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让我不安的电影。因为它的制作那么精美，有许多动人的细节；获得了如此高的口碑和票房，受到众多追捧。然而奥斯卡眼睛雪亮地拒绝了它。否则殊荣之下，我们再难审视其中的缺陷，我们或者会追从导演编剧们的思路，一味把战争当作罪恶的源头，一味把侵略者们送进审判室，一味暴露他人丑恶的人性；却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需要上手术台的罪人。
　　 看过电影，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为什么是那些女人却不是女孩？
　　 这个问题叫我想起著名的哈佛公开课视频，关于正义的第一讲中，桑德尔老师让学生做了这样一个选择题：你驾驶的火车面临着岔路，却无法刹车，继续笔直向前开，你会压死前面铁轨上的五个人；你也可以选择转弯，岔道上只有一条无辜的生命。你会怎么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大部分人都选择压死岔道上的那个人，因为，五条生命的价值似乎大于一条生命。然而，如果换一个情境：手术室里五个病人，各自因为某个器官坏死而生命垂危，隔壁来了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你会不会偷走他的五个器官去救那五个快要病死的人呢？一样是一比五，你会怎么做呢？这一次，大部分人都摇头了……
　　 《金陵十三钗》向我们渲染的，就是一个类似于此的正義命题：要么开上岔道，让妓女们去受死；要么继续前行，让少女们接受她们的命运？虽然这个命题很可能是一个伪命题，这个故事有着先天性的缺陷：一个美国人是否可以接受中国人这样的处女情结，一面拯救少女们的性命，一面把年轻的妓女们推向死亡；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在教会学校里长大的少女，是否真的会无视所受的人生而平等的信仰教育，坦然接受别人性命的馈赠？
　　 让我们姑且假设这样的故事成立吧，的确，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会在潜意识里觉得：处女的性命比妓女的性命更为珍贵。所以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即使我们讨不得人数上的便宜（这个故事里是13比13），但也不要把苦难加在那些纯洁无瑕的年轻生命上，加在那些残花败柳的头上吧……
　　 在哈佛公开课上，师生们一起发现所谓正义论中的悖论；然而，观众们，是否看到了导演和编剧正义立场背后的虚假了呢？
　　 如果我们的感情和反思只是停留在电影最后书娟“我再也没见过她们”此类平静的回忆和追溯中，却没有为自己性命被挽回、为自己的生存感到些许不安，那才是真正的可怕；因为这样的平静缺少了最起码的生命观，更不要遑论人性和正义了。
　　 那么，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生命观呢？张艺谋严歌苓们其实找到了一个很有意味的群体：妓女。每次谈到这个群体，我都会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回答。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住了，按照当时的律法，这样的妇人可以被人用石头打死。文士和法利赛人抓着她带到耶稣面前，想看他会怎么处置她。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人们听到这话，渐渐散去了，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妇人，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我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决定妓女们的价值甚至生死呢？这些被送上车的十三钗，是双重罪恶的牺牲品：第一重是显而易见的，战争和侵略者；第二重是隐性的，可以称之为处女情结，文化歧视，或者更彻底地，称之为人性的罪。
　　 岔路前的选择，自然是最有戏剧性的。否则，这个故事就不足以支撑野心勃勃的商业计划。商业也未见得有错，只是，岔路前的选择，原也是纠结的；否则，桑德尔就不用带着学生反复推演其中的种种悖论了——可张艺谋驾驶的列车压过一群风尘女子的身体时，是那样理所当然，毫不迟疑，那粗暴的声音听上去，竟然如此鄙陋而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