优良作风，肯定彭的检讨“态度是好的”，因而被认为对彭的批判“未抓到痒处”。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朱德也被视为右倾而遭到错误批判，并不得不做了“检讨”。不久，朱德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变成了军委常委，他的“检讨”也被作为党内文件下发。
再次反映农民呼声，促成公共食堂的解散
庐山会议之后，一度被有所纠正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且较之1958年有过之无不及。公共食堂也被当做“社会主义阵地”而大力加以维护。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其中说：1958年中国出了许多新鲜事情，公共食堂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就是其中的一桩。在人民公社化前后，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公共食堂，受到几亿农民的热烈赞扬。可是新生事物总是在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农村公共食堂也不例外。社论表示：“公共食堂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有党和人民的爱护和支持，它绝不是一阵风吹起来的，也不是一阵风吹得散的。个别的暂时被吹掉了，迟早也总是要吹回来。”由于庐山会议后开展全党范围的反右倾，不赞成办公共食堂被视为右倾的重要表现，这样一来，公共食堂果真“吹”回来了。至1959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
然而，进入1960年后，我国经济遭受了比1959年更严重的困难，特别是农村的形势极为严峻。由于自然灾害频繁，更由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再度盛行，导致1960年粮食产量再次大幅度下降，而国家为保证城镇居民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不得不在农村实行高征购，以致农民的留粮难以保证其最低生存需要，而农民又被捆绑在公共食堂吃着名副其实的“大锅饭”，生活异常艰难。为此，以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为标志，开始了农村政策的调整。1961年3月，党中央又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强调要坚决刹住“共产风”，缩小社队规模，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随后，党中央又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各级干部带着“农业六十条”，深入农村了解党的农村政策贯彻情况，听取农民对“农业六十条”的修改意见，以进一步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
朱德虽因主张解散公共食堂而遭到错误批判，但他并没有由此放弃对这个问题的关注。1960年3月，朱德回到家乡四川仪陇县时，坚持在公共食堂吃饭，对食堂的真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61年“农业六十条”草案出台后，朱德积极响应中央开展调查研究的号召，不顾已是75岁的高龄，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四省视察，公共食堂问题再次成为他此次调查的重点。回到北京后，他于5月9日致信毛泽东说：“就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情况说来，那里（指四川——引者）的群众吃饭也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对人力物力浪费不少。一到西安，陕西省委对食堂的反映就十分强烈了。据他们汇报，多数群众愿意回家自己做饭，少数群众愿意留在食堂吃饭。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 社员吃不够标准；2. 浪费劳动力；3. 浪费时间；4. 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 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朱德在信中还说，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即整苦了之意）：（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事人员把鬼日砸了。朱德在信中还告诉毛泽东：河南荥阳县贾峪公社大滩生产队食堂是一个模范食堂，得到过县委的锦旗，可是全队36户中，除两户五保户和两户单身汉愿在食堂吃饭外，其余32户都要求回家吃饭。禹县干部反映，在食堂问题上，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食堂办不好，生产受影响；领导还叫干，群众有意见。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吃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即下降了40%到50%。
与此同时，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相继组织了大批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刘少奇、周恩来等也亲自到湖南、河北农村调查。这样，全党上下对公共食堂的诸多弊端有了深切体会，对广大农民解散公共食堂的强烈愿望有了真切感受。1961年5月至6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随着这个文件的贯彻，全国农村勉强维持三年之久的公共食堂按照农民的意愿相继解散。
朱德之所以能较早发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且对此明确持否定态度，是与他了解农村、了解农民分不开的。在庐山会议期间同吴芝圃谈话时，朱德就说过：“要认研究一下农民的心理，要向农民讲清楚，并让其讨论，否则没有人敢讲话。”朱德本人是了解农民心理的。他在庐山会议中南小组的发言中说：“去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点。”朱德认为，既然农民具有劳动者和私有者双重身份，制定有关政策的时候，就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考虑农民的部分所有制问题。1959年5月20日，他在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指出：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相结合的问题。不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农民就没有积极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否则，农民总要向外跑，不安定。同年6月1日，他在听取抚顺市委负责人工作汇报时说：去年副食品一度紧张，主要原因是在所有制问题上搞混了，违反了生活资料个人所有的原则。实践证明，如果生活资料不归私有，群众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朱德了解农民，不仅是因为他出身农民，更重要的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从事农村调查。1958年至1961年这几年，除了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和完成出访任务外，朱德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各地视察和调研中度过的，因而他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懂得农民的心思，也就知道农民在想什么、盼什么，并由此反映农民的愿望，为农民代言。
（责任编辑 谢文雄）
办公共食堂“不要强迫命令”
1958年夏，“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部分农村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曾自发地建立了一些公共食堂。这一所谓“新生事物”刚出现，就被上升到进一步解放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措施而被大加提倡。这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于是，公共食堂作为建立人民公社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实现了公共食堂化。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共办公共食堂265万个。至1958年底，全国的公共食堂达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客观地讲，当时发动“大跃进”和建立人民公社，目的是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所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启动后，不但党的领导人热情很高，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运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开始时，朱德的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他多次讲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意义。
但是，朱德在经过调查研究后，逐渐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不少问题。当时，人民公社被定性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因而许多人都认为这种过渡的时间越短越好，产生了急于实现“两个过渡”的思想（即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不切实际地提出许多“大办”的口号，如“大办工业”、“大办交通”等等。因为不具备各种“大办”的条件，致使瞎指挥风、浮夸风和“共产风”十分盛行。针对这种情况，1958年11月4日，朱德在视察天津大沽化工厂时表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强迫命令，能办到的就办到，一时办不到的可以慢慢来。快或慢要从具体情况出发。12月17日，他在听取河南省负责同志汇报工作后又表示：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实现共产主义了呢？条件尚不具备时，太急了，也是不行的。公社化的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忙。有的人总想走的越快越好，但事物的发展都有个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
1958年10月起，毛泽东也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子不少，相当多的干部头脑中有一大堆的糊涂思想。在他的主持下，党中央从1958年11月至1959年6月庐山会议前，先后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开始局部纠“左”。根据这些会议的精神，朱德花了许多精力参与纠“左”工作。
1959年2月，朱德前往广东视察。2月17日，他在同江门地委负责人谈话时说：“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长期这样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这时，公共食堂办的时间还不是很长，许多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而此前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仍明确规定“要办好公共食堂”，因而朱德并没有对公共食堂的利弊作过多的评价，但对公共食堂能不能办下去、有没有必要办下去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也由此开始格外关注公共食堂问题。
1958秋冬因全民大炼钢铁农村劳动力短缺，大量成熟了的庄稼未及时收回，加之这一年各地大放高产“卫星”造成农业获得特大丰收的假象，国家加大了对粮食的征购，致使农村留粮大为减少，而公共食堂建立之初，片面鼓吹“吃饭不要钱”，甚至提倡“敞开肚皮吃饭”，导致粮食浪费严重。到1959年春，农村粮食紧张的问题日渐凸现。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强烈要求解散公共食堂。针对公共食堂出现的各种问题，党中央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调整人民公社有关政策的同时，对公共食堂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提出“争取巩固，坚持自愿，积极办好”的方针。1959年5月2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要求通过夏收分配，认真整顿公共食堂，规定：“公共食堂必须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既要使参加公共食堂的社员真正自愿，又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把食堂一风吹散。”虽说对于办公共食堂要坚持社员自愿参加的原则，但由于有“积极办好”这个大前提，因而不少地方明知群众对食堂意见很大甚至食堂勉强维持都很困难，也不敢解散食堂。而这时，朱德一再强调公共食堂一定要坚持自愿原则，而不可强迫命令。
1959年6月10日，朱德在听取旅大市委负责人汇报时说：“在农村，粮食要分到各家各户，愿意在农村公共食堂吃饭的，就入食堂；不愿意的，就在家吃。不要强迫命令。要鼓励农民建立家务，修房子，搞家具，这样人心就稳定下来了。家庭巩固了，有饭吃，有衣穿，就可以更好地向前进。”几天后，他在听取吉林省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10年、20年不变。
6月20日，朱德与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其中说：“在当前群众生活中，食堂问题是一件大事。”“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参加常年食堂，原因是：（一）东北冬季时间长，各家都需要烧坑取暖，如果食堂和家里立两炉火，浪费很多煤火；（二）食堂设备条件差，不能做到家里那样饭热坑暖；（三）自留地分下去后，在家里做饭可与饲养家畜家禽结合起来；（四）群众感到食堂吃饭，来人待客、婚丧嫁娶有诸多不便。”他们建议：“在今年的夏收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重新集中粮食。”在这里，虽然朱德等人没有明确表示要解散公共食堂，但对于公共食堂的否定态度已是很明朗了。
公共食堂“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
为了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党中央决定于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乘专列去庐山的途中，于6月22日在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及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在谈话中，毛泽东对河南省委领导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又说：“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农村公共食堂不但极为关注，而且希望公共食堂能够坚持下来。
朱德参加了这次庐山会议，在会上发言中讲得最多是公共食堂问题。7月6日，他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农民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办公共食堂，对生活有利，但消费吃亏。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样愿意共产吗？食堂自负盈亏，公家总吃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
7月9日，朱德在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谈话时说：“去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现在应退回去，首先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可以允许公社社员搞些副业。”“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有些担心。当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过了两天，他又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省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私有制，实际上是对公有制的补充，保留一点私有制把家庭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才会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来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朱德是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
当年在办公共食堂问题上，河南是比较积极的省份。1959年6月30日，河南省委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河南办公共食堂，已有了一年多的历史，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了深刻影响。公共食堂具有解放劳动力、适合公社化后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等八大优点。河南省委认为，要办好食堂，必须将中央关于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交给群众讨论，让他们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教育干部和社员认识大集体与小自由的关系，改善食堂的经营管理，继续加强对食堂的领导。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重视，7月10日，他作出批示，将河南省委的这份报告印发给庐山会议与会人员，希望各地参考和借鉴河南巩固公共食堂的经验。
为了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特别是公共食堂的问题，7月16日，朱德特地将吴芝圃找来谈话。吴芝圃汇报说，河南现在只有5％的人不愿吃食堂，大多数人仍然愿意吃食堂，这是历史形成的。朱德听后说：“参加农村食堂，还是要实行自愿的原则。想回家吃饭的也要允许，对他们不要歧视，不要戴帽子。”他又说，即使食堂都垮了，也并不影响公社的巩固。人们不向公社要吃要穿，公社反而会巩固下来。如果去年不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得吃。公共食堂建立时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朱德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了河南勉强将农民留在公共食堂的做法。
7月23日是庐山会议由纠“左”到反右的转折点。这天上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开始对彭德怀进行批判。在讲话中，毛泽东专门讲到公共食堂问题，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他说，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二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毛泽东认为，食堂不但节约劳力，还节省粮食，包括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里吃得好。如果没有后一条，食堂就不能持久。他还对朱德说：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朱德一再主张解散公共食堂是有所不满的。
尽管如此，朱德在当天的庐山会议第一小组发言中，仍然表示：“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7月25日，他在同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新疆区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谈话时又说：“农村的公共食堂，要坚持自愿加入的原则，生活的好坏由个人自己负责。恐怕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愿意在家吃饭，这才适合目前我国生活水平较低的条件。”7月29日，朱德在同陈正人谈话时也说：“把粮食分到户，吃食堂问题就可以避免强迫。”可见，他对公共食堂的否定态度并没有改变。
由于在庐山会议前朱德对农业问题特别是对公共食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且在庐山会议上明确表示不赞成办公共食堂，加之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朱德仍肯定彭德怀信的积极一面和优良作风，肯定彭的检讨“态度是好的”，因而被认为对彭的批判“未抓到痒处”。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朱德也被视为右倾而遭到错误批判，并不得不做了“检讨”。不久，朱德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变成了军委常委，他的“检讨”也被作为党内文件下发。
再次反映农民呼声，促成公共食堂的解散
庐山会议之后，一度被有所纠正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且较之1958年有过之无不及。公共食堂也被当做“社会主义阵地”而大力加以维护。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其中说：1958年中国出了许多新鲜事情，公共食堂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就是其中的一桩。在人民公社化前后，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公共食堂，受到几亿农民的热烈赞扬。可是新生事物总是在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农村公共食堂也不例外。社论表示：“公共食堂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有党和人民的爱护和支持，它绝不是一阵风吹起来的，也不是一阵风吹得散的。个别的暂时被吹掉了，迟早也总是要吹回来。”由于庐山会议后开展全党范围的反右倾，不赞成办公共食堂被视为右倾的重要表现，这样一来，公共食堂果真“吹”回来了。至1959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
然而，进入1960年后，我国经济遭受了比1959年更严重的困难，特别是农村的形势极为严峻。由于自然灾害频繁，更由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再度盛行，导致1960年粮食产量再次大幅度下降，而国家为保证城镇居民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不得不在农村实行高征购，以致农民的留粮难以保证其最低生存需要，而农民又被捆绑在公共食堂吃着名副其实的“大锅饭”，生活异常艰难。为此，以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为标志，开始了农村政策的调整。1961年3月，党中央又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强调要坚决刹住“共产风”，缩小社队规模，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随后，党中央又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各级干部带着“农业六十条”，深入农村了解党的农村政策贯彻情况，听取农民对“农业六十条”的修改意见，以进一步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
朱德虽因主张解散公共食堂而遭到错误批判，但他并没有由此放弃对这个问题的关注。1960年3月，朱德回到家乡四川仪陇县时，坚持在公共食堂吃饭，对食堂的真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61年“农业六十条”草案出台后，朱德积极响应中央开展调查研究的号召，不顾已是75岁的高龄，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四省视察，公共食堂问题再次成为他此次调查的重点。回到北京后，他于5月9日致信毛泽东说：“就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情况说来，那里（指四川——引者）的群众吃饭也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对人力物力浪费不少。一到西安，陕西省委对食堂的反映就十分强烈了。据他们汇报，多数群众愿意回家自己做饭，少数群众愿意留在食堂吃饭。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 社员吃不够标准；2. 浪费劳动力；3. 浪费时间；4. 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 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朱德在信中还说，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即整苦了之意）：（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事人员把鬼日砸了。朱德在信中还告诉毛泽东：河南荥阳县贾峪公社大滩生产队食堂是一个模范食堂，得到过县委的锦旗，可是全队36户中，除两户五保户和两户单身汉愿在食堂吃饭外，其余32户都要求回家吃饭。禹县干部反映，在食堂问题上，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食堂办不好，生产受影响；领导还叫干，群众有意见。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吃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即下降了40%到50%。
与此同时，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相继组织了大批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刘少奇、周恩来等也亲自到湖南、河北农村调查。这样，全党上下对公共食堂的诸多弊端有了深切体会，对广大农民解散公共食堂的强烈愿望有了真切感受。1961年5月至6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随着这个文件的贯彻，全国农村勉强维持三年之久的公共食堂按照农民的意愿相继解散。
朱德之所以能较早发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且对此明确持否定态度，是与他了解农村、了解农民分不开的。在庐山会议期间同吴芝圃谈话时，朱德就说过：“要认研究一下农民的心理，要向农民讲清楚，并让其讨论，否则没有人敢讲话。”朱德本人是了解农民心理的。他在庐山会议中南小组的发言中说：“去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点。”朱德认为，既然农民具有劳动者和私有者双重身份，制定有关政策的时候，就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考虑农民的部分所有制问题。1959年5月20日，他在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指出：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相结合的问题。不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农民就没有积极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否则，农民总要向外跑，不安定。同年6月1日，他在听取抚顺市委负责人工作汇报时说：去年副食品一度紧张，主要原因是在所有制问题上搞混了，违反了生活资料个人所有的原则。实践证明，如果生活资料不归私有，群众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朱德了解农民，不仅是因为他出身农民，更重要的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从事农村调查。1958年至1961年这几年，除了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和完成出访任务外，朱德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各地视察和调研中度过的，因而他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懂得农民的心思，也就知道农民在想什么、盼什么，并由此反映农民的愿望，为农民代言。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