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缓解长期无法解决的血液供应紧缺，1998年的《献血法》用短短的50个字，把互助献血列为无偿献血的辅助方式，赋予了它合法身份。
　　在此后的15年里，互助献血在全国各地的患者家属、医院和血站之间存在，并逐渐发展壮大。紧张的血库靠它得到补充；走投无路的用血患者凭借互助献血获得救命的血液；而本被法律所禁止的买卖血液，也在它投下的灰色影子里重新滋生。

血荒之下

　　广州市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不太喜欢“血荒”这个说法。他认为，“荒”意味着没有收成，目前的情况应该叫血液供应紧张，“或者供求矛盾”。
　　不过，早在2007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电视电话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高强直言说：“有的地方出现临床供应短缺，甚至引发‘血荒’。”这是现在能找到的，中国官方较早承认“血荒”存在的记录。
　　付涌水认为，血液供应紧张不是中国特有的，它是世界范围内的现象，特别是在不好的天气条件下，血液供应紧张的局面会更加突出。前几年在波士顿血站，付涌水发现，在下雪天里，他们的血液供应也紧张。
　　然而，中国血荒背后的原因，似乎更为复杂。严重偏低的人口献血率是造成血荒的根本原因。1998年10月1日起正式执行的《献血法》给中国的献血制度划下了一道分水岭，无偿献血取代了在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被刻画得入木三分的有偿献血，但却没能发动足够多的人群参与。
　　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一个国家的人口献血率只有达到10～30‰的水平，才能基本满足本国临床用血需求。目前，全球有70多个国家献血率低于此数，而中国是其中之一。中国大陆人口献血率仅9‰，远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45.4‰，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10.1‰。而在香港和澳门，这个数字分别达到了30‰和23‰。
　　在血液临床供应短缺的情况下，互助献血出现了。《献血法》的第十五条写道，“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这被民间形象地比喻为“在粥少僧多之下，让僧人自己找粥”。
　　互助献血因血液供应紧缺而生，因血荒加剧而被推广。付涌水说，自《献血法》诞生之日起，就将互助献血认可为无偿献血的一种方式，但全国范围内互助献血案例的增多，只是最近几年的事。
　　也正是这几年中，全国多个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血库告急。威海、青岛、昆明、北京、南京、武汉等地血液供应频频亮起红灯。青岛在2010年里多次启动血源保障三级预警，并一度因血液库存不能保障3日救治用量，而罕见地拉响二级预警。在“血荒”最严重的昆明，有医院不得不停止9成的输血手术。有媒体做过统计，在2010年后的两年间，全国70个大中城市，出现“血荒”报道的近50个。

　　在2012年，卫生部十分小心地承认，2010年底以来，一些地市出现血液供应紧张情况，个别地方呈现常态化趋势。究其原因，是2009年医疗改革以来，医保覆盖率扩大，13亿中国人的就医需求得到了极大释放。统计显示，2010年与2009年相比，手术人次增长18.6%，而采血量增长仅7.7%。
　　“血荒”光顾的地点，有一定的规律和共性：多为直辖市、省会或发达城市。这些城市集中着优质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技术，也汇聚了更多的患者，尤其是重病患者。
　　以广州为例，广州的人口献血率在2012年达到28‰，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付涌水说：“我们的采血工作人员早上很早就出去，晚上十点多才回来。我们的采血是一年365天风雨无阻。虽然下雨天采不到几个人，但我们的采血车都会在那儿。”
　　但是这没能扭转广州市血液供应紧张的局面。付涌水解释说：“血液是属地采集，是在一定的区域采集，但是病人不是属地看病。我们统计过，用血量在广州市地区排名前十五的医院，约6成的血液用于来就医的外地病人，主要也是重病才来广州。”

从提倡到“强制”

　　另一方面，无偿献血工作也受到了近年信任危机的波及。有媒体做过专门调查发现，公众之所以不愿意献血，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是因为献血用血机制不透明，无偿献血可能被牟利。因为中国红十字会分担着无偿献血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因此，2011年以来的“郭美美”等系列事件，不仅使中国红十字会深陷信任危机，也使得全国血液供应紧张的局面雪上加霜。
　　卫生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1月至9月全国血液采集量增幅为5.8%，与往年相比增幅下跌了近一半，北京、浙江、海南、广西等地，甚至出现献血人次、采血量不增反跌的现象。
　　2012年，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郭燕红介绍说，2010年底以来，一些地市出现血液供应紧张情况，个别地方呈现常态化趋势。
　　这些原因造成“社会性失血”问题的加剧，使得互助献血的推广力被加大。在2011年上半年以前，广州互助献血量不及总采血量的5%，但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上升，目前基本维持在14%左右的水平。在北京，北京红十字会血液中心2010年通过互助献血采得的血量为3000单位，201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30000单位，是上一年的十倍。
　　但现实的问题是，一边是互助献血的不断推广，一边却是关于互助献血操作规范的模糊，这导致互助献血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两面性。无论是《献血法》，还是《临床输血技术规范》，抑或是2012年施行的《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这些法规都仅规定了大致的流程，而没有详细的规范细则。
　　对于互助献血者的身份，法律没有明确的界定。在广州，血液中心会要求参与互助献血者填写亲属的关系以及法律声明，并检查身份证。 　　“作为采血部门，身份证也只能核对是否他本人来献血。如果真正是出于帮助人家来献血的，我想不管他是谁，是近亲、朋友，还是远亲，甚至是不认识的人，都是欢迎的。”付涌水说。
　　但现实情况是，并不是每个用血患者都能找到足够的亲友为他们献血，从而在医院里换取足够的用血额度，走投无路的他们只能转向“血头”、“血托”。这些血头利用互助献血的灰色地带，组织卖血者假扮患者家属，高价卖血，从中获利。伪装在互助献血外皮下的非法组织卖血罪案例在各地层出不穷，仅2011年9月，北京市海淀检察院就受理了4起非法组织卖血案。
　　因为互助献血的“变味”，武汉市在2011年8月不得不给推行了两年的互助献血亮了黄灯，规定任何人要用血，只能等待血液中心和医院的调配，即使亲友愿意主动献血，也不能“插队”用血。
　　这触发了长期存在着的关于互助献血争议的白热化。在一项“医院暂停亲友互助献血，你怎么看”的网络调查里，上万人参与了投票，其中94%的网友选择“反对，太不人性化”，仅6%的网友表示了支持。
　　在血荒加剧之下，越来越多地方依赖互助献血来缓解血库的紧张。江苏省卫生厅继2009年要求大力开展互助献血工作之后，还曾在2010年供血犹为紧张的夏季，下发文件，对互助献血量进行考核，要求各级医疗单位“互助献血量不得低于本单位当月用血量的20%”。
　　互助献血从“提倡”滑向“强制”，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感到担忧：“滥用、或错误理解互助献血的情况太多了，或许是因为地方无偿献血工作跟不上，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利用。互助献血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如果比例无限扩大的话，那无偿献血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它会导致本来自愿无偿献血的人打退堂鼓，或者留着给自己亲友有需要时再互助献血。”

把互助献血关进笼子

　　暂停互助献血半年之后，经过酝酿，武汉市卫生局出台《关于加强互助献血管理工作的通知》。除了对具体实施细则进行更为严谨的规范之外，亦将互助献血工作限制在每年1月1日至3月1日、7月1日到9月30日这两个血荒严重期，互助献血的绿灯这才在武汉重新亮起。
　　越来越多的地方正在尝试出台规范细则，以弥补长久以来互助献血规范制度的空白，力图将其负面因素关进笼子。但互助献血的问题不只是规范与否。
　　就在5月13日，广东省卫生厅出台了规范互助献血的细则，罕见地以明文要求“采取措施逐步降低互助献血比例”。
　　卫生部在2012年强调，互助献血是无偿献血的一项补充性制度，是在血液供应紧张的状况下所采取的血液供应机制。按照这个定位，除了要对它进行“规范”之外，还要采取“开源”的办法，动员社会各界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无偿献血中来。
　　“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只有努力做好无偿献血的工作，而不是依靠搞互助献血来解决临床的必需。互助献血是血荒的一种需求。如果无偿献血的工作真正做好了，互助献血就没有余地了。”廖新波说，“我们要真正意义上的自愿、无偿地献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