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说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稍有近代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而懂得“黄花岗”名称由来的人，恐怕不是很多，懂得七十二位烈士的遗骸是由潘达微收殓安葬于黄花岗的人，可能就更不多了。
潘达微何许人也？他是怎样把七十二位烈士的遗骸收葬于黄花岗的呢？在黄花岗起义100周年之际，笔者根据掌握的史料，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潘达微，字铁苍，号影吾，广东番禺人。清光绪七年（1881年）生于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其父潘文卿，是清末一位武官，是广州市广仁善堂的创始人之一。潘达微少年好学，在诗、文、书、画等方面颇有才华，长辈们都为他感到高兴，希望他沿着科举取仕的道路走下去。但是，他没有顺从长辈的意愿，尤其是成年以后，目睹黑暗的现实，产生了对清王朝统治的不满，逐步接受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走上了投身社会改革的人生道路。他瞒着父母，与革命党人联络，四处奔走，秘密活动。
1905年，潘达微和陈垣（解放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高剑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廖子平（同盟会著名宣传家）等人，在广州创办了石印版的《时事画报》，发表针砭时弊的作品，揭露清代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为改革不合理的社会鼓与呼。《时事画报》被清政府查禁后，潘达微仍醉心于民主、共和，参与反对清廷统治的活动。其父得知后，甚为恼火，劝他专心读儒家经籍，放弃参与“议论时政”活动。他却表示，决不做经学禁锢的“书蠹”。为了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潘达微对新婚不久的妻子陈伟庄说：“国与家，国为先。男儿报国宁可玉碎，不可恋家求瓦全。”温顺的妻子见他决心那么大，只好表示随着丈夫。于是，潘达微带着妻子，毅然跨出了潘家大门，在广州市的河南区租了一间狭小的房子安家。
1908年，潘达微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他一边教学，一边开展革命活动，利用在广州南武公学、培淑女校等学校任国画教员之便，在学生中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发展男女青年加入同盟会。他还和高剑父（中国同盟会广东分会会长）等人一道，到当地寺观、医院、福音堂和村落等处设立机关，并在广州市河南区保安社附近的保光里，创办了一所“美术磁窑”，实际上是同盟会秘密活动制造炸弹的场所（见《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又在广州河南漱珠桥担杆巷“阿钜裱画店”二楼设立秘密通讯处，取名“守真阁”，以美术活动为名，开展发展会员、扩大组织、加强同各地同盟会会员联络等活动。后来，“守真阁”成为策动1910年庚戌新军起义的机关之一。广州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前，潘达微又和陈树人、邓慕韩等人，在广州创办了《平民报》，抨击时政，鼓吹革命，为同盟会举行武装起义大造舆论。当时，潘达微租住的家成了同盟会会员聚会和举行秘密活动的场所。妻子陈伟庄在丈夫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活动，冒着生命危险，筹集武器弹药，偷运进城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时30分，一阵阵海螺声划破广州市上空，经过积极筹备的广州起义终于爆发了。黄兴亲率130名队员组成“敢死队”，臂缠白布，携带枪械炸弹，直扑两广总督衙门。他们击溃卫队，冲入衙内后，发现两广总督张鸣岐已越墙逃跑，便放火焚烧总督衙门，接着分兵攻袭督练公所等处。起义军在东辕门、小北路等处与清军水师提督李准的大队遭遇，立即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起义军英勇杀敌，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以寡敌众，顽强地坚持了一夜。最后，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
起义失败后，牺牲烈士的遗体暴弃在越秀山麓至双门底各街道上。当时，清军戒备森严，为搜捕革命党人，下令闭城3日，凡是没有辫子和来路不明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同时还到处张贴通缉告示：“抓到一名革命党人，赏大洋一百块。”整个广州城笼罩在恐怖之中。清朝当局为了杀一儆百，恫吓市民，还故意将起义军的尸骸暴弃街头，一直到农历四月初三，才通知广仁、爱育、方便、广济等善堂，派出仵工，将烈士的遗体收集，运到咨议局前的旷地（现属黄花岗烈士陵园范围），分十数堆放置。烈士们有的折臂洞胸，血肉模糊；有的被铁链捆绑，两三人为一束（估计是受伤被俘后遇难者），其状惨不忍睹。这些烈士的遗体葬何处？当时，南海、番禺两县的知事协商，开始想葬在狗头山，后又拟葬于东门外处决犯人的臭岗（处决后的犯人被扔到大坑里，盖上浮土，臭气弥漫，途经者不得不掩鼻而过，故当地人称臭岗）。尚未暴露身份的潘达微听到这一消息，心如刀割，义愤填膺，皓皓侠骨岂能与犯人同葬一处！他为“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色变”（孙中山语）的起义英烈而自豪，于是决心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出面殓葬烈士遗骸。他四处奔走，首先到方便医院，找该院总理商量，又到各善堂商洽，请求、说服他们施棺施地，妥葬烈士。然而，在那腥风血雨，人人自危的日子里，他们惧于反动当局的淫威，恐受株连拖累，都不愿出力。无奈，潘达微只好向自己的世交好友、清乡督办江孔殷求助。江孔殷碍于情面，帮助疏通了善堂和各方关系。
潘达微得到由他负责择地埋葬烈士的允许后，立即着手寻觅坟地。他先在沙河找到了一块山地，地契也已办好，但卖主中途又变卦，怕被以通革命党人治罪而悔约。潘达微听后，悲痛欲绝，伏案大哭。不得已，他再次踏进广仁善堂的大门。面对善堂董事，潘达微恳切地陈述、疾呼：“起义烈士为国为民捐躯，我们都是国民一分子，眼见他们暴骨扬秽，心奚能安？”接着，又直陈其父是广仁善堂的创始人潘文卿，请在座诸位善董看在这一情分上，对他的请求不要袖手旁观，置之不理。潘达微情真意切，声泪俱下的诉说，使广仁善堂的善董们无不为之感动，于是当即答应，将该善堂的土地——红花岗（地处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作墓地，并由该善堂负责棺殓营葬。协议达成后，潘达微又赶到红花岗实地察看，并着手安排挖掘墓穴事宜。
农历四月初四一大早，潘达微就赶到了咨议局前的旷地，但见烈士们的遗体经过4天的雨淋日晒，体骸肿胀溃烂，小虫附生，气味难闻。也许是由于这种情况，仵工多不认真收殓。于是，潘达微便召来仵工，付给酒钱，吩咐他们将铁链解开，擦去尸体的血污，再装入棺木，抬往墓地。潘达微自上午11时，一直忙碌到下午4时，共收殓72具烈士遗体。苍天悲悯，羊城肃穆，草木含悲。是日，阴云密布，细雨迷蒙，路上行人稀少，惟有潘达微和仵工们来往于咨议局至红花岗那泥泞的路上。潘达微的双脚沾满了泥浆，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他却全然不顾，亲自护送最后一口棺木上红花岗。岗上墓穴分列4排，潘达微看到墓穴掘得较浅，又用自己借来的钱付给挖掘工，叫他们深掘然后埋葬。就这样，潘达微看着一口口棺木放入墓穴，覆盖好泥土后，才怀着悲痛的心情，告别烈士们的英灵，拖着疲惫而沉重的脚步离去。
广州起义，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起义，是武昌起义前夕，革命党人举行的最重要、战斗最激烈的一次起义。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云：“斯役之价值在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可传世而不朽！”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这次起义的广西籍志士约30人，崇左市江州区太平镇的刘辉廷（见《崇左县志》）是其中之一。在战斗中牺牲和受伤被俘后牺牲的广西籍烈士共有7人，统称“黄花岗广西七烈士”。让我们记住他们的英名：韦云卿、李德山、韦统龄、韦统淮、韦树模、韦荣初、林盛初（后5人为平南县籍）。
话说回头，潘达微殓葬英烈后，本不想声张，但保皇党的喉舌《国事报》却别有用心地披露此事，对潘达微恶意中伤。对此，潘达微非常气愤，便在《平民报》发表了题为“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的文章，公开宣布了“七十二死难者已经殓葬”的消息，以正视听。潘达微平生钟爱菊花，常吟诵古人“菊残犹有傲霜枝”的诗句，并以菊花入画，故在文中用“黄花”取代“红花”作岗名，以喻七十二烈士“其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黄兴是这次广州起义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对殉难的烈士有特殊深厚的感情。同年秋天，他在香港写下了《蝶恋花·吊黄花岗》词一首：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见《黄克强先生瀚墨选》）
自此，“黄花岗”之名便流传开来，直至今天。而潘达微也因殓葬七十二烈士而留名于世。是的，一切为祖国、为民族的进步做过有益事情的人，都将在炎黄子孙的心中永存。1929年，潘达微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追念其生前致力革命，收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功绩，特明令褒扬，准他的遗体附葬于黄花岗坟场。
“三·二九”广州起义至今100年了，1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品读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正门对联：“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港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缅怀先烈业绩的时候，潘达微战胜各种困难，殓葬英烈的义举，同样值得我们缅怀、崇敬！文
潘达微何许人也？他是怎样把七十二位烈士的遗骸收葬于黄花岗的呢？在黄花岗起义100周年之际，笔者根据掌握的史料，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潘达微，字铁苍，号影吾，广东番禺人。清光绪七年（1881年）生于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其父潘文卿，是清末一位武官，是广州市广仁善堂的创始人之一。潘达微少年好学，在诗、文、书、画等方面颇有才华，长辈们都为他感到高兴，希望他沿着科举取仕的道路走下去。但是，他没有顺从长辈的意愿，尤其是成年以后，目睹黑暗的现实，产生了对清王朝统治的不满，逐步接受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走上了投身社会改革的人生道路。他瞒着父母，与革命党人联络，四处奔走，秘密活动。
1905年，潘达微和陈垣（解放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高剑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廖子平（同盟会著名宣传家）等人，在广州创办了石印版的《时事画报》，发表针砭时弊的作品，揭露清代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为改革不合理的社会鼓与呼。《时事画报》被清政府查禁后，潘达微仍醉心于民主、共和，参与反对清廷统治的活动。其父得知后，甚为恼火，劝他专心读儒家经籍，放弃参与“议论时政”活动。他却表示，决不做经学禁锢的“书蠹”。为了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潘达微对新婚不久的妻子陈伟庄说：“国与家，国为先。男儿报国宁可玉碎，不可恋家求瓦全。”温顺的妻子见他决心那么大，只好表示随着丈夫。于是，潘达微带着妻子，毅然跨出了潘家大门，在广州市的河南区租了一间狭小的房子安家。
1908年，潘达微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他一边教学，一边开展革命活动，利用在广州南武公学、培淑女校等学校任国画教员之便，在学生中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发展男女青年加入同盟会。他还和高剑父（中国同盟会广东分会会长）等人一道，到当地寺观、医院、福音堂和村落等处设立机关，并在广州市河南区保安社附近的保光里，创办了一所“美术磁窑”，实际上是同盟会秘密活动制造炸弹的场所（见《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又在广州河南漱珠桥担杆巷“阿钜裱画店”二楼设立秘密通讯处，取名“守真阁”，以美术活动为名，开展发展会员、扩大组织、加强同各地同盟会会员联络等活动。后来，“守真阁”成为策动1910年庚戌新军起义的机关之一。广州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前，潘达微又和陈树人、邓慕韩等人，在广州创办了《平民报》，抨击时政，鼓吹革命，为同盟会举行武装起义大造舆论。当时，潘达微租住的家成了同盟会会员聚会和举行秘密活动的场所。妻子陈伟庄在丈夫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活动，冒着生命危险，筹集武器弹药，偷运进城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时30分，一阵阵海螺声划破广州市上空，经过积极筹备的广州起义终于爆发了。黄兴亲率130名队员组成“敢死队”，臂缠白布，携带枪械炸弹，直扑两广总督衙门。他们击溃卫队，冲入衙内后，发现两广总督张鸣岐已越墙逃跑，便放火焚烧总督衙门，接着分兵攻袭督练公所等处。起义军在东辕门、小北路等处与清军水师提督李准的大队遭遇，立即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起义军英勇杀敌，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以寡敌众，顽强地坚持了一夜。最后，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
起义失败后，牺牲烈士的遗体暴弃在越秀山麓至双门底各街道上。当时，清军戒备森严，为搜捕革命党人，下令闭城3日，凡是没有辫子和来路不明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同时还到处张贴通缉告示：“抓到一名革命党人，赏大洋一百块。”整个广州城笼罩在恐怖之中。清朝当局为了杀一儆百，恫吓市民，还故意将起义军的尸骸暴弃街头，一直到农历四月初三，才通知广仁、爱育、方便、广济等善堂，派出仵工，将烈士的遗体收集，运到咨议局前的旷地（现属黄花岗烈士陵园范围），分十数堆放置。烈士们有的折臂洞胸，血肉模糊；有的被铁链捆绑，两三人为一束（估计是受伤被俘后遇难者），其状惨不忍睹。这些烈士的遗体葬何处？当时，南海、番禺两县的知事协商，开始想葬在狗头山，后又拟葬于东门外处决犯人的臭岗（处决后的犯人被扔到大坑里，盖上浮土，臭气弥漫，途经者不得不掩鼻而过，故当地人称臭岗）。尚未暴露身份的潘达微听到这一消息，心如刀割，义愤填膺，皓皓侠骨岂能与犯人同葬一处！他为“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色变”（孙中山语）的起义英烈而自豪，于是决心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出面殓葬烈士遗骸。他四处奔走，首先到方便医院，找该院总理商量，又到各善堂商洽，请求、说服他们施棺施地，妥葬烈士。然而，在那腥风血雨，人人自危的日子里，他们惧于反动当局的淫威，恐受株连拖累，都不愿出力。无奈，潘达微只好向自己的世交好友、清乡督办江孔殷求助。江孔殷碍于情面，帮助疏通了善堂和各方关系。
潘达微得到由他负责择地埋葬烈士的允许后，立即着手寻觅坟地。他先在沙河找到了一块山地，地契也已办好，但卖主中途又变卦，怕被以通革命党人治罪而悔约。潘达微听后，悲痛欲绝，伏案大哭。不得已，他再次踏进广仁善堂的大门。面对善堂董事，潘达微恳切地陈述、疾呼：“起义烈士为国为民捐躯，我们都是国民一分子，眼见他们暴骨扬秽，心奚能安？”接着，又直陈其父是广仁善堂的创始人潘文卿，请在座诸位善董看在这一情分上，对他的请求不要袖手旁观，置之不理。潘达微情真意切，声泪俱下的诉说，使广仁善堂的善董们无不为之感动，于是当即答应，将该善堂的土地——红花岗（地处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作墓地，并由该善堂负责棺殓营葬。协议达成后，潘达微又赶到红花岗实地察看，并着手安排挖掘墓穴事宜。
农历四月初四一大早，潘达微就赶到了咨议局前的旷地，但见烈士们的遗体经过4天的雨淋日晒，体骸肿胀溃烂，小虫附生，气味难闻。也许是由于这种情况，仵工多不认真收殓。于是，潘达微便召来仵工，付给酒钱，吩咐他们将铁链解开，擦去尸体的血污，再装入棺木，抬往墓地。潘达微自上午11时，一直忙碌到下午4时，共收殓72具烈士遗体。苍天悲悯，羊城肃穆，草木含悲。是日，阴云密布，细雨迷蒙，路上行人稀少，惟有潘达微和仵工们来往于咨议局至红花岗那泥泞的路上。潘达微的双脚沾满了泥浆，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他却全然不顾，亲自护送最后一口棺木上红花岗。岗上墓穴分列4排，潘达微看到墓穴掘得较浅，又用自己借来的钱付给挖掘工，叫他们深掘然后埋葬。就这样，潘达微看着一口口棺木放入墓穴，覆盖好泥土后，才怀着悲痛的心情，告别烈士们的英灵，拖着疲惫而沉重的脚步离去。
广州起义，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起义，是武昌起义前夕，革命党人举行的最重要、战斗最激烈的一次起义。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云：“斯役之价值在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可传世而不朽！”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这次起义的广西籍志士约30人，崇左市江州区太平镇的刘辉廷（见《崇左县志》）是其中之一。在战斗中牺牲和受伤被俘后牺牲的广西籍烈士共有7人，统称“黄花岗广西七烈士”。让我们记住他们的英名：韦云卿、李德山、韦统龄、韦统淮、韦树模、韦荣初、林盛初（后5人为平南县籍）。
话说回头，潘达微殓葬英烈后，本不想声张，但保皇党的喉舌《国事报》却别有用心地披露此事，对潘达微恶意中伤。对此，潘达微非常气愤，便在《平民报》发表了题为“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的文章，公开宣布了“七十二死难者已经殓葬”的消息，以正视听。潘达微平生钟爱菊花，常吟诵古人“菊残犹有傲霜枝”的诗句，并以菊花入画，故在文中用“黄花”取代“红花”作岗名，以喻七十二烈士“其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黄兴是这次广州起义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对殉难的烈士有特殊深厚的感情。同年秋天，他在香港写下了《蝶恋花·吊黄花岗》词一首：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见《黄克强先生瀚墨选》）
自此，“黄花岗”之名便流传开来，直至今天。而潘达微也因殓葬七十二烈士而留名于世。是的，一切为祖国、为民族的进步做过有益事情的人，都将在炎黄子孙的心中永存。1929年，潘达微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追念其生前致力革命，收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功绩，特明令褒扬，准他的遗体附葬于黄花岗坟场。
“三·二九”广州起义至今100年了，1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品读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正门对联：“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港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缅怀先烈业绩的时候，潘达微战胜各种困难，殓葬英烈的义举，同样值得我们缅怀、崇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