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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腐败现象，已经由官员个人犯罪行为，逐步发展成为家庭成员、党政领导班子乃至社会团伙的集团犯罪行为。这种既得利益格局性的腐败现象，对于执政党机体的破坏，对于社会公信度的损伤，对于公权力社会基础的危害，其严重的程度不言而喻。
父亲当高管、儿子当托儿，烘托出不少垄断国企运行中权力垄断化、个人化、家族化的变异，因为他们是垄断企业，手中的资源是专营的、独断的，所以，只要制约一有松懈，制度一有漏洞，权力的翻云覆雨便能屡屡得逞。
新闻背景：
我国公权力腐败案日益呈现集团化，可谓案件不断，丑闻频频。继不久前重庆移动原董事长沈长富“父子受贿案”之后，最近又曝出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侯行知“受贿父子兵”经济犯罪案件，父亲当高管，儿子当托儿，疯狂敛财。侯行知借国企改制破产、协调上市、工程承接、人事提拔等等之机，收受贿赂625万余元，经其儿子侯彧“牵线搭桥”的涉及受贿金额多达374万余元。
受贿岂容“父子兵”
文/吴杭民
一些国企高管不仅自己贪得无厌，公子们也耳濡目染主动或被动加入到受贿的队伍，屡屡上演着“受贿父子兵”的贪腐闹剧，这揭示了权力监督的失效正在逐步放大。
沈长富单独或伙同其子沈俊成非法收受、索要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616万余元；侯行知收受的625万余元贿款中，经其儿子牵线搭桥的有6项、涉及受贿金额达374万余元。
这几年，一些国企高管的贪腐胃口正在急遽膨胀。年初，由法制日报社指导的“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发布会”在京举行，这份报告告诉我们，2011年国企高管贪腐金额平均数是2010年的3倍多；2009年我国可统计的落马国企企业家有95位，2010年上升到155位，2011年则突破200位。
父亲当高管、儿子当托儿，烘托出不少垄断国企运行中权力垄断化、个人化、家族化的变异，因为他们是垄断企业，手中的资源是专营的、独断的，所以，只要制约一有松懈，制度一有漏洞，权力的翻云覆雨便能屡屡得逞。
鉴于接连发生的“父子受贿案”，重庆市国资委近日要求国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收入、房产、配偶和子女从业、移民、子女婚姻等14个类别情况。笔者以为，申报当然好，但只有不断严格地检查核实，才能发挥作用。而更好的方法，是把国企高管的申报情况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的监督。
“受贿父子兵”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私利化
文/殷建光
据报道，在“掌权”期间，侯行知遇朋友交际应酬，常带儿子一起出场，心领神会的侯彧事后便去找叔叔伯伯承揽生意，甚至父子二人有时一起去收“贿金”，在贪腐之路上越走越远。而重庆司法界有关人士表示，“受贿父子兵”现象显示出在一些行业或领域，权力垄断化、个人化、期权化问题突出，国企内外部监督存在问题，导致少数高管将手中公权变成家族私权，通过家人“变现”谋取非法利益。
说实在的，这种“受贿父子兵”的现象益发普遍了，而且也越来越隐蔽。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私利化。
何谓权力私利化？就是一些官员把权力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源，尽情地开发利用，尽情地变成私人福利，努力地变成发财资本。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我们对权力的监督太软弱，缺乏对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机制，没有把权力装进监督的笼子。
“受贿父子兵”现象危害很大。第一危害就是让人民权力封建化、世袭化，这是一种历史文明的倒退，是一种丑陋的复苏，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第二危害就是腐败丑陋集团化，父亲一代加上儿子一代，再加上他们各自的关系网，就会打造成一个受贿集团，其危害之大，不可估量。第三危害是让社会经济发展畸形，社会的发展应该靠竞争、靠科技、靠人才，现在却成了靠权力、靠关系、靠行贿，这样的发展只会发展出更多的社会矛盾。
要铲除“受贿父子兵”现象，必须实行腐败惩罚连坐机制，就是一旦发现腐败分子，不但要严惩其本人，还要惩罚他的关系网，他的腐败集团，要斩草除根。
“受贿父子兵”频频上阵，警示了啥
文/奚旭初
官员以权谋私，敛聚钱财，从前大致是走两条道。一是做“红顶商人”，又做买卖又当官，集公权、私权于一身，“消灭”竞争对手，坐享垄断暴利。二是利用职权贪赃枉法、贪污受贿。然而“红顶商人”早已做不下去了，贪污之道毕竟又是“刀口上舐血”，弄不好人财两空。于是有些官员就“以变应变”，让子女当“贿托”而“曲线受贿”，成了一些官员寻租的边门。在侯行知侯彧“父子受贿案”中，诸多行贿者异口同声说过一句话：送钱给侯彧，就等于是送给侯行知。
“受贿父子兵”频频上阵，“曲线受贿”反复出现警示我们，在一些领域，权力垄断化、个人化、期权化问题突出，公权正在变成家族私权，通过家人“变现”谋取非法利益。另外，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的过程，即使是“曲线受贿”，其间不可能没有蛛丝蚂迹暴露出来。这些蛛丝蚂迹恰是对有关方面的提醒、警示。可以断定，在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中，贪官还会有更多“以变应变”的手段，如何及时识破贪官的“以变应变”，对反贪部门乃至现行的体制、机制，都是严峻的考验。
受贿父子兵：腐败集团化令人忧心
文/石飞
其实，侯行知“受贿父子兵”案件，已经让人义愤不起来了，既是麻木和审丑疲劳，更是无可奈何和心灰意冷。许多年来，我国集团化腐败现象频繁出新，不断蔓延，愈演愈烈。这种既得利益格局的架构和膨胀，势必使社会公平正义日趋恶化，使官民矛盾、贫富矛盾日趋激化，以致社会难以安定和谐。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如何遏制和消弭这种集团性腐败现象？不是没有良策妙药。强化权力监督，把公权力关进“笼子”，让公职人员“赤身裸体”地在“阳光”下行使“公仆”之责。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反腐狠招实招。然而，在我们这里就是难以推行。譬如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全民一致期盼，各方共同鼓呼，结果呢，时至今日仍一筹莫展。究其原因，就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格局在作殊死的阻挠和对抗。他们清楚得很，一旦真正实行了党政官员家庭财产公开，他们就会原形毕露，既得利益格局就会土崩瓦解，一切“特殊享受”和“利益垄断”都会“无可奈何花落去”。
我们的抉择应该和必须是，彻底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从根子和源头上治理腐败，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否则，“人亡政息”的“最大的危险”在所难免。
父亲当高管、儿子当托儿，烘托出不少垄断国企运行中权力垄断化、个人化、家族化的变异，因为他们是垄断企业，手中的资源是专营的、独断的，所以，只要制约一有松懈，制度一有漏洞，权力的翻云覆雨便能屡屡得逞。
新闻背景：
我国公权力腐败案日益呈现集团化，可谓案件不断，丑闻频频。继不久前重庆移动原董事长沈长富“父子受贿案”之后，最近又曝出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侯行知“受贿父子兵”经济犯罪案件，父亲当高管，儿子当托儿，疯狂敛财。侯行知借国企改制破产、协调上市、工程承接、人事提拔等等之机，收受贿赂625万余元，经其儿子侯彧“牵线搭桥”的涉及受贿金额多达374万余元。
受贿岂容“父子兵”
文/吴杭民
一些国企高管不仅自己贪得无厌，公子们也耳濡目染主动或被动加入到受贿的队伍，屡屡上演着“受贿父子兵”的贪腐闹剧，这揭示了权力监督的失效正在逐步放大。
沈长富单独或伙同其子沈俊成非法收受、索要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616万余元；侯行知收受的625万余元贿款中，经其儿子牵线搭桥的有6项、涉及受贿金额达374万余元。
这几年，一些国企高管的贪腐胃口正在急遽膨胀。年初，由法制日报社指导的“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发布会”在京举行，这份报告告诉我们，2011年国企高管贪腐金额平均数是2010年的3倍多；2009年我国可统计的落马国企企业家有95位，2010年上升到155位，2011年则突破200位。
父亲当高管、儿子当托儿，烘托出不少垄断国企运行中权力垄断化、个人化、家族化的变异，因为他们是垄断企业，手中的资源是专营的、独断的，所以，只要制约一有松懈，制度一有漏洞，权力的翻云覆雨便能屡屡得逞。
鉴于接连发生的“父子受贿案”，重庆市国资委近日要求国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收入、房产、配偶和子女从业、移民、子女婚姻等14个类别情况。笔者以为，申报当然好，但只有不断严格地检查核实，才能发挥作用。而更好的方法，是把国企高管的申报情况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的监督。
“受贿父子兵”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私利化
文/殷建光
据报道，在“掌权”期间，侯行知遇朋友交际应酬，常带儿子一起出场，心领神会的侯彧事后便去找叔叔伯伯承揽生意，甚至父子二人有时一起去收“贿金”，在贪腐之路上越走越远。而重庆司法界有关人士表示，“受贿父子兵”现象显示出在一些行业或领域，权力垄断化、个人化、期权化问题突出，国企内外部监督存在问题，导致少数高管将手中公权变成家族私权，通过家人“变现”谋取非法利益。
说实在的，这种“受贿父子兵”的现象益发普遍了，而且也越来越隐蔽。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私利化。
何谓权力私利化？就是一些官员把权力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源，尽情地开发利用，尽情地变成私人福利，努力地变成发财资本。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我们对权力的监督太软弱，缺乏对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机制，没有把权力装进监督的笼子。
“受贿父子兵”现象危害很大。第一危害就是让人民权力封建化、世袭化，这是一种历史文明的倒退，是一种丑陋的复苏，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第二危害就是腐败丑陋集团化，父亲一代加上儿子一代，再加上他们各自的关系网，就会打造成一个受贿集团，其危害之大，不可估量。第三危害是让社会经济发展畸形，社会的发展应该靠竞争、靠科技、靠人才，现在却成了靠权力、靠关系、靠行贿，这样的发展只会发展出更多的社会矛盾。
要铲除“受贿父子兵”现象，必须实行腐败惩罚连坐机制，就是一旦发现腐败分子，不但要严惩其本人，还要惩罚他的关系网，他的腐败集团，要斩草除根。
“受贿父子兵”频频上阵，警示了啥
文/奚旭初
官员以权谋私，敛聚钱财，从前大致是走两条道。一是做“红顶商人”，又做买卖又当官，集公权、私权于一身，“消灭”竞争对手，坐享垄断暴利。二是利用职权贪赃枉法、贪污受贿。然而“红顶商人”早已做不下去了，贪污之道毕竟又是“刀口上舐血”，弄不好人财两空。于是有些官员就“以变应变”，让子女当“贿托”而“曲线受贿”，成了一些官员寻租的边门。在侯行知侯彧“父子受贿案”中，诸多行贿者异口同声说过一句话：送钱给侯彧，就等于是送给侯行知。
“受贿父子兵”频频上阵，“曲线受贿”反复出现警示我们，在一些领域，权力垄断化、个人化、期权化问题突出，公权正在变成家族私权，通过家人“变现”谋取非法利益。另外，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的过程，即使是“曲线受贿”，其间不可能没有蛛丝蚂迹暴露出来。这些蛛丝蚂迹恰是对有关方面的提醒、警示。可以断定，在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中，贪官还会有更多“以变应变”的手段，如何及时识破贪官的“以变应变”，对反贪部门乃至现行的体制、机制，都是严峻的考验。
受贿父子兵：腐败集团化令人忧心
文/石飞
其实，侯行知“受贿父子兵”案件，已经让人义愤不起来了，既是麻木和审丑疲劳，更是无可奈何和心灰意冷。许多年来，我国集团化腐败现象频繁出新，不断蔓延，愈演愈烈。这种既得利益格局的架构和膨胀，势必使社会公平正义日趋恶化，使官民矛盾、贫富矛盾日趋激化，以致社会难以安定和谐。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如何遏制和消弭这种集团性腐败现象？不是没有良策妙药。强化权力监督，把公权力关进“笼子”，让公职人员“赤身裸体”地在“阳光”下行使“公仆”之责。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反腐狠招实招。然而，在我们这里就是难以推行。譬如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全民一致期盼，各方共同鼓呼，结果呢，时至今日仍一筹莫展。究其原因，就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格局在作殊死的阻挠和对抗。他们清楚得很，一旦真正实行了党政官员家庭财产公开，他们就会原形毕露，既得利益格局就会土崩瓦解，一切“特殊享受”和“利益垄断”都会“无可奈何花落去”。
我们的抉择应该和必须是，彻底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从根子和源头上治理腐败，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否则，“人亡政息”的“最大的危险”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