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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是台湾著名的文学教育家和文学翻译家齐邦媛，以86岁高龄写作完成的一部呕心沥血的文学自传，其中写尽了父女两代人从辽宁省的巨流河到台湾岛的哑口海的家国丧乱，从而成就了一部于丧乱无常中波澜不惊的心灵史诗。该书甫一面世，就受到海峡两岸文化出版界的追捧热议。
生者不言，死者默默
在该书序言中，齐邦媛深情地写道：“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据说汹涌海浪冲击到此，声消音灭。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落到哑口海的故事。”
接下来，她用“生者不言，死者默默”来形容自己这本迟到的文学自传：“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与声音伴随我由青壮，中年，一起步入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几乎已经太迟的时候。我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
齐邦媛不能不说出的，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密切关联的家族故事。1924年的元宵节，她出生于辽宁铁岭范家屯的齐家庄院，祖父齐鹏大是张作霖东北军的一位旅长。父亲齐世英，字铁生，15岁到天津新学书院就读，18岁考取官费赴日本留学，22岁改往德国留学。26岁回国后，出任由张学良、郭松龄创办的同泽中学的校长，专门收容培养东北军死难官兵的子弟。齐世英的丧乱人生，与东北军的两次“兵谏”直接相关。
1925年11月19日，冯玉祥在包头与郭松龄的代表签订密约，以“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实行民主政治”的名义瓜分势力范围：大西北归冯玉祥，直隶、热河归直隶督军李景林，东北三省归郭松龄。11月21日晚上，郭松龄发出“兵谏”通电，要求张作霖停战下野，将军权交给张学良。11月23日，郭松龄的七万大军回师东北。当苏联顾问建议冯玉祥遵守密约出兵援助时，冯玉祥反而违犯密约向李景林发起进攻，导致郭松龄在巨流河战役中兵败受死。郭松龄的外交事务主任齐世英，只好带着殷汝耕等人躲进新民市的日本领事馆寻求庇护，后来在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的保护下逃亡日本，再从日本回到天津的意大利租界区，见到为冯玉祥、郭松龄的秘密合作牵线搭桥的黄郛。齐世英南下上海、武汉等地，经黄郛引见认识蒋介石以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于1926年底加入国民党，党员证是辽字一号。
1928年，齐世英以中尉军衔，与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滕杰、肖赞育、邓文仪、丰悌、周复、娄绍恺、李秉中、蔡劲军、张本清等人一起，到日本专门训练在职军官的步兵学校留学，随后进入国民党CC系的特务情报系统。1929年回国之后，他在蒋介石、陈立夫的直接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东北协会，负责中央与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的联系，同时对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秘密监视。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得知齐世英关于东北军与延安方面秘密联络的情报，冒险从洛阳前往西安，督促张学良进行“剿共”，从而引发了号称“兵谏”的西安事变。
关于齐世英，晚年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评价说：“这个人过去反对我很厉害，他是国民党，他是CC，东北党务就在他手里，他专门在东北对我捣乱……这个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比起张学良的全面评价，齐邦媛对于父亲齐世英“死者默默”的代言辩护，就显得过于片面以至于顾此失彼、自相矛盾。
该书第15页，齐邦媛介绍22岁的父亲在德国柏林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它社会主义论著，然后转学到海德堡大学，师从历史哲学派大师李凯尔特和阿尔费雷德·韦伯，从而认识到《资本论》强以理论套在大政策上的学术局限性，并且确立了自己的坚定信念：“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潜移默化拯救积弱的中国。”
而在事实上，当年的齐世英并不具备如此明确的理性判断。关于这一点，齐邦媛在该书第349页抄录她自己为《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所写的致谢文《二十年的声音》，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郭松龄兵谏革新，兵败身死，或可说是时代尚未成熟；而东北，乃至全部大陆在胜利之后迅速弃守，核心原因何在？”
该书第5页，关于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另有一段比较文字：“张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其子张学良继续名号、权势及财富，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
该书第202页，关于张作霖又有评价：“张作霖用最了解当地民情的‘智慧’建立了他的权力，维护地方安定20年，他集权威于一身，他若不死，日本人想占沈阳都办不到，遑论全东北！”
由此可知，张作霖的智慧与实力，才是东北三省不可替代的稳定因素。并不具备张作霖的智慧与实力的郭松龄，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不经过段祺瑞执政的北京中央政府的合法授权，仅仅与苏联支持下的冯玉祥达成瓜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就仓促发动名义上拥戴张学良的所谓“兵谏”。即使在张学良本人出面劝阻的情况，依然要在东北军内部浴血奋战。像这种窝里斗的倒戈“兵谏”，一个健全理性的中国人，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参与支持的。齐世英与齐邦媛父女偏偏不愿意虚心承认这一点，于是，就出现了该书第342页顾此失彼、自相矛盾的一段话：
张学良20岁继承奉军地盘，毫无思考判断准备，只知权力，冲动性地造成贻害大局的西安事变，使东北军数十万人流落关内，失去了在东北命运上说话的力量，他和这个坚持人性尊严、民主革新的理想主义者齐世英怎么合作？……我父亲想的是，如果巨流河一役郭军战胜，东北整个局面必会革新，不会容许日本人进去建立傀儡满州国……
假如张学良“冲动性地造成贻害大局的西安事变”能够成立的话，自以为“坚持人性尊严、民主革新的理想主义”的郭松龄、齐世英等人，此前发动的另一场兵败巨流河的倒戈“兵谏”，就是更加劣质的权力冲动。相对而言，不愿意为东北军的两次倒戈“兵谏”承担属于自己的一部分罪责的齐世英，以及为父亲代言辩护的齐邦媛，对于历史叙述和历史解读的更加重要的贡献，是以东北人的独特立场，为国民党败退台湾提供了一种新角度和新思维：
抗日胜利来临得太快，蒋先生也许来不及多加思索，派熊式辉作东北行辕主任，主持东北接收大局。熊既无任何大局经验，又无政治格局，即使在军中，他连个儒将也不是，最高资历是江西省主席，曾协助过蒋经国赣南剿匪工作，所以得到蒋家信任。东北这一大块疆土，他大约只有地图上见过，既无知识基础也毫无感情根基——这匆促或者私心的一步棋，播下了悲剧的种子。……蒋先生自1936年张学良“西安事变”后即不信任东北人，任用来自江西的熊式辉接收东北。政府经略东北欠缺深谋远虑，致使抗战胜利后，中共在东北的军力远胜于国军……
柔弱女子的书生报国
齐邦媛在序言中谈到这样一个细节：“将我的手稿输入电脑，容忍我不停地增补、删减的黄碧仪，事实上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她曾问我：‘您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什么会跑去搞革命？’大哉斯言！这样的问题由20多岁的年轻人提出，别具意义，仿佛那些远去却未安息的亡灵也都等着这一问！”
在25万字的《巨流河》中，齐邦媛是用两代人的生命历程来印证解答这一问题的。应该说，齐邦媛书生报国、教育报国的一生，要比她的父亲齐世英革命报国、政治报国的一生，表现得更加文明理性也更加功德圆满。她6岁离开家乡，以后17年辗转大江南北。1947年之后又流落台湾60年。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她哭泣过，软弱過，迷惘过，却从来没有像她的革命父亲那样遭遇大的挫折、犯下大的罪错。这一切，既得益于父辈的庇护与指导，也取决于她非常侥幸地找到并且确立了书生报国、教育报国的人生定位。
1934年4月26日，在行政院次长彭学沛支持下，齐世英与李锡恩、周天放等人，在北平创办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山中学”，专门收容从“满洲国”逃亡内地的东北青年。1936年，该校由北平迁至南京，18岁的张大非走进了齐世英的家门，也逐渐走进了12岁的齐邦媛的内心世界。用齐邦媛的话说，“多年来，他是唯一常常和我谈灵魂的人”。
张大非原名张乃昌，父亲是“满洲国”时期沈阳县的警察局长，因为救护地下抗日同志，在广场上被日本人浇油漆烧死。张大非与弟弟、妹妹连夜逃往营口投奔姑姑，随后在营口一所教会中学信奉了基督教。家破人亡的张大非辗转入关，在齐世英家里找到了久违的家庭温暖。1937年11月，他改名大飞报名参军，留给齐邦媛的是一本镶金边的《圣经》。1942年夏天，空军飞行员张大飞到美国受训归来，成为陈纳德率领的中美混合十四航空队——俗称“飞虎队”——的一员。
1943年夏天，“自幼是个弱者，处处需人保护”的齐邦媛，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她“幼稚地想向父亲挑战：你到德国读哲学，我至少也可以远赴云南昆明去读哲学，探索人生深奥的意义”，却没有被第一志愿的西南联大哲学系录取，而是一路哭泣着来到迁址于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二年，她听从教务长朱光潜的建议转入外文系，并且喜欢上了朱光潜讲授的英文诗歌。
在此期间，齐邦媛应同宿舍的“前进”同学侯姐姐邀请，参加了三次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召集的“读书会”，并且在家书中告诉了父亲齐世英。父亲在回信中劝告说：“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吾儿只身在外，务望保持健康，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沉得住气。”
1946年，武汉大学回迁武昌珞珈山，朱光潜前往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齐邦媛又成为吴宓、袁昌英、田德望等多位名师的入门弟子。刚刚由意大利回国的田德望博士开设选修课“但丁《神曲》研究”，最终只有自甘落伍的齐邦媛一个人听讲：“我坚持选读《神曲》是一个大大的逆流行为，在很多人因政治狂热和内心苦闷，受惑于狂热政治文学的时候，我已决定要走一条简单的路。”
正是这种自甘落伍的政治免疫力，成就了齐邦媛书生报国、教育报国的人生辉煌。1947年，她从武汉大学外文系顺利毕业，同年9月，她前往台北任台湾大学外文系助教。经过不断的积累和进修，她逐步成长为台湾最为著名的文学教育家和文學翻译家之一，不仅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台湾作家，而且以书生报国的情怀，主持了惠及一代学子的台湾国文教科书改革，从而被白先勇称赞为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
波澜不惊的心灵史诗
1958年，齐邦媛以中兴大学讲师的身份，兼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英文秘书。在此期间，她与晚年胡适曾经有过一些接触。196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宴请胡适，胡适在宴会上与齐邦媛谈到现代文学：“最近一位女作家寄了一本书给我，请我给一点意见，同时我又接到姜贵的《旋风》，两本书看完之后觉得这位女士的作品没办法跟姜贵比，她写不出姜贵那种大格局，有史诗气魄的作品。”
受胡适的影响，齐邦媛1968年到美国进修期间，专门选修了两次史诗(Epic)课，她后来给学生讲课，也像胡适一样重视文学作品中无法言诠的格局、情趣、深度以及史诗气魄。同样是受胡适影响，整部《巨流河》以其特有的灵魂深度和史诗气魄，成就了一部波澜不惊的心灵史诗，为中华民族保留了一部活生生的不可替代的精神实录。
关于《巨流河》所取得的史诗成就，王德威在“后记”中评论说：“《巨流河》最终是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在她的书中一页一页地成长，终于有了风霜。但她的娓娓叙述却又让我们觉得时间流淌，人事升沉，却有一个声音不曾老去。那是一个‘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生者不言，死者默默
在该书序言中，齐邦媛深情地写道：“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据说汹涌海浪冲击到此，声消音灭。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落到哑口海的故事。”
接下来，她用“生者不言，死者默默”来形容自己这本迟到的文学自传：“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与声音伴随我由青壮，中年，一起步入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几乎已经太迟的时候。我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
齐邦媛不能不说出的，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密切关联的家族故事。1924年的元宵节，她出生于辽宁铁岭范家屯的齐家庄院，祖父齐鹏大是张作霖东北军的一位旅长。父亲齐世英，字铁生，15岁到天津新学书院就读，18岁考取官费赴日本留学，22岁改往德国留学。26岁回国后，出任由张学良、郭松龄创办的同泽中学的校长，专门收容培养东北军死难官兵的子弟。齐世英的丧乱人生，与东北军的两次“兵谏”直接相关。
1925年11月19日，冯玉祥在包头与郭松龄的代表签订密约，以“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实行民主政治”的名义瓜分势力范围：大西北归冯玉祥，直隶、热河归直隶督军李景林，东北三省归郭松龄。11月21日晚上，郭松龄发出“兵谏”通电，要求张作霖停战下野，将军权交给张学良。11月23日，郭松龄的七万大军回师东北。当苏联顾问建议冯玉祥遵守密约出兵援助时，冯玉祥反而违犯密约向李景林发起进攻，导致郭松龄在巨流河战役中兵败受死。郭松龄的外交事务主任齐世英，只好带着殷汝耕等人躲进新民市的日本领事馆寻求庇护，后来在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的保护下逃亡日本，再从日本回到天津的意大利租界区，见到为冯玉祥、郭松龄的秘密合作牵线搭桥的黄郛。齐世英南下上海、武汉等地，经黄郛引见认识蒋介石以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于1926年底加入国民党，党员证是辽字一号。
1928年，齐世英以中尉军衔，与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滕杰、肖赞育、邓文仪、丰悌、周复、娄绍恺、李秉中、蔡劲军、张本清等人一起，到日本专门训练在职军官的步兵学校留学，随后进入国民党CC系的特务情报系统。1929年回国之后，他在蒋介石、陈立夫的直接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东北协会，负责中央与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的联系，同时对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秘密监视。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得知齐世英关于东北军与延安方面秘密联络的情报，冒险从洛阳前往西安，督促张学良进行“剿共”，从而引发了号称“兵谏”的西安事变。
关于齐世英，晚年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评价说：“这个人过去反对我很厉害，他是国民党，他是CC，东北党务就在他手里，他专门在东北对我捣乱……这个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比起张学良的全面评价，齐邦媛对于父亲齐世英“死者默默”的代言辩护，就显得过于片面以至于顾此失彼、自相矛盾。
该书第15页，齐邦媛介绍22岁的父亲在德国柏林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它社会主义论著，然后转学到海德堡大学，师从历史哲学派大师李凯尔特和阿尔费雷德·韦伯，从而认识到《资本论》强以理论套在大政策上的学术局限性，并且确立了自己的坚定信念：“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潜移默化拯救积弱的中国。”
而在事实上，当年的齐世英并不具备如此明确的理性判断。关于这一点，齐邦媛在该书第349页抄录她自己为《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所写的致谢文《二十年的声音》，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郭松龄兵谏革新，兵败身死，或可说是时代尚未成熟；而东北，乃至全部大陆在胜利之后迅速弃守，核心原因何在？”
该书第5页，关于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另有一段比较文字：“张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其子张学良继续名号、权势及财富，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
该书第202页，关于张作霖又有评价：“张作霖用最了解当地民情的‘智慧’建立了他的权力，维护地方安定20年，他集权威于一身，他若不死，日本人想占沈阳都办不到，遑论全东北！”
由此可知，张作霖的智慧与实力，才是东北三省不可替代的稳定因素。并不具备张作霖的智慧与实力的郭松龄，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不经过段祺瑞执政的北京中央政府的合法授权，仅仅与苏联支持下的冯玉祥达成瓜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就仓促发动名义上拥戴张学良的所谓“兵谏”。即使在张学良本人出面劝阻的情况，依然要在东北军内部浴血奋战。像这种窝里斗的倒戈“兵谏”，一个健全理性的中国人，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参与支持的。齐世英与齐邦媛父女偏偏不愿意虚心承认这一点，于是，就出现了该书第342页顾此失彼、自相矛盾的一段话：
张学良20岁继承奉军地盘，毫无思考判断准备，只知权力，冲动性地造成贻害大局的西安事变，使东北军数十万人流落关内，失去了在东北命运上说话的力量，他和这个坚持人性尊严、民主革新的理想主义者齐世英怎么合作？……我父亲想的是，如果巨流河一役郭军战胜，东北整个局面必会革新，不会容许日本人进去建立傀儡满州国……
假如张学良“冲动性地造成贻害大局的西安事变”能够成立的话，自以为“坚持人性尊严、民主革新的理想主义”的郭松龄、齐世英等人，此前发动的另一场兵败巨流河的倒戈“兵谏”，就是更加劣质的权力冲动。相对而言，不愿意为东北军的两次倒戈“兵谏”承担属于自己的一部分罪责的齐世英，以及为父亲代言辩护的齐邦媛，对于历史叙述和历史解读的更加重要的贡献，是以东北人的独特立场，为国民党败退台湾提供了一种新角度和新思维：
抗日胜利来临得太快，蒋先生也许来不及多加思索，派熊式辉作东北行辕主任，主持东北接收大局。熊既无任何大局经验，又无政治格局，即使在军中，他连个儒将也不是，最高资历是江西省主席，曾协助过蒋经国赣南剿匪工作，所以得到蒋家信任。东北这一大块疆土，他大约只有地图上见过，既无知识基础也毫无感情根基——这匆促或者私心的一步棋，播下了悲剧的种子。……蒋先生自1936年张学良“西安事变”后即不信任东北人，任用来自江西的熊式辉接收东北。政府经略东北欠缺深谋远虑，致使抗战胜利后，中共在东北的军力远胜于国军……
柔弱女子的书生报国
齐邦媛在序言中谈到这样一个细节：“将我的手稿输入电脑，容忍我不停地增补、删减的黄碧仪，事实上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她曾问我：‘您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什么会跑去搞革命？’大哉斯言！这样的问题由20多岁的年轻人提出，别具意义，仿佛那些远去却未安息的亡灵也都等着这一问！”
在25万字的《巨流河》中，齐邦媛是用两代人的生命历程来印证解答这一问题的。应该说，齐邦媛书生报国、教育报国的一生，要比她的父亲齐世英革命报国、政治报国的一生，表现得更加文明理性也更加功德圆满。她6岁离开家乡，以后17年辗转大江南北。1947年之后又流落台湾60年。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她哭泣过，软弱過，迷惘过，却从来没有像她的革命父亲那样遭遇大的挫折、犯下大的罪错。这一切，既得益于父辈的庇护与指导，也取决于她非常侥幸地找到并且确立了书生报国、教育报国的人生定位。
1934年4月26日，在行政院次长彭学沛支持下，齐世英与李锡恩、周天放等人，在北平创办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山中学”，专门收容从“满洲国”逃亡内地的东北青年。1936年，该校由北平迁至南京，18岁的张大非走进了齐世英的家门，也逐渐走进了12岁的齐邦媛的内心世界。用齐邦媛的话说，“多年来，他是唯一常常和我谈灵魂的人”。
张大非原名张乃昌，父亲是“满洲国”时期沈阳县的警察局长，因为救护地下抗日同志，在广场上被日本人浇油漆烧死。张大非与弟弟、妹妹连夜逃往营口投奔姑姑，随后在营口一所教会中学信奉了基督教。家破人亡的张大非辗转入关，在齐世英家里找到了久违的家庭温暖。1937年11月，他改名大飞报名参军，留给齐邦媛的是一本镶金边的《圣经》。1942年夏天，空军飞行员张大飞到美国受训归来，成为陈纳德率领的中美混合十四航空队——俗称“飞虎队”——的一员。
1943年夏天，“自幼是个弱者，处处需人保护”的齐邦媛，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她“幼稚地想向父亲挑战：你到德国读哲学，我至少也可以远赴云南昆明去读哲学，探索人生深奥的意义”，却没有被第一志愿的西南联大哲学系录取，而是一路哭泣着来到迁址于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二年，她听从教务长朱光潜的建议转入外文系，并且喜欢上了朱光潜讲授的英文诗歌。
在此期间，齐邦媛应同宿舍的“前进”同学侯姐姐邀请，参加了三次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召集的“读书会”，并且在家书中告诉了父亲齐世英。父亲在回信中劝告说：“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吾儿只身在外，务望保持健康，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沉得住气。”
1946年，武汉大学回迁武昌珞珈山，朱光潜前往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齐邦媛又成为吴宓、袁昌英、田德望等多位名师的入门弟子。刚刚由意大利回国的田德望博士开设选修课“但丁《神曲》研究”，最终只有自甘落伍的齐邦媛一个人听讲：“我坚持选读《神曲》是一个大大的逆流行为，在很多人因政治狂热和内心苦闷，受惑于狂热政治文学的时候，我已决定要走一条简单的路。”
正是这种自甘落伍的政治免疫力，成就了齐邦媛书生报国、教育报国的人生辉煌。1947年，她从武汉大学外文系顺利毕业，同年9月，她前往台北任台湾大学外文系助教。经过不断的积累和进修，她逐步成长为台湾最为著名的文学教育家和文學翻译家之一，不仅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台湾作家，而且以书生报国的情怀，主持了惠及一代学子的台湾国文教科书改革，从而被白先勇称赞为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
波澜不惊的心灵史诗
1958年，齐邦媛以中兴大学讲师的身份，兼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英文秘书。在此期间，她与晚年胡适曾经有过一些接触。196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宴请胡适，胡适在宴会上与齐邦媛谈到现代文学：“最近一位女作家寄了一本书给我，请我给一点意见，同时我又接到姜贵的《旋风》，两本书看完之后觉得这位女士的作品没办法跟姜贵比，她写不出姜贵那种大格局，有史诗气魄的作品。”
受胡适的影响，齐邦媛1968年到美国进修期间，专门选修了两次史诗(Epic)课，她后来给学生讲课，也像胡适一样重视文学作品中无法言诠的格局、情趣、深度以及史诗气魄。同样是受胡适影响，整部《巨流河》以其特有的灵魂深度和史诗气魄，成就了一部波澜不惊的心灵史诗，为中华民族保留了一部活生生的不可替代的精神实录。
关于《巨流河》所取得的史诗成就，王德威在“后记”中评论说：“《巨流河》最终是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在她的书中一页一页地成长，终于有了风霜。但她的娓娓叙述却又让我们觉得时间流淌，人事升沉，却有一个声音不曾老去。那是一个‘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