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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元照英美法词典》让编撰者——一群被遗忘三十年的平均年龄84岁的东吴法学精英进入人们的视野当中。在没有官方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这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耗时9年，“做了整个司法行政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此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英美法词典》的3倍。
词典开篇，列出长长的致谢名单，但值得注意的是，词典的发起者之一，总审订潘汉典的名字，却只出现在“缘起”和“总审订”两处地方。 极少有人知道，彼时这位致力于介绍和翻译当代外国法学的83岁高龄的法学家，曾在做手术前的四十八小时里，挂着尿袋审稿。
潘汉典今年95岁，儒雅清瘦，在他简朴的全是书籍的“小书斋”内，《方圆》记者见识到了这位法学界的“一代宗师”认真低调的品行。当他仔细翻阅完陈新宇新作《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之后，连连对记者说“不敢当”，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谢谢作者亲切的记述，我很幸运。”
对自己成为法史上的“失踪者”这一定位，潘汉典倒觉得，“被遗忘”是必然的一个过程，“这很正常，真正的学者到最后都会各得其所”。
他对自己的个人问题总是考虑很少，也不喜欢出风头，九十多岁的高龄，仍旧喜欢“泡”外文图书馆，学校离家很远，就自己坐公交车去。他告诉记者，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没什么好说的，研究外国法最重要的是面向世界，今后他还会继续坚持写作、翻译，做外国法的研究，为国家建立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法学体系提供有用的帮助。
出身书香世家
1920年，潘汉典出生在广东汕头。祖父潘文铎是清朝的翻译进士，官至五品，是一位接受新学思想的官员，热心新政和教育，很受民众爱戴，告老还乡时，当地百姓夹道相送，祖母见此景对潘汉典的父亲说，“当官就要做这样的官，要不然就别做”。
祖母的话无疑有决定性的影响。潘汉典的父亲潘澄修从广东政法学堂毕业后，在汕头任检察官，但不久便离职，因为他发现，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下，检察官不能很好地为民申冤。遂辞职做律师，并迅速成名，担任起汕头市律师公会的主席。
当大律师的父亲却不想让儿子从事法律，他要求潘汉典到日本读士官学校，因为体会到当时国民党的法律不是很清明，于法治、公平、公正还有很大的距离。但那时，法律所寄寓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却已经在潘汉典心中留下深刻烙印。
他对于法律的信仰从父亲那得到。父亲是很有正义感的律师，经常免费为穷人打官司，潘汉典记得，小时候他和父亲一起出门，有人曾当街向父亲跪谢。父亲乐善好施，却并未挣得钱财，46岁去世时，甚至是在他曾帮助过的当事人的资助下，才有一副棺材入葬。父亲出殡的场景，让潘汉典至今不忘，在往墓地去的山路上，有那么多前来送行的人，有学生，有贫苦的人民。甚至路边有人跪着磕头，搬小凳子做供桌烧香。母亲告诉潘汉典，父亲在当地办了很多学校，那些学生有部分来自那里，而那些贫苦的人民，或者是父亲的当事人，或者曾受到过父亲的帮助。
从父亲那里，潘汉典明白：做一个好人，为人民伸张正义，为人民主持公道，人民是有分辨力的。但他知道光靠热情是不够的，要学好知识才能主持正义。法律是很神圣的，潘汉典决定学好法律，帮穷人说话、打官司、主持正义。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爱书、藏书及读书的习惯也深深影响着潘汉典。在潘汉典小学的时候，父亲就请来一位前清秀才做儿子的国文老师，每晚七点半到八点半，潘汉典要在家中用一个小时来学习《春秋左传》，由此奠定了他扎实的国学基础。在潘汉典家中，收藏并遗留有文史哲等方面的古书如《四部丛刊》、《二十四史》、《沈寄簃先生遗书》等，还有新书如瞿秋白的《赤都心史》等。
父亲的人生经历、做事风格和处事态度都对潘汉典此后的生活道路和人生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父亲去世后，潘汉典随家人回到广州，就读于中国教徒办的学校——培正学校。在培正学校所受的教育，为潘汉典后来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潘汉典的“小书斋”中，仍旧保留着当年在培正学校的一面小旗。
培正学校创立于1889年，是由本地的基督教浸信会募捐兴建的。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培正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有数理化等西学课程，也有传统的四书五经的教育，但不拜孔子”。西学内容几乎都是用英文教授，潘汉典的外语基础和中学时的这种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学校还很重视学生素质的全面培养，设有体育、音乐和艺术方面的课程。潘汉典有很高的艺术修养，1940年东吴大学年刊里载有他手绘恩师费青教授的肖像，笔锋细腻秀美，人物十分逼真。在他的书房“小书斋”中，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绘画作品，这些爱好就是在培正学校培养起来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培正的很多教员，有的是在美国拿到法律博士的学位留学回来的華侨子弟，经他们的介绍，霍姆斯等法官的形象让年轻的潘汉典悠然而神往。
世代书香的家庭环境以及培正学校浓厚的求学氛围，使得潘汉典在经历了少年丧父、因战乱迁校而失学等变故后仍在毕业时获得全校个人社会科（历史地理）单科奖、国文特别奖，并以总成绩第一获得纪念已故校长黄启明的成绩优良特别奖。
同学称他“潘博士”
1940年6月，潘汉典高中毕业，面临着多种选择，以他的学习成绩，本可以保送到燕京大学，但当时北京被日军占领，无法进入燕京大学。另外，凭学习成绩，潘汉典可往印度加尔各答的中国银行工作。但潘汉典的母亲明确表示：“祖国沦陷选择逃避不是男儿所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应该学父亲求学上进，为祖国富强出力。”7月，在父亲故友潘君勉承诺的经济资助下，潘汉典考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离别家人前往上海求学。
据陈新宇研究介绍：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日寇入侵，上海沦陷后，东吴大学法学院曾假借租界一隅之地得以幸存。但在日美关系交恶以后，东吴大学迁往重庆，留在上海的法学院，根据其英文校名，改称“中国比较法学院”，继续坚持了下来。
词典开篇，列出长长的致谢名单，但值得注意的是，词典的发起者之一，总审订潘汉典的名字，却只出现在“缘起”和“总审订”两处地方。 极少有人知道，彼时这位致力于介绍和翻译当代外国法学的83岁高龄的法学家，曾在做手术前的四十八小时里，挂着尿袋审稿。
潘汉典今年95岁，儒雅清瘦，在他简朴的全是书籍的“小书斋”内，《方圆》记者见识到了这位法学界的“一代宗师”认真低调的品行。当他仔细翻阅完陈新宇新作《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之后，连连对记者说“不敢当”，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谢谢作者亲切的记述，我很幸运。”
对自己成为法史上的“失踪者”这一定位，潘汉典倒觉得，“被遗忘”是必然的一个过程，“这很正常，真正的学者到最后都会各得其所”。
他对自己的个人问题总是考虑很少，也不喜欢出风头，九十多岁的高龄，仍旧喜欢“泡”外文图书馆，学校离家很远，就自己坐公交车去。他告诉记者，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没什么好说的，研究外国法最重要的是面向世界，今后他还会继续坚持写作、翻译，做外国法的研究，为国家建立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法学体系提供有用的帮助。
出身书香世家
1920年，潘汉典出生在广东汕头。祖父潘文铎是清朝的翻译进士，官至五品，是一位接受新学思想的官员，热心新政和教育，很受民众爱戴，告老还乡时，当地百姓夹道相送，祖母见此景对潘汉典的父亲说，“当官就要做这样的官，要不然就别做”。
祖母的话无疑有决定性的影响。潘汉典的父亲潘澄修从广东政法学堂毕业后，在汕头任检察官，但不久便离职，因为他发现，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下，检察官不能很好地为民申冤。遂辞职做律师，并迅速成名，担任起汕头市律师公会的主席。
当大律师的父亲却不想让儿子从事法律，他要求潘汉典到日本读士官学校，因为体会到当时国民党的法律不是很清明，于法治、公平、公正还有很大的距离。但那时，法律所寄寓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却已经在潘汉典心中留下深刻烙印。
他对于法律的信仰从父亲那得到。父亲是很有正义感的律师，经常免费为穷人打官司，潘汉典记得，小时候他和父亲一起出门，有人曾当街向父亲跪谢。父亲乐善好施，却并未挣得钱财，46岁去世时，甚至是在他曾帮助过的当事人的资助下，才有一副棺材入葬。父亲出殡的场景，让潘汉典至今不忘，在往墓地去的山路上，有那么多前来送行的人，有学生，有贫苦的人民。甚至路边有人跪着磕头，搬小凳子做供桌烧香。母亲告诉潘汉典，父亲在当地办了很多学校，那些学生有部分来自那里，而那些贫苦的人民，或者是父亲的当事人，或者曾受到过父亲的帮助。
从父亲那里，潘汉典明白：做一个好人，为人民伸张正义，为人民主持公道，人民是有分辨力的。但他知道光靠热情是不够的，要学好知识才能主持正义。法律是很神圣的，潘汉典决定学好法律，帮穷人说话、打官司、主持正义。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爱书、藏书及读书的习惯也深深影响着潘汉典。在潘汉典小学的时候，父亲就请来一位前清秀才做儿子的国文老师，每晚七点半到八点半，潘汉典要在家中用一个小时来学习《春秋左传》，由此奠定了他扎实的国学基础。在潘汉典家中，收藏并遗留有文史哲等方面的古书如《四部丛刊》、《二十四史》、《沈寄簃先生遗书》等，还有新书如瞿秋白的《赤都心史》等。
父亲的人生经历、做事风格和处事态度都对潘汉典此后的生活道路和人生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父亲去世后，潘汉典随家人回到广州，就读于中国教徒办的学校——培正学校。在培正学校所受的教育，为潘汉典后来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潘汉典的“小书斋”中，仍旧保留着当年在培正学校的一面小旗。
培正学校创立于1889年，是由本地的基督教浸信会募捐兴建的。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培正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有数理化等西学课程，也有传统的四书五经的教育，但不拜孔子”。西学内容几乎都是用英文教授，潘汉典的外语基础和中学时的这种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学校还很重视学生素质的全面培养，设有体育、音乐和艺术方面的课程。潘汉典有很高的艺术修养，1940年东吴大学年刊里载有他手绘恩师费青教授的肖像，笔锋细腻秀美，人物十分逼真。在他的书房“小书斋”中，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绘画作品，这些爱好就是在培正学校培养起来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培正的很多教员，有的是在美国拿到法律博士的学位留学回来的華侨子弟，经他们的介绍，霍姆斯等法官的形象让年轻的潘汉典悠然而神往。
世代书香的家庭环境以及培正学校浓厚的求学氛围，使得潘汉典在经历了少年丧父、因战乱迁校而失学等变故后仍在毕业时获得全校个人社会科（历史地理）单科奖、国文特别奖，并以总成绩第一获得纪念已故校长黄启明的成绩优良特别奖。
同学称他“潘博士”
1940年6月，潘汉典高中毕业，面临着多种选择，以他的学习成绩，本可以保送到燕京大学，但当时北京被日军占领，无法进入燕京大学。另外，凭学习成绩，潘汉典可往印度加尔各答的中国银行工作。但潘汉典的母亲明确表示：“祖国沦陷选择逃避不是男儿所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应该学父亲求学上进，为祖国富强出力。”7月，在父亲故友潘君勉承诺的经济资助下，潘汉典考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离别家人前往上海求学。
据陈新宇研究介绍：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日寇入侵，上海沦陷后，东吴大学法学院曾假借租界一隅之地得以幸存。但在日美关系交恶以后，东吴大学迁往重庆，留在上海的法学院，根据其英文校名，改称“中国比较法学院”，继续坚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