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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隋朝和唐朝，长安和洛阳都曾被选为首都，而且发生了几次变化易位。选择长安为都城的理由很多，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它的地理位置。就军事关塞而言，长安周边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4座关口控制着进出长安的通道，都是易守难攻。当然，洛阳在唐朝中后期的崛起，也有赖于它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是否还有别的原因？这两座城市双双在唐朝末年衰落，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也随之戛然而止，这又是出于何种原因呢？
安全还是粮食
长安城不止一座，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汉朝的第一长安在今西安市的西北；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中心，它是隋文帝所建，当时不叫长安，而叫“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杨坚的力量建立在“关陇集团”之上。所谓关陇集团，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宇文泰走投无路，裹胁北方六镇的余卒，西入关中，建立了一个关陇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以关中为根本，向东和高家争夺天下，历经险阻最后终于获胜。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分子，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夺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只能定都长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杨广的时候，起了变化。隋炀帝离开关中，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隋炀帝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试图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但他的理想没有实现，隋朝灭亡了。隋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远离了关中，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因此招致覆灭。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粮食。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唐王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以江南粮食为例，它们要被送到长安，需要走2000多里地。其中真正的问题就在洛阳和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县）中间这段路上。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船过不去，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非常艰险，运量也很有限。
到了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歉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前往洛阳，等到荒年过去再回到长安，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相对于长安，洛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位于帝国的中心，四通八达，交通便利。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洛阳作为副都的合法地位也就此确定。
到了武则天时期，武则天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为帝国真正的首都，改称“神都”，洛阳的地位超越了长安。从此武则天一直待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洛阳在武则天统治下迎来了黄金时代，此后它再没有过这样的辉煌。
两都的末日
武则天垮台后，韦后和中宗不顾群臣反对，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从经济上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
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据历史学家全汉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的头25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痛定思痛，唐玄宗大力整顿漕运，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400万石。400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100万人，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的边防军，拓西域，抗吐蕃，灭勃律，屠石堡。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则走向衰落。唐玄宗晚年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之乱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结束了所谓的中古时代，更将两都弄得凋敝不堪。除此之外，气候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的科学家研究了中国的气候变化，他们发现唐朝的气温要比今天高几摄氏度，而且要湿润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国的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这些现象背后都受这个力量的支配。
晚唐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能控制住运河，能保持住漕运，帝国就能生存，否则就会崩溃。长安还能苟延残喘，至于洛阳，到唐末残破至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恍若鬼城。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如今的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了唐朝，建立了后梁。随后，中国的东西大动脉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赵匡胤曾一度有过犹豫，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然后再转移到长安，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日渐寒冷的气候、凋敝的西北、东北方敌人的崛起，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
（据《看天下》）
安全还是粮食
长安城不止一座，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汉朝的第一长安在今西安市的西北；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中心，它是隋文帝所建，当时不叫长安，而叫“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杨坚的力量建立在“关陇集团”之上。所谓关陇集团，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宇文泰走投无路，裹胁北方六镇的余卒，西入关中，建立了一个关陇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以关中为根本，向东和高家争夺天下，历经险阻最后终于获胜。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分子，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夺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只能定都长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杨广的时候，起了变化。隋炀帝离开关中，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隋炀帝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试图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但他的理想没有实现，隋朝灭亡了。隋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远离了关中，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因此招致覆灭。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粮食。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唐王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以江南粮食为例，它们要被送到长安，需要走2000多里地。其中真正的问题就在洛阳和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县）中间这段路上。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船过不去，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非常艰险，运量也很有限。
到了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歉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前往洛阳，等到荒年过去再回到长安，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相对于长安，洛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位于帝国的中心，四通八达，交通便利。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营建洛阳宫殿，称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宅”。洛阳作为副都的合法地位也就此确定。
到了武则天时期，武则天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为帝国真正的首都，改称“神都”，洛阳的地位超越了长安。从此武则天一直待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洛阳在武则天统治下迎来了黄金时代，此后它再没有过这样的辉煌。
两都的末日
武则天垮台后，韦后和中宗不顾群臣反对，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从经济上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
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据历史学家全汉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的头25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痛定思痛，唐玄宗大力整顿漕运，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400万石。400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100万人，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的边防军，拓西域，抗吐蕃，灭勃律，屠石堡。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则走向衰落。唐玄宗晚年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之乱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结束了所谓的中古时代，更将两都弄得凋敝不堪。除此之外，气候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的科学家研究了中国的气候变化，他们发现唐朝的气温要比今天高几摄氏度，而且要湿润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国的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这些现象背后都受这个力量的支配。
晚唐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能控制住运河，能保持住漕运，帝国就能生存，否则就会崩溃。长安还能苟延残喘，至于洛阳，到唐末残破至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恍若鬼城。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如今的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了唐朝，建立了后梁。随后，中国的东西大动脉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赵匡胤曾一度有过犹豫，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然后再转移到长安，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日渐寒冷的气候、凋敝的西北、东北方敌人的崛起，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
（据《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