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峄山刻石》，分《（西）峄山刻石》和《（东）峄山刻石》（图1）。邹城市东南十公里处的峄山，自古享有“邹鲁秀灵”“岱南奇观”的美誉。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领群臣东巡峄山，他站在山顶俯瞰山下城池，顿生君临天下的感觉，便命丞相李斯撰文立石，颂扬其一统天下的功德，这便有了秦始皇五次东巡七块记功碑的第一块——峄山碑。秦二世东巡时，又在碑上刻了二世诏书。秦二世即位后，李斯又陪他登峄山，二世下了诏，指出颂词中称其父亲为始皇帝，自己是皇帝，加以区别，仍当丞相的李斯又书写了刻在石上。
　　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军南侵，途径峄山时命兵士把碑推倒。由于李斯小篆天下闻名，峄山碑虽倒，但前来慕拓者络绎不绝，当地官民因迎来送往，疲于奔命，便聚薪将碑烧毁，碑被烧毁后，后世又多次摹刻。唐代曾将原保留的拓片传刻于枣木板上，后来枣木板不知去向。杜甫曾在《李潮八分小篆歌》评价唐代慕刻本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他这种看法遭到北宋大词人苏轼的反对，他在《孙莘老求墨妙考诗》中说：“峄山传刻典型在，干载笔法留阳冰，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論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对传刻的峄山碑杜贬苏褒，各成一家之言，成为千古佳话。
　　宋元祜八年（公元1093年），邹县县令张文仲，按北海王所藏的峄山碑旧本，命人摹刻于县衙门。公元1292年，邹县县尹宋德因惋惜碑文残缺不全，又令工匠重新砻石摹刻。宋代摹刻碑现存于西安碑林，称《（西）峄山碑》。邹城博物馆珍藏的这块石碑是元代（公元1292年）摹刻的，称《（东）峄山刻石》，刻石为长方体，通高1.95米，宽厚皆0.48米，四面刻字，书法笔画婉转圆润，字形严谨工整，以“玉筋篆”名誉天下，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规定的汉字书体，后世称为“秦篆”，它对研究秦代政治、文字及书法艺术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菜子侯刻石》（图2），又名《菜子侯封田刻石》《天凤刻石》《菜子侯赡族戒石》等，西汉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二月刻。原石在山东邹县卧虎山下，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移置孟庙，现存山东邹城博物馆。《菜子侯刻石》不大，字亦不多，但却弥足珍贵，是遗存较少的西汉时期的早期隶书刻石。此碑用笔逆入平出，笔道尖细犀利，道细劲健，无明显的波挑磔尾;结体宽博，取横势，气息朴厚古拙，毫无修饰之意，别有风韵。整件石刻书法古拙奇瑰，气势开张，丰筋力满，趣味横生，是隶书成熟之前的作品，虽在技法上、规范上尚有欠缺，但也正因如此，它的原始意味、山林野趣、古拙苍劲的气息是成熟作品所不具备的。据文物专家考证，《菜子侯刻石》实际上是从古隶到典型汉隶的一种过渡性书体。西汉的隶书，流传下来的书迹很少，此碑可窥西汉书风，堪称是石刻中的珍品。它体现出作者渊博娴熟的传统功力和勇于标新立异的艺术才华。文化大师郭沫若曾在20世纪60年代致函邹城文物部门，称《菜子侯刻石》“世所罕见，金石研究必从解读此石开篇”，并称这块看起来不起眼的石刻为“从篆到隶过渡的里程碑”。另外，菜子囡作为我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菜子侯刻石》对于考证莱夷文化、菜子国的历史也有着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