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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1693—1765年），原名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扬州兴化人。进士出身，学识渊博，工诗词，善书画。因为他在所作的书画下款都题“板桥郑燮”字样，后来人们就称他为郑板桥。郑板桥是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以书画闻名于世，但他也是一位难得的好官、清官，曾任山东范县（今河南范县）、潍县知县十余年。郑板桥一心为民，写过这样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听到竹林里传来的萧萧风声，就能使他联想到百姓的疾苦。郑板桥不仅在廉洁自律方面堪称楷模，在勤政愛民方面同样政绩卓著，即便因此获罪罢官也在所不惜，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
乾隆七年（1742年）春，郑板桥被选授山东范县知县。“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郑板桥看来，既然为官一方，就要尽职尽责，努力造福一方百姓，方可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据史料记载，在做范县知县时，郑板桥居官谨慎，很担心自己不了解民情，办错了事，对不起老百姓。他明白官民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县门一尺情犹隔，况是君门隔紫宸”。所以，他经常深入农村，探问农桑之事，了解下情。他为官力求简单，非常讨厌衙门开道之类的扰民礼仪。他常常不坐轿子，不鸣锣开道，不打“回避”“肃静”牌子，身着便服，脚穿草鞋到乡下察访。因为他常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以至于上级官员派人到县衙门找他，竟看不到他的人影。郑板桥还坚决拒绝别人的馈赠和贿赂，积极处理政务，不积压文案，公事之余就和文人们一块饮酒咏诗，有的人甚至忘记他是县官，正所谓“绝苞苴，无留牍。公余辄与文士觞咏，有忘其为长吏者”。
郑板桥在范县做了四年的知县，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调任潍县知县。不料自乾隆十二年起，山东连年荒歉，《清史列传》和《扬州府志》均有记载，如“官潍县时岁歉，人相食”。有一天，郑板桥到城外察看灾情，看到灾民成群结队地远离家乡，到关外逃荒，不禁热泪盈眶，随即写下《逃荒行》：“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郑板桥深为百姓的苦难焦虑：“我郑板桥在本县生灵涂炭，民生凋敝之际，竟然束手无策，真是愧对黎庶！此时不为百姓请命，更待何时！”《清史列传》做了这样的记载：“燮开仓赈贷，或阻之，燮曰：‘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也就是说，郑板桥看到百姓大灾，直接打开官家的粮仓救济百姓。有人劝阻他，让他按朝廷的制度规定，先向上级请示，他却义无反顾地说：“这是什么时候？等辗转向上级请示报告，老百姓就剩不下一个了。上级有什么谴责，由我来承担责任！”他力排众议，打开官仓放粮赈济，让百姓办好领粮的借据后，把粮食发给他们，救活了成千上万的人。
这年秋后，仍无收成。灾民根本无力还粮，郑板桥不顾自身安危，决定把借条当众烧毁。烧毁借条的那天，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县衙门前万众欢腾，借条被纷纷投入火海之中。随后，郑板桥主动捐出自己的官俸，并组织富户、官绅筹资，替老百姓缴纳赋税。由于郑板桥的精心努力，潍县虽然遭受了长达五年的自然灾害，老百姓却能度过饥荒。潍县人民对他感恩戴德，修建生祠来奉祀他。
郑板桥还善于断案，留传至今的郑板桥批案判牍有6册之多，涉及案件300余件，详细记载了他无私奉公、秉公断案的事迹。由于他的勤政，在潍县任职的七年时间里，他没有积压任何案件，也没有老百姓受冤枉，甚至好几次出现了监狱中连一个罪犯都没有的景象。史料也称赞他“无留牍、无怨民”，“囹圄囚空者数次”。从中不难看出他治理潍县社会秩序、民风教化的成效，堪称县官的楷模。
郑板桥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作为，并受到百姓的衷心拥戴，究其原因还需要从他的所思所想和他的人生观进行剖析。
郑板桥以科举入仕，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具有浓厚的儒家基本色调，“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他认为读书写文章，都是为了经世致用，为国为民，最重要的事业是“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所以他明确表示，自己出来做官的目的，是想效法前贤，“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相反，对于那些只想出人头地的读书人，他是非常鄙视的，说这些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钓鱼，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个好结果”。
郑板桥有着深厚的农民情怀，观察社会时，往往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他这样写道：“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因为农民“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他同情农民，重视农民，把劳动人民提高到社会首位，把读书做官之人放在末等，这是真正摆对了自己做人、做官的位置。
他主张平等待人，“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他教导孩子，凡有好吃的东西，一定要分给那些贫寒人家的孩子，“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他还反复告诫家人，对穷人“要体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他深切同情农民的苦处：“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粃糠，啜麦粥，搴取荇叶、蕴头、蒋角煮之，旁贴荞麦锅饼，便是美食，幼儿女争吵。”每每想到这些，他就忍不住落泪，所以让弟弟把自己的工资“挨家比户，逐一散给”。
支持、维护穷苦人和弱势者，替他们把心中的话讲出来，不准有钱有地位的人仗势欺人、强词夺理，保证执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是郑板桥做官的亮点之一。他经常有意识地为弱势群体喊冤叫屈，替他们发声，维护他们的权益。更为重要的是，郑板桥还通过自己的诗和笔，积极为穷苦百姓呐喊代言。在他的集子中，有许多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如《满江红·田家四时苦乐歌》，以及《悍吏》 《私刑恶》 《姑恶》 《孤儿行》 《后孤儿行》 《逃荒行》 《还家行》等诗词，都是站在穷苦人和弱势者的立场上说话。
“不烧铅汞不逃禅，不爱乌纱不要钱。”郑板桥在山东先后做了十二年的官员，最后却“以请赈忤大吏，乞疾归”。郑板桥为民请命受到上司的处罚，离任之时，“囊橐萧然，卖书画以自给”，口袋里空空如也，一无所有，以卖画鬻字为生。不过值得郑板桥欣慰的是，山东父老自发沿途十里相送，这正是老百姓对他为官的最高褒奖。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乾隆七年（1742年）春，郑板桥被选授山东范县知县。“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郑板桥看来，既然为官一方，就要尽职尽责，努力造福一方百姓，方可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据史料记载，在做范县知县时，郑板桥居官谨慎，很担心自己不了解民情，办错了事，对不起老百姓。他明白官民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县门一尺情犹隔，况是君门隔紫宸”。所以，他经常深入农村，探问农桑之事，了解下情。他为官力求简单，非常讨厌衙门开道之类的扰民礼仪。他常常不坐轿子，不鸣锣开道，不打“回避”“肃静”牌子，身着便服，脚穿草鞋到乡下察访。因为他常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以至于上级官员派人到县衙门找他，竟看不到他的人影。郑板桥还坚决拒绝别人的馈赠和贿赂，积极处理政务，不积压文案，公事之余就和文人们一块饮酒咏诗，有的人甚至忘记他是县官，正所谓“绝苞苴，无留牍。公余辄与文士觞咏，有忘其为长吏者”。
郑板桥在范县做了四年的知县，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调任潍县知县。不料自乾隆十二年起，山东连年荒歉，《清史列传》和《扬州府志》均有记载，如“官潍县时岁歉，人相食”。有一天，郑板桥到城外察看灾情，看到灾民成群结队地远离家乡，到关外逃荒，不禁热泪盈眶，随即写下《逃荒行》：“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郑板桥深为百姓的苦难焦虑：“我郑板桥在本县生灵涂炭，民生凋敝之际，竟然束手无策，真是愧对黎庶！此时不为百姓请命，更待何时！”《清史列传》做了这样的记载：“燮开仓赈贷，或阻之，燮曰：‘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也就是说，郑板桥看到百姓大灾，直接打开官家的粮仓救济百姓。有人劝阻他，让他按朝廷的制度规定，先向上级请示，他却义无反顾地说：“这是什么时候？等辗转向上级请示报告，老百姓就剩不下一个了。上级有什么谴责，由我来承担责任！”他力排众议，打开官仓放粮赈济，让百姓办好领粮的借据后，把粮食发给他们，救活了成千上万的人。
这年秋后，仍无收成。灾民根本无力还粮，郑板桥不顾自身安危，决定把借条当众烧毁。烧毁借条的那天，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县衙门前万众欢腾，借条被纷纷投入火海之中。随后，郑板桥主动捐出自己的官俸，并组织富户、官绅筹资，替老百姓缴纳赋税。由于郑板桥的精心努力，潍县虽然遭受了长达五年的自然灾害，老百姓却能度过饥荒。潍县人民对他感恩戴德，修建生祠来奉祀他。
郑板桥还善于断案，留传至今的郑板桥批案判牍有6册之多，涉及案件300余件，详细记载了他无私奉公、秉公断案的事迹。由于他的勤政，在潍县任职的七年时间里，他没有积压任何案件，也没有老百姓受冤枉，甚至好几次出现了监狱中连一个罪犯都没有的景象。史料也称赞他“无留牍、无怨民”，“囹圄囚空者数次”。从中不难看出他治理潍县社会秩序、民风教化的成效，堪称县官的楷模。
二
郑板桥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作为，并受到百姓的衷心拥戴，究其原因还需要从他的所思所想和他的人生观进行剖析。
郑板桥以科举入仕，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具有浓厚的儒家基本色调，“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他认为读书写文章，都是为了经世致用，为国为民，最重要的事业是“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所以他明确表示，自己出来做官的目的，是想效法前贤，“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相反，对于那些只想出人头地的读书人，他是非常鄙视的，说这些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钓鱼，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个好结果”。
郑板桥有着深厚的农民情怀，观察社会时，往往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他这样写道：“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因为农民“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他同情农民，重视农民，把劳动人民提高到社会首位，把读书做官之人放在末等，这是真正摆对了自己做人、做官的位置。
他主张平等待人，“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他教导孩子，凡有好吃的东西，一定要分给那些贫寒人家的孩子，“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他还反复告诫家人，对穷人“要体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他深切同情农民的苦处：“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粃糠，啜麦粥，搴取荇叶、蕴头、蒋角煮之，旁贴荞麦锅饼，便是美食，幼儿女争吵。”每每想到这些，他就忍不住落泪，所以让弟弟把自己的工资“挨家比户，逐一散给”。
支持、维护穷苦人和弱势者，替他们把心中的话讲出来，不准有钱有地位的人仗势欺人、强词夺理，保证执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是郑板桥做官的亮点之一。他经常有意识地为弱势群体喊冤叫屈，替他们发声，维护他们的权益。更为重要的是，郑板桥还通过自己的诗和笔，积极为穷苦百姓呐喊代言。在他的集子中，有许多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如《满江红·田家四时苦乐歌》，以及《悍吏》 《私刑恶》 《姑恶》 《孤儿行》 《后孤儿行》 《逃荒行》 《还家行》等诗词，都是站在穷苦人和弱势者的立场上说话。
“不烧铅汞不逃禅，不爱乌纱不要钱。”郑板桥在山东先后做了十二年的官员，最后却“以请赈忤大吏，乞疾归”。郑板桥为民请命受到上司的处罚，离任之时，“囊橐萧然，卖书画以自给”，口袋里空空如也，一无所有，以卖画鬻字为生。不过值得郑板桥欣慰的是，山东父老自发沿途十里相送，这正是老百姓对他为官的最高褒奖。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