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在匈牙利报纸和杂志出现的名流中，有一个人的频繁露面可能难以让外人所理解。这是一个一直以诞生很多（从人口比例上来说）诺贝尔奖得主和奥运会奖牌得主而自豪的国家，但这个人出现在该国媒体时，一般都是被冠以一个“奇怪”的前缀——总理的牙医。
　　牙医贝拉·巴托尔菲（Bela Batorfi）的成名可以追溯到2010年，保守主义的青民盟（Fidesz）在那年的国会选举中大胜，结束了社会党八年的执政。当年41岁的巴托尔菲在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高档社区的生意则愈发蒸蒸日上，他的客人多是匈牙利举足轻重的政客，当然最重要的客人是这个国家的新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an），巴托尔菲担任其牙医快有20年了。
　　欧尔班上台后任命了青民盟的忠实党员担任央行行长和首席检察官——而这两个职位过去一直都避免政党政治的染指。“‘到处都是欧尔班的人’将会是布达佩斯政坛的常数。”《经济学人》当时如此“哀叹”道。而作为第一家庭的“御用”牙医，巴托尔菲也受益良多。
　　巴托尔菲是口腔外科专家，同时也被视作匈牙利近年来意外崛起的一大产业的门面。根据英国记者大卫·汉考克在其著作《医疗旅行全集》中的说法，从2000年到2008年，匈牙利的人均牙医拥有量上升了56%，人均牙医数量居世界首位。“自匈牙利（2004年）加入欧盟以来，欧盟国家民众的笑容更多了，因为匈牙利的牙医医疗价格实在太便宜了，尤其对于其临近的奥地利和德国来说。”汉考克写道。
　　在欧尔班当选总理之前，医疗旅游就已经受到匈牙利政府关注，并试图将其打造成振兴经济的一个法宝。这个构想本身也挺有趣的：这个没有什么优质自然风光、前人也没有为后人保存好一些“破旧石头建筑”的国家，正打算靠牙医来吸引游客。

把诊所开到伦敦

　　巴托尔菲的幸运之处在于多年前一个年轻的国会议员坐上了他的牙科手术椅，后来这名议员一路当上了总理。不过他初次进入医疗旅游行业却是因为一个来自外国的病人偶然的建议——当时“医疗旅游”这个词还没在匈牙利流行。巴托尔菲称，在2000年，一个生活在英国的匈牙利人跟他说：“如果你能说服英国人来使用你这‘价廉物美’的服务，还愁没有新商机吗？”

　　巴托尔菲听取了这个建议，他申请了在英国的执业资格证，并在伦敦开设了诊所。令他吃惊的是，真的有不少患者开始上门，这些都是“冒险型”的客户，他们都是冲着低价来的——即便加上来伦敦的路费，来巴托尔菲诊所看病的钱还不到在布里斯托尔或贝尔法斯特的一半。“刚开始，英国的专业人士绝不会建议患者去匈牙利牙医那儿看病。”巴托尔菲说道。
　　巴托尔菲慢慢意识到，人们出国医疗一般是针对本身较复杂昂贵的服务，出国就医可以省一大笔钱。因此巴托尔菲又读了种植学的硕士学位，种植学涵盖了口腔外科中最复杂的一些技术。回到布达佩斯，他给各种牙科服务设置了英镑价格，为外国客人提供机场免费接机服务，同时还在伦敦的媒体买版面。“35000名病人的满意是他工作能力和经验的最佳证明。巴托尔菲医生总是那么真诚，他愿将所有的知识和经验无私地与您分享。”巴托尔菲在《泰晤士报》上的广告中写道。
　　巴托尔菲的顾问拉斯洛·苏奇（Laszlo Szucs）说，巴托尔菲在大概十年前花了20万美元买了四台苏奇所说的“牙科手术椅中的劳斯莱斯”。苏奇说由日本公司生产的此款手术椅全球只有八台，另外四台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各有一台，一家瑞典私人诊所有两台。（此说法的真实性尚无法确认。）
　　到2010年，医疗旅游的兴起已经将巴托尔菲的诊所从过去的面向家庭的牙科门诊转变为提供高附加值的口腔外科服务的专业机构。随着他的病人和朋友逐渐攀上政府高层，巴托尔菲考虑将这种优势推广到国家层级。
　　匈牙利国家税务局2010年的一项研究估计，每年约有60000名来匈牙利寻求口腔医疗的外国游客，这为匈牙利口腔医疗行业带来了650亿福林（约2.27亿美元）的收入，为酒店餐饮业带来约130亿福林（约5400万美元）的收入。匈牙利的这一产业在2009年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丝毫没有呈现出疲软之势。毕竟，驱使英国人来匈牙利寻求牙科服务的动力没有减弱——英国的医疗系统让某些医疗服务事实上紧缺或者过于昂贵，或者二者兼有。他们在巴托尔菲设于伦敦的诊所咨询后，马上就飞到匈牙利接受手术。“匈牙利领先全球的不多，牙科医疗旅游算一个。”巴托尔菲说道。

押宝牙科旅游

　　后来英国的牙科行业开始抵制匈牙利牙医的“入侵”，而首先陷入“战争”的匈牙利牙医就是巴托尔菲。2011年，英国牙医协会通知他，因他“治疗失当”而暂停他在英国的执业资格证一年。该指控是基于一个五年前到布达佩斯接受种植手术的病人的证言，但关于其所遭受损失的细节其实有些模糊。（巴托尔菲被指控治疗计划前向病人提供信息不足，当病人表示相关不满后，没有进行纠正治疗。）
　　巴托尔菲接着申诉，一个月后，暂停资格证的措施被取消。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托尔菲背后有更大的一股压力：这位“总理的牙医”已经被提升到“匈牙利有把富裕国家打压到守势的能力”的象征。
　　巴托尔菲能“渡过难关”，“总理牙医”的身份被认为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有助于解释这位名人在媒体中的形象时常与“政治黑箱”联系在一起。在欧尔班就任总理的第二年，他将很多政府合同开放给牙科行业竞标，巴托尔菲最终拿到了所有他申请的合同。在欧尔班的头四年任期中，大概有价值30亿福林（约1000万美元）的政府合同及国家补贴从中央政府流入巴托尔菲的公司及受其控制的商业协会。“巴托尔菲自1992年起就是欧尔班的牙医，”苏奇在匈牙利杂志《世界经济周刊》为巴托尔菲辩护道，“为什么他不能去竞标，别人竞标你们为什么不说？”

　　欧尔班在2012年宣布给牙科行业拨以巨款时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和非常美好的投资”。（在还急需进一步提高对本国民众医疗卫生服务的匈牙利，这个国家医疗产业中最赚钱的部门主要是为服务贪便宜的外国人而存在，这在一些国民看来是政府的失败。）匈牙利政府对该产业巨大的财政支持其实是在打一个赌，赌医疗旅游不仅是一时的潮流——也就是说，匈牙利能突然吸引这么多游客前来寻找牙科医疗服务不是因为匈牙利碰巧在一段时间内涌现出一群出色的牙医，也不是因为偶然出现的巴托尔菲巨大的商业能量。

　　在赢得政府公共合同后，巴托尔菲开始更频繁地寻求他另一位病人——苏奇的帮助。苏奇是匈牙利医疗旅游推广办公室执行长，该国牙医申请政府补贴的一个前提就是加入他领导的“牙科旅游发展计划”。巴托尔菲在过去几年中利用苏奇来诊所看牙的机会向他咨询商业建议。苏奇正式成为巴托尔菲的顾问是在2009年，当时他在美国加州纳帕谷参与一个纪录片的拍摄，纪录片是关于1976年一个亚裔美国酿酒师的霞多丽白葡萄酒（Chardonnay）在“巴黎判决”中战胜法国葡萄酒的历史。那次胜利确立了加州葡萄酒在世界中的地位。苏奇和另一位商业顾问米柯罗斯·罗兹沙（Miklos Rozsa）因此也想为匈牙利赢得这样的一次“胜利”。
　　“我们的目标是，”罗兹沙说道，“说到瑞士，你想到是巧克力和手表。而说到匈牙利时，你就会想到牙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