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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化成”——文明创造精神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尽管学界在年代学上暂时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但是有一点共识，即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农耕分不开。
从农耕活动中受到启示的古代先哲，总是把观察天象和研讨人事二者联系起来。《周易·贲卦·彖辞》有这样的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天文”和“人文”这二者的结合作了很好的说明。从社会人事即人文方面看，创立各种制度，使社会趋向文明、稳定，摆脱粗鄙和野蛮，这就是“化成天下”的本来含义。
为此，先秦时期的儒家代表们总是以西周礼、乐为代表的人文文化作为论证的材料。所谓礼、乐，既是西周贵族子弟接受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这个时期社会制度的总称。礼即礼仪制度，主要用来区别嫡庶、尊卑、贵贱，使社会各种人能安于其位。乐即音乐。孔子整理古代文献，包含《乐经》。他认为《韶》《武》等雅乐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培养高尚情操，懂得遵守礼制。可是《乐经》自秦以后即亡佚，内容不得详知。对于西周礼、乐人文文化，孔子是赞
美的。
在中国历史的演变中，所谓人文精神并不单指西周时的礼乐文化，而是泛指在社会制度方面，同时在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伟大创造；也指人们应当具有的与粗鄙、野蛮相对的美德。这种创造精神与文绣美德，成为“人文化成”的全部内容。很明显，这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具有不同的历史内容。
“刚柔相济”——理论思维力量
先秦时期的人文精神不是建立在对人格神崇拜的基础上。相反，它是从人格神的迷信中逐渐解脱出来的产物。代之而起的，主要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这表现于：哲人们从对自然的解剖入手，经过分析综合，舍弃其具体的相异点，向高度抽象化方面发展。科学的抽象距离具体的事物越远，便越能够揭示具体事物的某些本质。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科学抽象力越强，则说明它们的理论思维水平越高。先秦时期《老子》和《易传》所达到的哲学高度表明，中华民族一开始就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思维作为人文精神的基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种抽象力并不是依靠对于古代典籍中某些命题的演绎，从《老子》书中可以看出，它认真地研究自然，从自然中抽象出带有普遍性法则意义的命题。其中关于世界本原的范畴——“道”的规定，以及“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40章）这一普遍法则的提出，在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历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道”的主要属性之一的“自然”之义，是怎样被老子认识并抽象化的呢？这是源于哲人对自然现象，其中包括春播、夏种、秋收、冬藏这样为而不恃、循环往复的农耕活动中得到的素材，并加以研究和提炼的结果。在《老子》书中循着从自然到人事的思维路径，加以推论，其例不胜枚举。当代学者朱谦之先生的《老子校释》中就有很好的说明。至于老子关于“道”的另一属性“柔弱”，也是从自然界中抽象得出的概念，再将它运用于社会人事，认为柔胜刚，只有柔弱才能战胜刚强，避免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老子作为中国自然哲学的开创者，当之无愧。自然现象经过老子的抽象，凝结成为关于世界本原、运行法则、人事社会法则诸方面的辩证理论观点，构成比较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除此，还有另一面，从整个人类理论思维发展史来看，在它发展的早期，哲人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探索，有时会淹没人的主体性。这就是说，哲人们热心地从事于客观世界的研究，有时发现了法则的某些方面，有时只是洞察和猜测，他们往往忽视了发现者在研究实践中所付出的精力和劳动。这种情况在西方哲学以及印度哲学中都有先例。老子对于人的主体意识的忽视，与其说是他的理论思维的偏颇，毋宁说是人类理论思维必经的曲折。
但是，这种状况并不能概括所有的理论体系。在《易传》中就没有这样的偏颇。《易传》是解说《易经》的著作，产生于战国末年，作者有待研究。其中《系辞》可以说是对于先秦时期理论思维作了认真的总结。《易传》对于事物的抽象基于两个基本范畴，即阴与阳。原初人们在农耕活动中将山的向阳面称为阳，背阴面称为阴。在演变过程中，其含义随之扩大，抽象化为两种自然物质力量，即阴气与阳气。对此，《易传》又进行了抽象，使它们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认为任何事物都含有刚健属性，即阳；柔弱属性，即阴。它们之间的相反相成的关系，便导演出世界上纷纭复杂的画面。《易传》主张人们面对这样的世界，以刚强为主，柔弱为辅；刚中有柔，柔中有刚；运筹帷幄，必操胜券。
《易传》真正体现了“抽象”的作用，是它提出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命题，将可以感知的属于事物具体现象范围的命名为“形而下”；将无形的从事物中抽象得出的法则称为“形而上”。《易传》对此虽然没有充分展开论证，但这一命题可能是先秦时期“人文化成”中关于法则与现象的最深刻的抽象。
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中华人文精神不是空想的，不是神道，而是和理论思维的发展联结在一起的，是一种力求符合实际的、辩证理论观点的结晶。而这一点正是中华人文精神得以“自强不息”、永不衰竭的主要原因，也是人文精神中最为可贵
之处。
“厚德载物”——伦理道德规范
中国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家庭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它本身的和谐和稳定，乃是整个农业封建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成员相互关系的调节，不靠宗教，主要依靠道德规范。于是，从先秦时期起，包括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的道德思想体系便应运而生。
从西周时起，人们即重视关于人自身的探讨。《尚书·泰誓上》：“惟人万物之灵。”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了关于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道德等方面的系统学说，有的学者称此为“人学”。其理论基石乃是人禽之辨、文野之分以及文质统一思想。孟子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认为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讲道德教化。孔子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颜渊》），主张礼仪形式与人的思想感情的统一。在他看来.人自身有许多特点，为增加人的价值含量，使之成为君子，人们必须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提高自己。
古代哲人认为，道德修养方面的学习，只有不畏艰险、具有刚毅精神的人，才有可能达到应有的高度。尤其重要的是，道德修养不单是个人的事，而且关系到家庭群体和天下国家。这就是说，道德修养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高尚理想，做具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大丈夫”的品格，孟子作了明确的规定，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胸怀！把人的价值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逼真写照。后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任何力量都摧毁不了中国人的气节。
中华人文精神并不限于先秦时期，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是其最基本的方面是不会改变的。
（选自《春鸟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删节。作者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
工作）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尽管学界在年代学上暂时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但是有一点共识，即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农耕分不开。
从农耕活动中受到启示的古代先哲，总是把观察天象和研讨人事二者联系起来。《周易·贲卦·彖辞》有这样的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天文”和“人文”这二者的结合作了很好的说明。从社会人事即人文方面看，创立各种制度，使社会趋向文明、稳定，摆脱粗鄙和野蛮，这就是“化成天下”的本来含义。
为此，先秦时期的儒家代表们总是以西周礼、乐为代表的人文文化作为论证的材料。所谓礼、乐，既是西周贵族子弟接受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这个时期社会制度的总称。礼即礼仪制度，主要用来区别嫡庶、尊卑、贵贱，使社会各种人能安于其位。乐即音乐。孔子整理古代文献，包含《乐经》。他认为《韶》《武》等雅乐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培养高尚情操，懂得遵守礼制。可是《乐经》自秦以后即亡佚，内容不得详知。对于西周礼、乐人文文化，孔子是赞
美的。
在中国历史的演变中，所谓人文精神并不单指西周时的礼乐文化，而是泛指在社会制度方面，同时在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伟大创造；也指人们应当具有的与粗鄙、野蛮相对的美德。这种创造精神与文绣美德，成为“人文化成”的全部内容。很明显，这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具有不同的历史内容。
“刚柔相济”——理论思维力量
先秦时期的人文精神不是建立在对人格神崇拜的基础上。相反，它是从人格神的迷信中逐渐解脱出来的产物。代之而起的，主要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这表现于：哲人们从对自然的解剖入手，经过分析综合，舍弃其具体的相异点，向高度抽象化方面发展。科学的抽象距离具体的事物越远，便越能够揭示具体事物的某些本质。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科学抽象力越强，则说明它们的理论思维水平越高。先秦时期《老子》和《易传》所达到的哲学高度表明，中华民族一开始就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思维作为人文精神的基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种抽象力并不是依靠对于古代典籍中某些命题的演绎，从《老子》书中可以看出，它认真地研究自然，从自然中抽象出带有普遍性法则意义的命题。其中关于世界本原的范畴——“道”的规定，以及“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40章）这一普遍法则的提出，在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历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道”的主要属性之一的“自然”之义，是怎样被老子认识并抽象化的呢？这是源于哲人对自然现象，其中包括春播、夏种、秋收、冬藏这样为而不恃、循环往复的农耕活动中得到的素材，并加以研究和提炼的结果。在《老子》书中循着从自然到人事的思维路径，加以推论，其例不胜枚举。当代学者朱谦之先生的《老子校释》中就有很好的说明。至于老子关于“道”的另一属性“柔弱”，也是从自然界中抽象得出的概念，再将它运用于社会人事，认为柔胜刚，只有柔弱才能战胜刚强，避免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老子作为中国自然哲学的开创者，当之无愧。自然现象经过老子的抽象，凝结成为关于世界本原、运行法则、人事社会法则诸方面的辩证理论观点，构成比较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除此，还有另一面，从整个人类理论思维发展史来看，在它发展的早期，哲人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探索，有时会淹没人的主体性。这就是说，哲人们热心地从事于客观世界的研究，有时发现了法则的某些方面，有时只是洞察和猜测，他们往往忽视了发现者在研究实践中所付出的精力和劳动。这种情况在西方哲学以及印度哲学中都有先例。老子对于人的主体意识的忽视，与其说是他的理论思维的偏颇，毋宁说是人类理论思维必经的曲折。
但是，这种状况并不能概括所有的理论体系。在《易传》中就没有这样的偏颇。《易传》是解说《易经》的著作，产生于战国末年，作者有待研究。其中《系辞》可以说是对于先秦时期理论思维作了认真的总结。《易传》对于事物的抽象基于两个基本范畴，即阴与阳。原初人们在农耕活动中将山的向阳面称为阳，背阴面称为阴。在演变过程中，其含义随之扩大，抽象化为两种自然物质力量，即阴气与阳气。对此，《易传》又进行了抽象，使它们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认为任何事物都含有刚健属性，即阳；柔弱属性，即阴。它们之间的相反相成的关系，便导演出世界上纷纭复杂的画面。《易传》主张人们面对这样的世界，以刚强为主，柔弱为辅；刚中有柔，柔中有刚；运筹帷幄，必操胜券。
《易传》真正体现了“抽象”的作用，是它提出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命题，将可以感知的属于事物具体现象范围的命名为“形而下”；将无形的从事物中抽象得出的法则称为“形而上”。《易传》对此虽然没有充分展开论证，但这一命题可能是先秦时期“人文化成”中关于法则与现象的最深刻的抽象。
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中华人文精神不是空想的，不是神道，而是和理论思维的发展联结在一起的，是一种力求符合实际的、辩证理论观点的结晶。而这一点正是中华人文精神得以“自强不息”、永不衰竭的主要原因，也是人文精神中最为可贵
之处。
“厚德载物”——伦理道德规范
中国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家庭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它本身的和谐和稳定，乃是整个农业封建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成员相互关系的调节，不靠宗教，主要依靠道德规范。于是，从先秦时期起，包括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的道德思想体系便应运而生。
从西周时起，人们即重视关于人自身的探讨。《尚书·泰誓上》：“惟人万物之灵。”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了关于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道德等方面的系统学说，有的学者称此为“人学”。其理论基石乃是人禽之辨、文野之分以及文质统一思想。孟子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认为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讲道德教化。孔子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颜渊》），主张礼仪形式与人的思想感情的统一。在他看来.人自身有许多特点，为增加人的价值含量，使之成为君子，人们必须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提高自己。
古代哲人认为，道德修养方面的学习，只有不畏艰险、具有刚毅精神的人，才有可能达到应有的高度。尤其重要的是，道德修养不单是个人的事，而且关系到家庭群体和天下国家。这就是说，道德修养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高尚理想，做具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大丈夫”的品格，孟子作了明确的规定，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胸怀！把人的价值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逼真写照。后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任何力量都摧毁不了中国人的气节。
中华人文精神并不限于先秦时期，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是其最基本的方面是不会改变的。
（选自《春鸟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删节。作者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
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