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互联网时代的技术技能变革改变了整体社会的形态与结构，技术与劳动的关系更趋向多元化，在“机器换人”和“数字算法”加速劳动力市场弹性和两极化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技术与劳动互补的空间。在智能时代，以互联网应用和交叉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技能偏向型科技增长主要依赖高阶技术技能劳动力，它需要劳动者具有跨界融合和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以促进系统性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在智能时代的技术技能格局变化下技能形成具有多元化的发展路径，需要智能制造的高端技能劳动力和技术平台的创意型劳动力，产生了大量的依附于平台经济的零工劳动力，呈现了技能形成的两极分化、不稳定性和碎片化的态势。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重要的技能形成制度，虽然智能时代的回报率不断上升，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经济、社会的适应性和跨界合作的能力有待提高。在新一轮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应在我国整体技能形成框架下进行技能供给侧改革，促进智能时代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应对高阶技能人才需求和零工技能形成的多元化，塑造技术与劳动的互补空间。在国家层面关注智能时代职业教育治理的制度协调与匹配；完善技术技能型高校制度，形成契合区域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加强职业教育校企跨界合作，促进应用型科研服务区域发展；完善职业教育的社会技能培训体系，发挥其社会调节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