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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朱理·米什莱是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史学家。“历史即复活”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米什莱始终将个人生活与历史视为一体，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与他独特的史观形成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体现了浪漫主义史学强调主体性、富于同情心和想象力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 复活，死亡，浪漫主义史学，同一性
朱理·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年)被誉为法国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法国浪漫主义史学最杰出的代表，法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先驱。他长期在法国国家档案馆工作，生前就享有法国历史学之父的盛誉。他是第一个发现并翻译维柯《新科学》的学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十七卷的《法国史》，两卷本的《法国革命史》《近代史纲要》《世界史导论》《人民》和四卷本的自然史(《鸟》《虫》《海》《山》)。此外还有大量的演讲和日记。
近年来，随着米什莱全集和日记的出版，在西方学界再次掀起了研究米什莱的热潮，特别是年鉴学派和后现代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把米什莱视为他们最重要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认为，米什莱预见并预知了一切；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米什莱是19世纪欧洲史学的重要代表；奥斯卡·哈克认为，米什莱的同时代人无论在充满浪漫主义激情和想象的历史写作方面，还是在对档案和文献的科学探索方面，都不能超越他。文化史家赫伊津哈称他是一位预言家和诗人，认为其想象力与个人情感，犹如闪电，辉映历史与现实州。
米什莱最具影响力的口号是“历史即复活”(history is a resurrection)，它高度概括了米什莱的浪漫主义治史思想，与兰克的“如实直书”正相对立。而要深入理解这句话的寓意，就必须了解米什莱一生的主要经历。正如米什莱本人和大多数研究他的学者所认识到的，米什莱的个人生活与他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写作是难分难舍地交织在一起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离开米什莱个人的人生经历，将不可能完整地认识其作品和思想。
本文主要围绕米什莱“历史即复活”的浪漫主义史学观点，阐述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与他独特的史学思想形成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论述其个人经历对其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希望能引起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1798年米什莱出生于巴黎一个小印刷厂主家庭，后因时局动荡，父亲的小印刷厂破产。米什莱从小就在父亲的厂里干活，除了贫穷给予他的痛苦之外，劳动、拉丁文、双亲的关爱和友谊使他的童年充满美好的回忆。这段经历使他终其一生把自己看成劳动人民的一员，对他们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也使他后来成为一个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历史学家。
米什莱曾多次在作品中毫无保留地描述过他的童年生活，他自称是幸运和自由的。当他成长为少年时，他是神经质、敏感、孤独和易受刺激的。米什莱喜欢阅读，生活的单调和乏味使他渴望通过阅读和想象丰富自己的内心。他说：“每当我排字的时候，我的想象力总是十分活跃，越是浮想联翩，我的手动作就越是迅速，文稿也就排得越快……这别是一番滋味，洋溢着某种心潮澎湃的梦幻感觉。”米什莱喜欢维吉尔的书，认为他那可以咏唱的诗篇足以使人们在工作中忘却疲劳。后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米什莱给他的学科注入一种诗意的精神，正是因为从小他就具有维柯所认为的，只有原始的野蛮人和孩子才具有的诗性智慧。这种诗性智慧能给没有感觉的事物以感觉和激情，使非人性的事物人格化。在米什莱的历史写作中，我们可以时时感觉到这一点，他的诗性智慧使他给没有生命的事物以生命，把非人性的事物人格化，法兰西，革命，城邦，军队，甚至建筑物如巴士底监狱都被他赋予了感觉和激情。诚如他在1869年写的《法国史》序言中所说，他是第一个把法国“当作一个人，当作一个灵魂”来描述的历史学家。这使他成为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浪漫民族主义史学家。
在米什莱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对他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是维柯。米什莱把18世纪看作他精神的源泉，伏尔泰、卢梭和维柯是他心目中知识分子的英雄。但他只把维柯看作真正的导师。米什莱第一个翻译并改写了维柯的《新科学》(1827年)，这个译本使该书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出名，译本不仅传达了原书的精神，而且影响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很多著名学者。维柯的《新科学》认为人类所有科学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都共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反对并拒斥笛卡尔严格的理性主义，强调直觉和激情；维柯认为民间传说有效地传达了一个民族祖先的集体智慧和历史传统，各异教民族的祖先都具有诗意的特征；维柯认为人类创造了自己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整体的力量。这些观点，深刻地影响了米什莱。在历史写作中，米什莱强调要“完整地复活过去”，强调历史和所有学科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大量采用民间传说，广泛收集民谣，宣称历史和革命的真正主角是人民，开创了一种新的集体写作方式。
由此可见维柯对米什莱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两人之间毕竟存在很大差距。维柯生活的时代，注定了他是处于中世纪和现代社会之间的过渡性人物，他的历史观是循环的。而米什莱属于他生长的时代，在他身上结合了启蒙运动和19世纪的精神，他的历史观是18世纪线性的进步历史观，即认为历史发展虽然会有急剧的变化或不规律，但从总的进程来看，是朝着更加自由和公正的道路和方向前进的。他的作品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几次思想运动：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共和主义、革命的观念、信仰进步、崇拜天才。如果说米什莱是维柯的追随者，那么他从老师那里吸收的思想经过了高度选择。他仅采用那些对他智力发展有益和与他性情相通的思想。
正如米什莱在1841年写的一篇日记中说的那样：“自从我出生，没有人能影响我，我从本质上是孤独的。”正是这种孤独，加上与生俱来的诗人的敏感气质、聪慧的大脑以及狂热的激情，使他具有非凡的发展自己和通过自身发现真理的能力。
米什莱不止一次谈到童年时给予他最强烈印象的，他家邻近的法兰西古建筑博物馆，正是在那里，而不是在别处，米什莱获得了最初的有关历史的生动印象，感受到活生生的历史。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我走进那昏黄的拱门，凝视那些石像苍白的面孔，作为孩子，我的心总是狂跳不已，当我怀着热情、好奇、惧怕的心情走过去寻觅，逐年逐年地，从一个厅室转到另一个厅室，我寻觅什么呢?我不知道。是那个时代的生活吗，大概是，还有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这些横陈在墓石上的大理石雕塑的沉睡者，我不能肯定是否他们没有生活过……当我走进墨洛温王朝馆时，那里安放着达戈贝尔特的十字架，我不知道是否我曾看见齐尔佩里克和弗蕾代贡德在墓石上蓦地坐起。
正是在这些让他的想象充盈其间的博物馆陵墓中间，米什莱触摸到了历史的脉搏，激发起他对过去不可抑制的向往和激情。而这种激情，又与米什莱从童年时起， 就对死亡和坟墓近乎病态的迷恋深深联系在一起。米什莱说：我从来不能抵抗痛苦和死亡对我的吸引力。我有一种美丽的疾病：我热爱死亡。他认为这是一种对历史学家颇有助益的病态，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死亡即再生。米什莱称“生与死对我同样重要”。
可以说，正是这种对死亡的深刻感知，宿命般的决定了米什莱复活历史的激情，使米什莱的历史写作既有情系往昔的思古幽情，又有那种寻访墓园者的悲郁而又崇高的执迷，弥漫着诗意的伤感。叔本华说过，死亡是给予哲学家灵感的守护神。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米什莱。几乎是从童年起，死亡和墓地就成为米什莱观察、深思和记忆过去的首要的物质中心，成为他和沉默的过去连接的媒介，以致它最后成为一个主题，一个历史的转喻。
米什莱在他的作品和日记中，多次提到恺撒，其实更多的是他自己经历的一件事，这一叙述成为他对历史学家职责的经典表述。根据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当恺撒航行到非洲海岸时，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向他哭诉和哀求，醒来后，恺撒在记事本上写了两个名字，科林斯和迦太基——两个被罗马帝国所灭的城市，之后，恺撒重建了这两个城市。
“多少次”，米什莱呼喊道，“我梦见了恺撤的梦?”在梦中，米什莱被一群悲伤的人们所包围，他认识他们，他们是一些死去的人，这些人恳求米什莱帮助他们重生。
于是一段神秘的对话开始了。死去的人们告知了他们悲伤的原因：他们在有生之年，从未表达过自己的心声，甚至不了解自己，他们渴望能够有人比他们更理解自己，有一个悲悯的灵魂能听见他们从地底下发出的，微弱悲伤的喃喃细语；有一个人会爱他们，能够替他们发现那些他们从来没有说出来过的话，那些话仍存留在他们心灵深处，现在在坟墓里压迫着他们。
对死亡的感知和对创造历史而又默默无闻的劳苦大众群体命运的关怀，使米什莱感到，他正是那个能满足他们请求的人。米什莱认识到，历史学家的职责就在于聆听和理解仍存留在逝者内心深处的话，充当死者“记忆”的管理员，使死者的声音穿越坟墓，重新到达人们的耳中，恢复那些值得记忆的死者在生者当中的正当地位，赋予死者第二次生命，使之复活。因为每一位死者，每一个民族，每一代人都留下了他们的记忆，这些记忆组成了人类思想和精神发展之链。历史学家的职责就在于掌管、发掘和复兴尘封的记忆。只有当死者的声音和他们的沉默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复原，死者才能在坟墓中安然瞑目，明了自己的命运。米什莱认为，历史学家就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为死者带来天火，把凝固他们声音的冰块融化，使死者可以再次为自己诉说。
在1846年的《人民》一书中，米什莱明确指出，对于历史的目标，“梯叶里说它是叙述，基佐说是分析，我称之为复活，这个名称将会留传。”(Thierry called it narration，and Guizot analysis.I have named it resurrection.and thisname will last.)
作为浪漫主义史学家，米什莱全身心地热爱着统一，他认为，无论历史具有怎样的唯一性，都是整体的唯一性，而不是构成整体的部分的唯一性。正如怀特所说，浪漫主义是在肯定统一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关心并保持差别的。部分的个体性只是表面的。个体的价值在于这样的情形，即它们充当了万事万物在历史中都努力成就的统一体的象征。历史学家是以推动万事万物努力成就的统一体实现的方式来写作其历史的。只有这样，过去、现在和未来才可能相互连接起来，每一个人，每一代人为历史发展所贡献的精神和道德观念，才可能形成一条漫长的精神和美德之链，把一切时代贯串起来；一代又一代的人可以死去，一个又一个的民族也可能消亡，但人类不死，人类的精神和思想生生不息。这个思想，永远相同，永远是更广大的，永远处于无穷的变化之中，正如个人的记忆和意识包含着同一性，这个思想包含着人类的同一性。
米什莱写作历史的目的正是要完整地复活整个的过去。米什莱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历史内部的精神。他认为，一个把自己局限于现在的人，不会理解现在，也不会理解过去，一个仅满足于事物外表和形式的人，永远不能看清事物内在的精神联系。历史学家只有自己真正投身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亲身体验历史过程，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
浪漫主义历史学家赋予自身的作用，类似于浪漫诗人。如果说诗人是过去语言的解释者，那么历史学家就是重新发现和解读，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被人们淡忘和遗失的过去的声音之人。通过使过去说话并与之重建联系，通过揭示遥远的起源和现在，他者和自身之间的连续性，历史学家就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历史即复活，对米什莱来说，这种复活的发生正是通过历史学家自己。浪漫的历史学家与别的历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站在外面或如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那样是站在与过去决裂的角度来理解和记录历史，而是立足现在，带着历史学家个人的精神和情感体验，从内部，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连接的角度去理解和复兴过去，他的心灵直接感知过去，复兴过去，历史似乎自己说话，在过去的真实和现在的叙述之间不再存在连续性的断裂。
正是带着这样的激情，米什莱写作了他最著名的《法国史》，其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法兰西整个过去的生活重现。这部著作的前六卷，是他最完善和声誉持久不败的著作。在书中，米什莱依次略述各个省区：它们的地貌、气候、居民、特征以及它们对民族生活的贡献。他匆匆引导读者走过大片大片的国土，徘徊于那些打动他想象力的个人和事件之上。在这些灿烂的画面中，最早的是关于圣殿骑士团的倾覆，最著名的画面是关于贞德的描述，这是他登峰造极的成就，是给法国文学增添荣誉的作品之一。他那动人的叙述使人们重又感到中世纪时代的气氛、感到它炽烈的生活、它那爱国精神同宗教信仰的融合、它的崇高精神和它的堕落状态。贞德的光彩夺目的形象，在法国查理六世统治时期的暗淡背景衬托下显得分外鲜明。米什莱以同情的态度来叙述历史事件，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正在编写一部全民族的历史，在所有大型的法国史著作中，他的《法国史》具有真正的民族性。他认为法国的灵魂是由那些改变个人的复杂的势力形成的，他认为，正是法兰西民族本身修改了，熔炼了，转变了那些复杂的势力，通过内部的努力与神秘的分娩过程使法兰西民族成长为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他的《法国史》，是按照法国人民朝着民主、自由共和国演变，朝着普选制和“人民学校”演变的过程来描写和叙述的。
米什莱把表现法国人民精神成长的过程作为他终身的职责和使命，他的历史是一首宣讲“永恒的福音”的宏大史诗。他说：“我从历史本身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几乎从没有人注意到的富有思想意义的事实，那就是强大的自我作用的能力，正是在这种能力的作用下，法兰西 民族通过自己的进步，在改变它身上所有那些粗野不文的因素……法兰西造就了法兰西。”
吉恩·塞讷克认为，如果从最简单的术语来定义浪漫主义，即它是以情感和想象力的优势战胜了客观的理智，那么没有什么作品比《法国史》更浪漫。当我们阅读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或基佐的作品时，感受到的是一种智力的愉悦：历史是分析的，解释的。而在米什莱的历史里，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的画面，情感和语言的狂热和激情的爆发，或歌唱或诅咒，或感叹或愤怒，或爱抚或哀悼，就像在听一支热烈而充满激情的小提琴曲。他卓越的天才和写作技巧，使他成为史学领域里的维克多·雨果。
1846年，由于情势的发展，米什莱暂时中断了复活法国的漫长历史这一任务，全身心地投入法国革命史的写作。法国大革命吸引米什莱的地方在于大革命的辉煌胜利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实现了他对未来的理想，使法国人民在革命中获得完全的新生，而这种新生，他认为就存在于此前的整个历史进程之中。对米什莱来说，“法国大革命不是一种过渡，它是一种渊源和关于渊源的幻想。它的独特性使它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这种独特性已变得具有普遍性：它是民主的最初经验。”米什莱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个不断地复苏和觉醒的过程，他认为法国革命包含了过去一切时代的秘密，虽然只有在革命中法国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精神，但这种精神在历史发展中早已存在。米什莱追求的是在心灵中重现法国革命的精神以及使这种精神得以延续，在心灵中不断重现活着的法兰西精神，不断地重新寻找和发现自己。他的历史，“既是法国大革命的福音书，也是浪漫主义的抒情自传”，
而不管是对法国史的复活，还是对大革命精神的复活，都与米什莱对死亡的深刻体验相关。对于法国大革命，米什莱是从内部去复活它，升华它，纪念它，米什莱置身在革命的透明度之中，颂扬价值、人民和人的行动的可歌可泣的巧合，他是将革命意识形态内在化最深的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对他而言，革命意识已经转变为一种历史行为意识。
这就是米什莱的“复活历史”。他之写作历史，从来不是站在外面，而是使自己也从中再经历一番，从内部感知历史事件和事件进程中人们的激情和生活。他对过去怀有的同情和连续性观点，不允许他把过去完全埋葬。对他来说，历史写作不是剖析，而是复活，不是怒，而是爱。
为了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米什莱的历史即复活的史学思想和他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我们有必要谈到他人生中另一次重要经历。这次经历也与死亡有关。这就是他的妻子保林娜1839年的去世和他视为精神知音的迪梅尼尔夫人在1842年的病逝，特别是后者的去世，使米什莱悲痛欲绝，再次落人“死亡”的深渊，他反复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的整个自我的死亡”，“死亡的是我，我感觉到这种死亡，而且会继续这样下去”。
吕西安·费弗尔指出，米什莱在他的第一位妻子和迪梅尼尔夫人去世后所经历的个人危机，使他创造出“复活”这一观念并确定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印象。如果说早年的经历和对死亡的感受，使米什莱对历史产生了强烈的直觉，而他中年时经历的这次个人情感危机，则进一步深化并促成了他的历史即复活这一思想的：最终形成。
除了情感危机，此时的米什莱还遭受着精神困扰。从1841年开始，由于自身具有的多愁善感的艺术气质的影响，米什莱长期处于孤独中，他在人群中放逐自我，远离大众的生活，这使他感到他正在失去与大众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的丧失，使他不能够再像以往那样进人死者的内心，使他们通过他而复活，而对米什莱来说，个人的激情和冒险如果不能转化为大众的普遍激情，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个人的激情转向了普遍性，跟集体的经验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怎样重新实现个体和一般的统一，也是这时困扰着他的问题。
为了使自己从失去迪梅尼尔夫人的绝望和困扰着他的精神及道德的混乱情绪中走出来，1842年6月，米什莱去了德国，这是他第二次德国之旅。在此之前的1828年，米什莱曾去过一次德国。德国对米什莱来说，代表了一种理想，他说：“德国对于有毅力的人好像是维持生命的面包，它通过路德和贝多芬、康德、赫尔德和格林使我更加成熟。”而这一次的德国之旅，对米什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称之为一次发现真正自我的行程，他感叹地说道：与其说我走过了德国，不如说我走过了自己。在此，米什莱解决了困扰着他的情感和精神问题。
在德国，米什莱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探讨和寻找迪梅尼尔夫人死亡的哲学意义，关注这一悲剧给他带来的影响，为此，他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教堂，流连于牵动他思绪的陵墓和过去的遗迹之间，为他的历史写作寻求解决之道。与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同，米什莱有很深厚的哲学素养。他认为哲学是内在的，历史是外在的。换句话说，历史的真理是通过材料和事实确定的，哲学的真理是依靠洞察力和直觉获得的。他把没有哲学解释和道德判断的历史看作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编年史。他认为历史是具有道德目的的，那些看不到这一点的人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米什莱兼有的历史和哲学修养，使他在自己人生的重要时刻，通过反思迪梅尼尔夫人的逝世这一强烈得令人无法忍受的个人悲剧，把个人的痛苦和经历上升到更普遍更一般的境界，转化为普遍的历史哲学原理，为新的普遍历史的观念奠定了基石。
正像个人通过痛苦和不幸成长起来一样，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也是通过牺牲和痛苦获得的。米什莱在自身的悲剧中发现了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共性，他把历史看作一个救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次的救赎都是一次新生，都是一次复活。从米什莱开始，人们用第一人称写作历史，死而复活的他创造了文艺复兴式的“复活”这个词汇。他说：“历史是道德上一场激烈的化学作用，在这里，我们个人的激情转向了普遍性，人民造就了我们个人，而我们个人又反过来激励了人民。”
米什莱的民主精神，使他把人民看作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而他作为史学家的神圣使命，就是努力完整地复活过去。通过复活过去，展示法国人民在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对正义和自由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早在1831年所写的《世界史导论》中，米什莱就通过把法国与周围其他国家作对比，阐明了法国对世界的贡献，把《世界史导论》写成了一篇以法国作为自由戏剧主角的荣耀的赞美诗。而他的《法国革命史》，更是把人民看作革命和历史的真正主角，这本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有且只有一个英雄——人民。
不仅如此，为了阐述这一新的历史观念，米什莱还在历史叙述结构中开创了一种新的集体叙：述模式，把普通大众作为历史描述的主体，而作为人民一员的历史学家，不仅需要深入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去，如实地记录或叙述过去的历史，而且要和人民一起把创造历史的过程推向前进。所以，对米什莱和几乎所有的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来说，复活过去的激情不仅仅来自过去本身，更是为了建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米什莱说：“我们是这些崇拜未来的人，将自己的信仰寄托于希望之中，期待 着东方黎明。”基佐认为：“过去随着现在而改变。”复活过去的原因是为了现在，也正是为了现在才需要重新赋予过去以新的和完整的意义。
米什莱的“完整地复活过去”，正体现了他的历史思想和他的绝对的道德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他把历史看作是和谐的精神实体，一场心灵和思想的广阔的连续性运动，通过复活过去，米什莱不仅把人类和他们的祖先连接在一起，而且为人民指出一个自由而光荣的未来。虽然如海登·怀特所说，米什莱所期待的这个未来本身不可能在时间中，在历史中实现，但这并不妨碍他倾其一生，以一种推动理想在未来实现的语气和情绪来讲述他的故事。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历史学家，米什莱给自己描绘的形象是一个历史的牧师，携带着过去时代那些珍贵的骨灰盒。这一隐喻来自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中骨灰盒携带者的形象。米什莱说道，对我来说，所有那些过去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我感到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家人，有着和我一样的血统，当我走过历史的时候，就像那个在俄瑞斯忒斯中扮演骨灰携带者角色的男演员一样，携带着自己亲人的遗物，也许它并不芬芳，但它在我的灵魂里开放。
这就是米什莱，没有人比他更忠实地履行着复活历史的职责。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他是怎样虔诚、细致地传递着被遗忘的时代中那些珍贵的骨灰盒，使他们的幽灵得到礼遇和安抚。而这一切，正源自他对生死的感悟。
今天，当我们重新看待和认识米什莱和他的历史写作时，更需要做的是判断他思想的内在价值。虽然他太过激动的心情和强烈的感情，他对象征主义的爱好和想象力，常常会影响到他叙述的准确性、科学性和客观性。但正如约翰·迈卡尔所说，米什莱成功地超越他的传统的同行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个冷静和富有经验的观察者，一个能在档案馆布满灰尘和解读困难的沉睡的文件中，发现和探知事实真相的学者。与此同时，他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深刻思想和同情心的敏感的人，这意味着他能通过同情和移情使僵死的档案所记载的人物和时期精彩生动地呈现出来，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他也会日益把他的广泛的同情心限定在一些特殊的承诺上，这些承诺反映了他自己的发展和人性发展的进程。简言之，在米什莱身上，结合了历史学家的仔细的调查，案卷保管人的严格的精确度，诗人的敏感性和预言家的先见之明。这些不同的特性在他的身上和谐统一，使米什莱无愧为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史学家。
关键词 复活，死亡，浪漫主义史学，同一性
朱理·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年)被誉为法国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法国浪漫主义史学最杰出的代表，法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先驱。他长期在法国国家档案馆工作，生前就享有法国历史学之父的盛誉。他是第一个发现并翻译维柯《新科学》的学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十七卷的《法国史》，两卷本的《法国革命史》《近代史纲要》《世界史导论》《人民》和四卷本的自然史(《鸟》《虫》《海》《山》)。此外还有大量的演讲和日记。
近年来，随着米什莱全集和日记的出版，在西方学界再次掀起了研究米什莱的热潮，特别是年鉴学派和后现代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把米什莱视为他们最重要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认为，米什莱预见并预知了一切；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米什莱是19世纪欧洲史学的重要代表；奥斯卡·哈克认为，米什莱的同时代人无论在充满浪漫主义激情和想象的历史写作方面，还是在对档案和文献的科学探索方面，都不能超越他。文化史家赫伊津哈称他是一位预言家和诗人，认为其想象力与个人情感，犹如闪电，辉映历史与现实州。
米什莱最具影响力的口号是“历史即复活”(history is a resurrection)，它高度概括了米什莱的浪漫主义治史思想，与兰克的“如实直书”正相对立。而要深入理解这句话的寓意，就必须了解米什莱一生的主要经历。正如米什莱本人和大多数研究他的学者所认识到的，米什莱的个人生活与他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写作是难分难舍地交织在一起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离开米什莱个人的人生经历，将不可能完整地认识其作品和思想。
本文主要围绕米什莱“历史即复活”的浪漫主义史学观点，阐述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与他独特的史学思想形成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论述其个人经历对其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希望能引起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1798年米什莱出生于巴黎一个小印刷厂主家庭，后因时局动荡，父亲的小印刷厂破产。米什莱从小就在父亲的厂里干活，除了贫穷给予他的痛苦之外，劳动、拉丁文、双亲的关爱和友谊使他的童年充满美好的回忆。这段经历使他终其一生把自己看成劳动人民的一员，对他们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也使他后来成为一个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历史学家。
米什莱曾多次在作品中毫无保留地描述过他的童年生活，他自称是幸运和自由的。当他成长为少年时，他是神经质、敏感、孤独和易受刺激的。米什莱喜欢阅读，生活的单调和乏味使他渴望通过阅读和想象丰富自己的内心。他说：“每当我排字的时候，我的想象力总是十分活跃，越是浮想联翩，我的手动作就越是迅速，文稿也就排得越快……这别是一番滋味，洋溢着某种心潮澎湃的梦幻感觉。”米什莱喜欢维吉尔的书，认为他那可以咏唱的诗篇足以使人们在工作中忘却疲劳。后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米什莱给他的学科注入一种诗意的精神，正是因为从小他就具有维柯所认为的，只有原始的野蛮人和孩子才具有的诗性智慧。这种诗性智慧能给没有感觉的事物以感觉和激情，使非人性的事物人格化。在米什莱的历史写作中，我们可以时时感觉到这一点，他的诗性智慧使他给没有生命的事物以生命，把非人性的事物人格化，法兰西，革命，城邦，军队，甚至建筑物如巴士底监狱都被他赋予了感觉和激情。诚如他在1869年写的《法国史》序言中所说，他是第一个把法国“当作一个人，当作一个灵魂”来描述的历史学家。这使他成为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浪漫民族主义史学家。
在米什莱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对他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是维柯。米什莱把18世纪看作他精神的源泉，伏尔泰、卢梭和维柯是他心目中知识分子的英雄。但他只把维柯看作真正的导师。米什莱第一个翻译并改写了维柯的《新科学》(1827年)，这个译本使该书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出名，译本不仅传达了原书的精神，而且影响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很多著名学者。维柯的《新科学》认为人类所有科学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都共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反对并拒斥笛卡尔严格的理性主义，强调直觉和激情；维柯认为民间传说有效地传达了一个民族祖先的集体智慧和历史传统，各异教民族的祖先都具有诗意的特征；维柯认为人类创造了自己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整体的力量。这些观点，深刻地影响了米什莱。在历史写作中，米什莱强调要“完整地复活过去”，强调历史和所有学科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大量采用民间传说，广泛收集民谣，宣称历史和革命的真正主角是人民，开创了一种新的集体写作方式。
由此可见维柯对米什莱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两人之间毕竟存在很大差距。维柯生活的时代，注定了他是处于中世纪和现代社会之间的过渡性人物，他的历史观是循环的。而米什莱属于他生长的时代，在他身上结合了启蒙运动和19世纪的精神，他的历史观是18世纪线性的进步历史观，即认为历史发展虽然会有急剧的变化或不规律，但从总的进程来看，是朝着更加自由和公正的道路和方向前进的。他的作品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几次思想运动：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共和主义、革命的观念、信仰进步、崇拜天才。如果说米什莱是维柯的追随者，那么他从老师那里吸收的思想经过了高度选择。他仅采用那些对他智力发展有益和与他性情相通的思想。
正如米什莱在1841年写的一篇日记中说的那样：“自从我出生，没有人能影响我，我从本质上是孤独的。”正是这种孤独，加上与生俱来的诗人的敏感气质、聪慧的大脑以及狂热的激情，使他具有非凡的发展自己和通过自身发现真理的能力。
米什莱不止一次谈到童年时给予他最强烈印象的，他家邻近的法兰西古建筑博物馆，正是在那里，而不是在别处，米什莱获得了最初的有关历史的生动印象，感受到活生生的历史。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我走进那昏黄的拱门，凝视那些石像苍白的面孔，作为孩子，我的心总是狂跳不已，当我怀着热情、好奇、惧怕的心情走过去寻觅，逐年逐年地，从一个厅室转到另一个厅室，我寻觅什么呢?我不知道。是那个时代的生活吗，大概是，还有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这些横陈在墓石上的大理石雕塑的沉睡者，我不能肯定是否他们没有生活过……当我走进墨洛温王朝馆时，那里安放着达戈贝尔特的十字架，我不知道是否我曾看见齐尔佩里克和弗蕾代贡德在墓石上蓦地坐起。
正是在这些让他的想象充盈其间的博物馆陵墓中间，米什莱触摸到了历史的脉搏，激发起他对过去不可抑制的向往和激情。而这种激情，又与米什莱从童年时起， 就对死亡和坟墓近乎病态的迷恋深深联系在一起。米什莱说：我从来不能抵抗痛苦和死亡对我的吸引力。我有一种美丽的疾病：我热爱死亡。他认为这是一种对历史学家颇有助益的病态，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死亡即再生。米什莱称“生与死对我同样重要”。
可以说，正是这种对死亡的深刻感知，宿命般的决定了米什莱复活历史的激情，使米什莱的历史写作既有情系往昔的思古幽情，又有那种寻访墓园者的悲郁而又崇高的执迷，弥漫着诗意的伤感。叔本华说过，死亡是给予哲学家灵感的守护神。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米什莱。几乎是从童年起，死亡和墓地就成为米什莱观察、深思和记忆过去的首要的物质中心，成为他和沉默的过去连接的媒介，以致它最后成为一个主题，一个历史的转喻。
米什莱在他的作品和日记中，多次提到恺撒，其实更多的是他自己经历的一件事，这一叙述成为他对历史学家职责的经典表述。根据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当恺撒航行到非洲海岸时，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向他哭诉和哀求，醒来后，恺撒在记事本上写了两个名字，科林斯和迦太基——两个被罗马帝国所灭的城市，之后，恺撒重建了这两个城市。
“多少次”，米什莱呼喊道，“我梦见了恺撤的梦?”在梦中，米什莱被一群悲伤的人们所包围，他认识他们，他们是一些死去的人，这些人恳求米什莱帮助他们重生。
于是一段神秘的对话开始了。死去的人们告知了他们悲伤的原因：他们在有生之年，从未表达过自己的心声，甚至不了解自己，他们渴望能够有人比他们更理解自己，有一个悲悯的灵魂能听见他们从地底下发出的，微弱悲伤的喃喃细语；有一个人会爱他们，能够替他们发现那些他们从来没有说出来过的话，那些话仍存留在他们心灵深处，现在在坟墓里压迫着他们。
对死亡的感知和对创造历史而又默默无闻的劳苦大众群体命运的关怀，使米什莱感到，他正是那个能满足他们请求的人。米什莱认识到，历史学家的职责就在于聆听和理解仍存留在逝者内心深处的话，充当死者“记忆”的管理员，使死者的声音穿越坟墓，重新到达人们的耳中，恢复那些值得记忆的死者在生者当中的正当地位，赋予死者第二次生命，使之复活。因为每一位死者，每一个民族，每一代人都留下了他们的记忆，这些记忆组成了人类思想和精神发展之链。历史学家的职责就在于掌管、发掘和复兴尘封的记忆。只有当死者的声音和他们的沉默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复原，死者才能在坟墓中安然瞑目，明了自己的命运。米什莱认为，历史学家就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为死者带来天火，把凝固他们声音的冰块融化，使死者可以再次为自己诉说。
在1846年的《人民》一书中，米什莱明确指出，对于历史的目标，“梯叶里说它是叙述，基佐说是分析，我称之为复活，这个名称将会留传。”(Thierry called it narration，and Guizot analysis.I have named it resurrection.and thisname will last.)
作为浪漫主义史学家，米什莱全身心地热爱着统一，他认为，无论历史具有怎样的唯一性，都是整体的唯一性，而不是构成整体的部分的唯一性。正如怀特所说，浪漫主义是在肯定统一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关心并保持差别的。部分的个体性只是表面的。个体的价值在于这样的情形，即它们充当了万事万物在历史中都努力成就的统一体的象征。历史学家是以推动万事万物努力成就的统一体实现的方式来写作其历史的。只有这样，过去、现在和未来才可能相互连接起来，每一个人，每一代人为历史发展所贡献的精神和道德观念，才可能形成一条漫长的精神和美德之链，把一切时代贯串起来；一代又一代的人可以死去，一个又一个的民族也可能消亡，但人类不死，人类的精神和思想生生不息。这个思想，永远相同，永远是更广大的，永远处于无穷的变化之中，正如个人的记忆和意识包含着同一性，这个思想包含着人类的同一性。
米什莱写作历史的目的正是要完整地复活整个的过去。米什莱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历史内部的精神。他认为，一个把自己局限于现在的人，不会理解现在，也不会理解过去，一个仅满足于事物外表和形式的人，永远不能看清事物内在的精神联系。历史学家只有自己真正投身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亲身体验历史过程，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
浪漫主义历史学家赋予自身的作用，类似于浪漫诗人。如果说诗人是过去语言的解释者，那么历史学家就是重新发现和解读，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被人们淡忘和遗失的过去的声音之人。通过使过去说话并与之重建联系，通过揭示遥远的起源和现在，他者和自身之间的连续性，历史学家就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历史即复活，对米什莱来说，这种复活的发生正是通过历史学家自己。浪漫的历史学家与别的历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站在外面或如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那样是站在与过去决裂的角度来理解和记录历史，而是立足现在，带着历史学家个人的精神和情感体验，从内部，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连接的角度去理解和复兴过去，他的心灵直接感知过去，复兴过去，历史似乎自己说话，在过去的真实和现在的叙述之间不再存在连续性的断裂。
正是带着这样的激情，米什莱写作了他最著名的《法国史》，其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法兰西整个过去的生活重现。这部著作的前六卷，是他最完善和声誉持久不败的著作。在书中，米什莱依次略述各个省区：它们的地貌、气候、居民、特征以及它们对民族生活的贡献。他匆匆引导读者走过大片大片的国土，徘徊于那些打动他想象力的个人和事件之上。在这些灿烂的画面中，最早的是关于圣殿骑士团的倾覆，最著名的画面是关于贞德的描述，这是他登峰造极的成就，是给法国文学增添荣誉的作品之一。他那动人的叙述使人们重又感到中世纪时代的气氛、感到它炽烈的生活、它那爱国精神同宗教信仰的融合、它的崇高精神和它的堕落状态。贞德的光彩夺目的形象，在法国查理六世统治时期的暗淡背景衬托下显得分外鲜明。米什莱以同情的态度来叙述历史事件，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正在编写一部全民族的历史，在所有大型的法国史著作中，他的《法国史》具有真正的民族性。他认为法国的灵魂是由那些改变个人的复杂的势力形成的，他认为，正是法兰西民族本身修改了，熔炼了，转变了那些复杂的势力，通过内部的努力与神秘的分娩过程使法兰西民族成长为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他的《法国史》，是按照法国人民朝着民主、自由共和国演变，朝着普选制和“人民学校”演变的过程来描写和叙述的。
米什莱把表现法国人民精神成长的过程作为他终身的职责和使命，他的历史是一首宣讲“永恒的福音”的宏大史诗。他说：“我从历史本身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几乎从没有人注意到的富有思想意义的事实，那就是强大的自我作用的能力，正是在这种能力的作用下，法兰西 民族通过自己的进步，在改变它身上所有那些粗野不文的因素……法兰西造就了法兰西。”
吉恩·塞讷克认为，如果从最简单的术语来定义浪漫主义，即它是以情感和想象力的优势战胜了客观的理智，那么没有什么作品比《法国史》更浪漫。当我们阅读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或基佐的作品时，感受到的是一种智力的愉悦：历史是分析的，解释的。而在米什莱的历史里，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的画面，情感和语言的狂热和激情的爆发，或歌唱或诅咒，或感叹或愤怒，或爱抚或哀悼，就像在听一支热烈而充满激情的小提琴曲。他卓越的天才和写作技巧，使他成为史学领域里的维克多·雨果。
1846年，由于情势的发展，米什莱暂时中断了复活法国的漫长历史这一任务，全身心地投入法国革命史的写作。法国大革命吸引米什莱的地方在于大革命的辉煌胜利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实现了他对未来的理想，使法国人民在革命中获得完全的新生，而这种新生，他认为就存在于此前的整个历史进程之中。对米什莱来说，“法国大革命不是一种过渡，它是一种渊源和关于渊源的幻想。它的独特性使它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这种独特性已变得具有普遍性：它是民主的最初经验。”米什莱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个不断地复苏和觉醒的过程，他认为法国革命包含了过去一切时代的秘密，虽然只有在革命中法国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精神，但这种精神在历史发展中早已存在。米什莱追求的是在心灵中重现法国革命的精神以及使这种精神得以延续，在心灵中不断重现活着的法兰西精神，不断地重新寻找和发现自己。他的历史，“既是法国大革命的福音书，也是浪漫主义的抒情自传”，
而不管是对法国史的复活，还是对大革命精神的复活，都与米什莱对死亡的深刻体验相关。对于法国大革命，米什莱是从内部去复活它，升华它，纪念它，米什莱置身在革命的透明度之中，颂扬价值、人民和人的行动的可歌可泣的巧合，他是将革命意识形态内在化最深的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对他而言，革命意识已经转变为一种历史行为意识。
这就是米什莱的“复活历史”。他之写作历史，从来不是站在外面，而是使自己也从中再经历一番，从内部感知历史事件和事件进程中人们的激情和生活。他对过去怀有的同情和连续性观点，不允许他把过去完全埋葬。对他来说，历史写作不是剖析，而是复活，不是怒，而是爱。
为了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米什莱的历史即复活的史学思想和他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我们有必要谈到他人生中另一次重要经历。这次经历也与死亡有关。这就是他的妻子保林娜1839年的去世和他视为精神知音的迪梅尼尔夫人在1842年的病逝，特别是后者的去世，使米什莱悲痛欲绝，再次落人“死亡”的深渊，他反复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的整个自我的死亡”，“死亡的是我，我感觉到这种死亡，而且会继续这样下去”。
吕西安·费弗尔指出，米什莱在他的第一位妻子和迪梅尼尔夫人去世后所经历的个人危机，使他创造出“复活”这一观念并确定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印象。如果说早年的经历和对死亡的感受，使米什莱对历史产生了强烈的直觉，而他中年时经历的这次个人情感危机，则进一步深化并促成了他的历史即复活这一思想的：最终形成。
除了情感危机，此时的米什莱还遭受着精神困扰。从1841年开始，由于自身具有的多愁善感的艺术气质的影响，米什莱长期处于孤独中，他在人群中放逐自我，远离大众的生活，这使他感到他正在失去与大众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的丧失，使他不能够再像以往那样进人死者的内心，使他们通过他而复活，而对米什莱来说，个人的激情和冒险如果不能转化为大众的普遍激情，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个人的激情转向了普遍性，跟集体的经验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怎样重新实现个体和一般的统一，也是这时困扰着他的问题。
为了使自己从失去迪梅尼尔夫人的绝望和困扰着他的精神及道德的混乱情绪中走出来，1842年6月，米什莱去了德国，这是他第二次德国之旅。在此之前的1828年，米什莱曾去过一次德国。德国对米什莱来说，代表了一种理想，他说：“德国对于有毅力的人好像是维持生命的面包，它通过路德和贝多芬、康德、赫尔德和格林使我更加成熟。”而这一次的德国之旅，对米什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称之为一次发现真正自我的行程，他感叹地说道：与其说我走过了德国，不如说我走过了自己。在此，米什莱解决了困扰着他的情感和精神问题。
在德国，米什莱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探讨和寻找迪梅尼尔夫人死亡的哲学意义，关注这一悲剧给他带来的影响，为此，他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教堂，流连于牵动他思绪的陵墓和过去的遗迹之间，为他的历史写作寻求解决之道。与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同，米什莱有很深厚的哲学素养。他认为哲学是内在的，历史是外在的。换句话说，历史的真理是通过材料和事实确定的，哲学的真理是依靠洞察力和直觉获得的。他把没有哲学解释和道德判断的历史看作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编年史。他认为历史是具有道德目的的，那些看不到这一点的人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米什莱兼有的历史和哲学修养，使他在自己人生的重要时刻，通过反思迪梅尼尔夫人的逝世这一强烈得令人无法忍受的个人悲剧，把个人的痛苦和经历上升到更普遍更一般的境界，转化为普遍的历史哲学原理，为新的普遍历史的观念奠定了基石。
正像个人通过痛苦和不幸成长起来一样，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也是通过牺牲和痛苦获得的。米什莱在自身的悲剧中发现了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共性，他把历史看作一个救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次的救赎都是一次新生，都是一次复活。从米什莱开始，人们用第一人称写作历史，死而复活的他创造了文艺复兴式的“复活”这个词汇。他说：“历史是道德上一场激烈的化学作用，在这里，我们个人的激情转向了普遍性，人民造就了我们个人，而我们个人又反过来激励了人民。”
米什莱的民主精神，使他把人民看作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而他作为史学家的神圣使命，就是努力完整地复活过去。通过复活过去，展示法国人民在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对正义和自由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早在1831年所写的《世界史导论》中，米什莱就通过把法国与周围其他国家作对比，阐明了法国对世界的贡献，把《世界史导论》写成了一篇以法国作为自由戏剧主角的荣耀的赞美诗。而他的《法国革命史》，更是把人民看作革命和历史的真正主角，这本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有且只有一个英雄——人民。
不仅如此，为了阐述这一新的历史观念，米什莱还在历史叙述结构中开创了一种新的集体叙：述模式，把普通大众作为历史描述的主体，而作为人民一员的历史学家，不仅需要深入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去，如实地记录或叙述过去的历史，而且要和人民一起把创造历史的过程推向前进。所以，对米什莱和几乎所有的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来说，复活过去的激情不仅仅来自过去本身，更是为了建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米什莱说：“我们是这些崇拜未来的人，将自己的信仰寄托于希望之中，期待 着东方黎明。”基佐认为：“过去随着现在而改变。”复活过去的原因是为了现在，也正是为了现在才需要重新赋予过去以新的和完整的意义。
米什莱的“完整地复活过去”，正体现了他的历史思想和他的绝对的道德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他把历史看作是和谐的精神实体，一场心灵和思想的广阔的连续性运动，通过复活过去，米什莱不仅把人类和他们的祖先连接在一起，而且为人民指出一个自由而光荣的未来。虽然如海登·怀特所说，米什莱所期待的这个未来本身不可能在时间中，在历史中实现，但这并不妨碍他倾其一生，以一种推动理想在未来实现的语气和情绪来讲述他的故事。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历史学家，米什莱给自己描绘的形象是一个历史的牧师，携带着过去时代那些珍贵的骨灰盒。这一隐喻来自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中骨灰盒携带者的形象。米什莱说道，对我来说，所有那些过去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我感到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家人，有着和我一样的血统，当我走过历史的时候，就像那个在俄瑞斯忒斯中扮演骨灰携带者角色的男演员一样，携带着自己亲人的遗物，也许它并不芬芳，但它在我的灵魂里开放。
这就是米什莱，没有人比他更忠实地履行着复活历史的职责。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他是怎样虔诚、细致地传递着被遗忘的时代中那些珍贵的骨灰盒，使他们的幽灵得到礼遇和安抚。而这一切，正源自他对生死的感悟。
今天，当我们重新看待和认识米什莱和他的历史写作时，更需要做的是判断他思想的内在价值。虽然他太过激动的心情和强烈的感情，他对象征主义的爱好和想象力，常常会影响到他叙述的准确性、科学性和客观性。但正如约翰·迈卡尔所说，米什莱成功地超越他的传统的同行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个冷静和富有经验的观察者，一个能在档案馆布满灰尘和解读困难的沉睡的文件中，发现和探知事实真相的学者。与此同时，他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深刻思想和同情心的敏感的人，这意味着他能通过同情和移情使僵死的档案所记载的人物和时期精彩生动地呈现出来，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他也会日益把他的广泛的同情心限定在一些特殊的承诺上，这些承诺反映了他自己的发展和人性发展的进程。简言之，在米什莱身上，结合了历史学家的仔细的调查，案卷保管人的严格的精确度，诗人的敏感性和预言家的先见之明。这些不同的特性在他的身上和谐统一，使米什莱无愧为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