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的“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落马，如巨石沉渊，引爆民间舆论。在他曾主政的几个地方，对其支持与反对的两派意见相持不下，甚至有人为此割席断交。争议的焦点从未改变，仇和到底是忍辱负重的“实干家”？还是为祸百姓的“酷吏”？
　　“天下最真实的官只有两个，一是宰相，一是县官，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这是他当年最为著名的一句话，作为这句话的旁证，无论是在宿迁，还是在昆明，大拆大建、造城运动都成了仇和的标志。
　　这套简单粗暴的发展模式并非仇和首创。事实上，多年以来，在中国无数个城市，这都是主政官员提高政绩的不二法门，因为它的确可以带来极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将这一普遍现象放入历史的维度考量，在现行体制和社会综合条件的基础上，几乎无可避免。仇和也绝不会是其最后一个拥趸。
　　“仇和模式”的命門在于，它建立在对后续经济增长动力提前透支的基础之上。大拆大建的逻辑，无非是政府征地、拍卖，房地产商盖楼、卖楼，资金回笼后进行新一轮的拆和建。虽然政府有钱了，但经济增长后继乏力、腐败增生，陷入恶性循环。更不用说对历史人文、自然环境的不可逆式破坏，以及对世道人心的败坏，仇和们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仇和的落马，源于新一届政府力度空前的反腐风暴，用王岐山的话来说：“不能放任自流，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学者朱学勤表示惋惜：“目前懒官、庸官不少，效率非常低，仇和能有所突破，这种精神还是难得的。仇和被查，清官庆幸，懒官、庸官也会幸灾乐祸。如果仇和确有贪腐，那也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审案。”
　　仇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的存在。他一方面像个暴君，在自己的土地上惟我独尊;另一方面，他又推崇规则，曾想通过引进40名博士来规范政府的行事程序，还曾派出大量公务员赴新加坡进修。他的偶像，便是本周去世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他曾引用李光耀的话，说自己从不在乎民众支持率，“我认为，太在意民众支持率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马基雅维利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铁血强权的政坛弄潮儿。值得玩味的是，据说，在仇和政治生涯的最后岁月，他孤独、苦闷，开始走向老庄和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