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西方世界仍处于经济、政治危机中，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帝国主义亟须通过对外侵略以转移矛盾。不少西方国家企图将法西斯之火引向共产主义，此举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气焰。
　　这一年，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攻入山海关，觊觎华北。
　　这一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继续在内部派系斗争和军閥混战中焦头烂额，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打着“围剿”消灭红军的如意算盘，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还在内外压力的困境中步履维艰、上下求索。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入江西瑞金，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左”倾思想仍在党内占据上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遭受了巨大挫折。是照搬苏联经验还是认清自身形势？是攻打城市还是积极防御寻求外围突破？是寻求国共合作还是对抗到底？是延续“左”倾路线还是勇于开展自我革命？1933年的抉择，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和历史走向。

一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对华侵略。3月初，日军占领热河后，迅即南下向长城线上的军事要隘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地进犯。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下，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
　　此时，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当务之急。如何科学地评估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一·二六指示信”，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率先意识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要，朝着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
　　兴衰在即，危难当头，中国共产党吸引了志同道合的盟友。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在全国抗日浪潮的影响下，5月26日，中共党员吉鸿昌联合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人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主张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收复失地。中国共产党当即成立张家口特委，以支持同盟军，并在同盟军内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正式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积极的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顺应大势的抗日同盟军也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援，队伍很快由数千人发展到十多万人，连续收复多伦、康保、宝昌、沽源等四座县城，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但由于遭到日蒋夹击，10月16日，成立仅一百多天的同盟军彻底失败。

　　这次中国共产党联合爱国将领的抗日壮举虽归于失败，但让共产党人不断认识到，在抗日已经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时，不管哪个阶层、派别、集团、个人，只要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就应当成为共产党争取和团结的力量。
　　然而，当时的中央领导者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推行了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方针，不能正确认识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等问题，加之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反共内战和消极抗日，导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难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民族救亡事业屡屡受阻。

二

　　比起对各项工作的阻滞，“左”倾错误方针在战时提出错误的军事战略则危害更大，使党和军队的革命事业遭遇重大挫折。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经过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广大根据地人民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错误方针指导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了空前严重的失败，直接造成了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
　　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准备最充分的一次，且亲自挂帅总司令，部署军力多达百万，其中50万兵力直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与敌人实力悬殊，又失去了毛泽东的领导，在第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国民党军队迅速占领苏区北大门黎川。
　　在红军处于极端不利的形势下，战局似乎又出现了转机。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发动福建事变，与红军约定相互停止军事行动，并恢复交通贸易关系，部分地解除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惊慌的蒋介石迅速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入闽“讨逆”。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如果临时中央能在这个关键节点抓住机遇，采取正确的策略，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将十分有利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
　　11月24日，周恩来指出，红三、红五军团应趁敌不备，侧击蒋介石入闽部队;张闻天认为，应在军事上与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建议将战略防守转变为战略进攻，以红军主力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威胁敌之根本重地，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碉堡主义”与红军所处的困境。
　　但博古等拒绝采纳上述意见，依然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在内线作战。最终，孤立无援的第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瓦解，到翌年1月，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遂告失败，蒋介石继而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在军事上既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使红军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战机，完全陷入战略被动。

三

　　尽管“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的处境陷入极度的被动，但党在这一时期依然对各项工作进行了诸多积极探索。
　　积极推进根据地经济建设。针对中央根据地和其他一些根据地出现的工商业凋零、日用品囤积居奇、部分地方缺粮饥荒等局面，临时中央政府决定设立中央、省、县三级国民经济部，下设对外贸易局，同国统区开展贸易活动。在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剂劳动力使用。经过努力，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大力开展文化建设。中央根据地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主要培养党、政、工会干部，还创办专业类学校、夜校、补习班等，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才。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一度被国民党当局限制和查禁的进步文化作品得以面世，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重新恢复，一大批号召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推动着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和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社会科学研究实际逐渐结合。左翼文化力量还逐步打入中间性报刊、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和出版发行机构，占领和扩大宣传阵地，为革命起到了很好的动员作用。
　　持续加强作风纪律建设。为抵制将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庸俗化的做法，总结苏区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毛泽东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工作，纠正了苏区一些党员干部脱离实际乱发议论、脱离群众瞎指挥等不良倾向，在党和红军中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针对苏区存在的贪腐问题，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签署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反腐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对贪污腐败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惩处标准，对腐败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也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
　　1933年，革命事业在错误路线的干扰下仍在艰辛探索。艰难困苦孕育著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恰恰源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共产党人在对真理的不懈坚持和探索中，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毛泽东重回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回到正确的道路，在艰难险阻的革命征途上继续追寻抗日救亡和人民解放的希望之光。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