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由父亲领衔，率上海京剧团赴苏联访问演出。我有幸作为随行人员，随父亲一同去，照顾他生活。
　　那时京剧出国演出相当多，但剧目往往是猴戏（如《闹天宫》）、武戏（如《三岔口》、《泗州城》），一般的文戏怕外国人看不懂。
　　这回赴苏，也有武戏，但父亲带去的都是文戏。其中一出是《打渔杀家》，一出是专程到杭州向浙江省苏昆剧团学习，赶排出来的昆曲《十五贯》。
　　这两出文戏在苏联演出以后，那里的观众，不论是文艺界的同行，还是普通的人民，都看懂了。一些文艺界的同行说：原来以为中国的京剧不过是锣鼓加上武功技巧，现在终于看到了京剧的全貌。
　　父亲和“上京”在那里受到热烈、隆重的接待。许多国家领导人都来看演出，并且在戏结束后上台表示祝贺。演出的日程排得满满的。父亲的嗓子越唱越好。但是有一点：他常会忘词，不过他补救的本事也大，不但能立即补救过来，还让台下的观众不觉得、看不出来。父亲的老搭档之一的刘斌昆就说过这样的笑话：跟他（我父亲）唱戏，要有本事在他忘词的时候跟着他转出去，再转回来。
　　“上京”在苏联还有一个小插曲。
　　他们到苏联去，以及在苏联国内旅行，都是坐火车，而不是乘飞机。苏联的火车进站离站，不像我们国内，都要敲钟鸣笛，而是静悄悄进站，又静悄悄地开走了。团里有一名工作人员，到了中途站，穿着睡衣、拖鞋，只披了件大衣，下车去站台上活动活动，看见厅内有壁画，就进去看一看。没想到出来一看，站台边空空，火车已经开走了。他急得什么似的，苏联人围过来，他又不会俄语，穿着睡衣、拖鞋，又难看，又冷。他也顾不得了，一边写“中国”两个字，嘴里念叨着：“莫斯科！”一边两手做翅膀的样子，指着火车开走的方向，意思是要乘飞机赶上去。苏联人民非常友好，并且弄懂了他的意思，果然买飞机票把他送到了目的地。他到时，火车还没有到，结果他还到火车站去迎接全团的大队人马。
　　访问演出圆满结束，回到国内。转过年，到了1957年，大鸣大放，号召向党提意见。我们家的亲戚来劝父亲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我们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也劝父亲这样做。没想到父亲发火了，他说：“我对党没有意见！”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父亲发这么大的火。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