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在海西州州委宣传部工作。一天早晨，州委办公室主任王平顺陪着一个陌生人来到我们办公室，他给我们介绍说，这是刚从西宁调到海西的副州长赵喜民同志。王主任介绍一毕，赵喜民同志就补充道：“我以前在青海日报社工作。因为分管州上的文化、教育、卫生工作，以后免不了要和宣传部打交道。今天先来认认门，认认人。”听我说着一口“秦腔”，赵喜民就问我：“陕西人？哪个县的？”我回答说：“富平。”他接着说：“我是西安的，离你不远，乡党。以后在工作上多多支持。”平易近人，清新随和，让人感到一种无可抗拒的亲和和热忱，这就是赵喜民同志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后来，赵喜民同志要去州属各县了解情况，调查研究，让宣传部也派一个同志跟随。这个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考虑到赵喜民来海西时间不长，对海西的气候不见得都能适应，也考虑到柴达木地域辽阔，交通状况又不怎么好，所以我们就建议赵喜民此行只到县上，公社（那时还没有改称乡镇）就不必去了。但赵喜民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他说：“那不成！不去公社，不接触基层的干部和群众，我对海西就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县，至少得去一两个公社。”在他的坚持之下，我们在去县上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同时，还去了格尔木市的阿尔顿曲克区（那时，这里的哈萨克族群众尚未迁移），都兰县的香日德公社、宗加公社，乌兰县的茶卡公社和天峻县的快尔玛公社。
　　那次调查，尽管只有十来天时间，但我自感收益良多。增进了对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是一大收获，另外一个收获则是，从赵喜民同志身上，我学习到了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重视掌握第一手材料，勇于接受新的事物，汲取新的营养的良好作风。他的工作巡视，不是走马观花，不是满足于听取县领导的汇报，而是走进基层的学校、医院等实地察看，直接和教育、医疗卫生第一线上的教师、医生乃至学生、患者对话、交流，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他也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是注重从个别分散的材料中，发现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印象最深的是，在都兰县调研时，当他了解到牧业区的一些村社适龄儿童入学率很低，很多原本应该上学的孩子，都在家里帮助大人放牧牛羊的情况时，就不无忧虑地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人在该上学的年龄不去上学，以后再要弥补，很难。由此影响到的，就不只是个人的出息和发展，而是一个民族的进步和社会主义新牧区的建设。”他叮咛中学和医院的领导，要尊重人才，爱惜人才，千方百计地留住人才、吸引人才。他说“名师出高徒，好老师才能教出好学生。”“几个好大夫，一个强有力的手术班子，就能把县医院撑起来。”
　　回到州上以后，赵喜民召集我们几个随行人员一起汇总调研情况，研究、确定汇报材料的撰写提纲。在明确由政府办公室的同志起草报告的同时，又让我把这次下去发现的一些问题，单独写成一个汇报材料，呈送州委王樗书记和州政府高尼州长。因为一路上交谈得多，对赵喜民同志的想法和意图比较了解，所以我写得比较顺利。写好后送给他看，他做了一些改动，尽管改动不是太大，但改得都很到位，从中可以看出赵喜民同志的思想、政策水平和文字功力。他的字也好，铁画银钩，俊秀飘洒，让人看了心生羡慕。
　　赵喜民酷爱秦腔。那时时兴有线广播，一到早晨、中午和晚上的广播时间，覆盖县城的大喇叭就响了。除了播新闻，还会播些京剧、秦腔、豫剧等戏曲唱段。调研期间，有那么几个中午，我们已经坐在县招待所的食堂里吃饭了，街上的喇叭忽然唱起了秦腔。一听到那激越、苍凉的唱腔，赵喜民便放下饭碗，跑到房子外面听戏去了，我们让他先吃饭，他却连连摆手说：“陈仁义的《下河东》，来劲！你们先吃，让我把这段戏听完。”陈仁义先生哪里知道有人因欣赏他的演唱而忘了吃饭，还在广播外面没完没了地唱着。赵喜民怕耽误大家吃饭，就走回来给碗里搛了点菜，拿了个馒头又出去了。他圪蹴在房檐底下边吃边听，俨然一副关中老乡的做派。
　　说来有趣。回到州上之后的某一天，我去给赵喜民同志送书。进了办公室，看见他正在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谈事。我怕干扰领导办理公务，放下书就准备走，赵喜民却说：“没事，你先坐着。”我在沙发上坐下来，听见他对来人接着说：“我不能把个人的兴趣爱好都带到工作中来。海西是个多民族地区，有一个民族歌舞团就行了，没有必要再成立秦剧团。我爱秦腔，就整一个秦剧团。别的州长要是爱豫剧，再整一个豫剧团，那不就乱套了！我对你们最大的支持，就是多看几场戏。”一席话，说得对方笑了，我也笑了。那人走了以后，赵喜民告诉我：“这是最近在咱们这里演出的秦剧团团长，他想让我把他们‘收编’，成立一个海西州秦剧团。”噢，原来是这么回事。陕西农民组织的一个业余秦剧团来海西巡回演出，发现这里的秦腔爱好者不少，主管文化的州长又是个秦腔迷，遂萌生了“收编”的念头。没想到，迷秦腔的州长竟一口回绝了他的请求。
　　赵喜民同志调海西工作以后，他的夫人还留在西宁。他一个人住在兼做宿舍的办公室，办公室离我的住处不远。有时晚上没事，他就约我到他的宿舍聊天。他很健谈，所谈我都爱听。那段时间，中国正处经济社会的转折关头，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生活中的关注热点也比较多，连一些刚刚出版的文学作品、演出的剧目，常常也成为热议的话题。我们自然也不能例外，诸如小说《伤痕》《班主任》《我该怎么办》《在小河那边》，话剧《于无声处》等，也都进入过我和赵喜民聊天的话题。一些人当官久了，就惯于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和人说话，给人发“指示”。赵喜民不是这样，他在说完自己的看法之后，总要问一句：“你说对吧？”要是他同意你的说法，就来一句：“嗬，有道理。”正是这些倾心的交谈，拉近了我和赵喜民同志的距离，使我们成了相契甚深的忘年交。我将他既看作领导，更看作老师和朋友。
　　赵喜民同志调陕西商洛专区担任副专员以后，给我来过一次电话。我告诉他，商洛是我的祖籍，我爷爷二十多岁的时候才离开商洛。他听了后说：“这么说，我就更应该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了。不然，怎么对得起你的家乡父老。”我问他去了感觉如何，他说：“好着哩！眼里见的全是青山绿水，嘴里吃的是从小吃惯了的东西，耳朵里进的是熟悉不过的秦声秦韵，畅快！”不久，他又从商洛专区专员任上转岗到陕西教育出版社任社长。这是赵喜民工作途程中的最后一站，他干得非常努力，也干得非常出色，不仅出版了一批在业界广受好评的图书，而且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因工作成绩突出，他荣膺了“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得知这一喜讯，我真为他高兴！我说他创建了人生的辉煌，他说辉煌谈不上，只能说是圆了他的一个事业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后来，赵喜民回西宁，几次约我见面。我想请他吃顿饭，他谢绝了，说“见见，聊聊，就挺好，吃饭就不必了。”他还对我说：“人老了就爱怀旧，心里老是惦着这一块地方。”我能理解他的这种感情。毕竟，他在青海待了大半辈子，在这里洒下过泪，在这里掏出过真心。青海的苍茫大地上，留下了他的足迹，也留下了他刻骨铭心的记忆！青海，永远是他心目中的一朵停云，遥远却又切近，苍凉而又美丽。听他家人讲，赵喜民先生在晚年，最愛听的歌曲就是《青海人》和《我们青海》。即使在病重住院期间，还让人给他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这些歌。
　　赵喜民同志患病的时候，我很想去西安看他，但因诸事搅扰，未能如愿。他去世之后，家人遵照其“丧事从简”的遗嘱，没有通知更多的人。我消息知道得晚，以致未能为他献上一个花圈或发去一纸唁电，但我还是以自己的方式，面朝东方，合掌祭奠，希望那拂面的清风，能把我的悲痛和思念、遗憾与歉疚，传达给先生的在天之灵。
　　2015年10月25日于西宁
　　
　　（王贵如，陕西富平人。中共党员。196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共青海省海西州委宣传部副科长、副部长及海西州文联主席，海西州委副书记，青海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青海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党组书记。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