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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听见过他的声音
——记诗人化铁
诗人化铁死了，死于2013年9月22日。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事。前一阵子我还偶或想起他，私下忖度是否打个电话，但我一直踌躇着，因为他早已是耄耋老人，听力也不太好，何况我又不能帮他什么，就此搁下了。
我没有见过他。我只因为偶然的机会给他打过电话，从电话里听见过他的声音；那从两千里之外传来的声音，如一阵稀疏的寒雨，打在我的身上，润湿了我心地的一片。
那是2011年，我所在单位为一个纪念日要出版一部诗选，我把编选的重任委托给《诗刊》杂志的一位朋友，稿子传来以后，我自己再补充一些就大致敲定了。我所补充的当中就有化铁的一首，而且是比较长的一首《解放》。这首诗我是从我自己的藏书《白色花》这部著名的“七月派”诗集中选的。多年前就读过《白色花》，深知其中的诗篇质量都很高，有思想，有风骨，而其二十位作者却都遭遇不幸，因此，在我印象里，这束白色花简直像是开在地狱边上的；而化铁的几首气势不凡，似乎没有一点瑟缩怨艾之气，在这部诗集里也属上乘。诗选编好后就排版，每位作者都放了照片，上了简历，但到化铁却犯了难，这两样都付诸阙如。《诗刊》社的朋友和诗坛联系广，他也找不到化铁的照片。《白色花》上有化铁的简历，但已是1981年的编选者提供的，简介上说“（化铁）一九五五年以后情况不详，传闻逝世”。确实，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化铁的消息，也不知他是否还在人间。我只好暂时放下，请朋友打听；过了几天，朋友告知：化铁据说还活着，住在南京。他要我跟南京作协联系。我便上网搜索，果然还有写他的文章，甚至提到，《白色花》问世后，化铁的诗友也纷纷打探他的消息，四处寻找他的下落，终于像打捞沉船一样，几经周折，让他浮出海面。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南京作协那边有人告诉我，化铁确实还活着，以前在作协联谊活动中出现过，只是最近几年断了联系，不知近况如何。我很高兴，一为历尽沧桑的诗人还活着，一为我有了写出他的简历的希望。
南京作协那边没有提供联系方式，还是《诗刊》社的朋友消息灵通，不过隔了两三天，他就打来电话，说可找绿原的女儿刘若琴老师联系。我拨通了电话，说明了原委，刘老师欣然提供了化铁的电话号码。我放下电话，就拨起了南京长途，一阵拨通了而等待接听的声音传来，久久没有人接，正当我要将电话放下的当儿，那边浮起了一声轻轻的、已然苍老却很清晰的声音——“喂”。
“是化铁先生吗？”“是的，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我告诉他，我们找他的目的，并向他表达了敬意，说我早就读过他的诗，很喜欢；我问他现在还写诗否，他说他写得很少、很少，年紀大了。我问他生活得怎样，他沉吟了一下，说：“我很穷，很穷……”一句话，把我的心紧紧地揪住，我的眼前浮起了一个满头白发，佝偻着腰、行动艰难的老人的形象，一片阴影慢慢地笼罩过来。“有房子住吗？”“很小、很小，还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我的心进一步下沉，我似乎看见破旧的楼房，杂乱的里巷，湫隘的斗室，一位老人独守在窗前破桌边，等待一束冬日的阳光——虽然我打电话时正值六月炎夏。
一阵沉默过后，我转入正题，问起他的简历，他告诉我，他原名刘德馨，但因为登记户口的人不知道“馨”字怎么写而擅自改作“兴”。一九二五年出生于武昌，而非《白色花》上所说的“上海”。“出身贫苦，赖寡母做佣工为生，抗战期间，流亡四川，在国民党政府‘中央气象局’当小职员。”《白色花》上写的这些都不错。一九四九年参军，从事电讯技术工作。我问他什么电讯技术，他说是部队气象教员，在龙华机场气象站工作过，担任过抗美援朝气象站长（我没问这抗美援朝气象站是在国内还是朝鲜），一九五五年受“胡风案”牵连蒙冤入狱，后流放三峡劳动十年。“您还在三峡劳动十年？我在有关您的资料中似乎从未见提及，您在做什么？”“是的，我在三峡整整十年，什么都做过，挖土、挑土，也做过计工员之类的……”“后来呢？”“后来回到南京，找不到工作，到处做临时工，最后是在一个菜市场卖菜……”听了老人的话，我的心一点点沉入深渊，仿佛他所经历的人生的深渊。
我问他要照片，并告知可以用两种方式传给我，一是请人扫描后发到绿原女儿刘老师的电子邮箱，再转给我，他们通过E-mail联系过；二是直接寄给我。我还说明，我们出的诗选是不发作者稿费的，但对他我个人可以略作表示。这样，我们第一次通话就结束了。
隔了两三天，我又给老人打了一次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女性，她让我稍等，我等了两三分钟，感觉到一个老人蹒跚着走了过来，我告诉他，简历写好了，就等他的照片。他说照片这就准备好了，马上发给绿原女儿。我又顺便问他，刚才接电话的是他什么人。他说是儿媳；我问他儿子儿媳有工作吗，他说儿子下岗了，接着又是长长的沉默，之后他又说：“我是很穷，很穷……”沉吟一声，仿佛自己也觉不堪，不忍再说下去。我只得安慰他，请他保重，我以后到南京去看他，也就结束了这次通话。
我所编的诗选出版后，我第一个就给老人寄去了一本，并夹了一点人民币。估计他收到后，我再一次给他打电话，他说他收到了，也收到了寄的钱，似乎还说这样的事很少有，意思是表示感谢。我正惭愧我并不能多帮他，当然要说，应当感谢的是他，并说以后有机会再说……我向他索要他平反后于2000年出版的诗集《生命中不可重复的偶然》，他答应寄我。我再次请他保重后，我们的通话就结束了。
我很快收到了他的新诗集，不厚，总共才收入了四十一首诗，分“五十年前”“五十年后”两辑，前者只有四首，但确实激情奔涌，恢宏大气，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声音；而“平反”后的诗，却冷凝幽静，像是羞涩而歌的私语，早已失去了当年的光彩与气魄，我从中看到了原本有着一片丰茂的植被的草地，经过洪流泥沙的劫夺后变成了怎样的一片荒原，而这荒原如今无论春风春雨怎样呼唤梳抚也不可能恢复，只开出几朵瑟瑟的白花以作回应或报答。但这已经很珍贵了，证明诗和诗人到底是坚忍的。何况集前收录了诗人的回忆录《逆温层下》，从题目就可以感受到曾经的气象专家对本专业的熟稔，而以此概括他自一九五五年以来二十余年的处境又是多么恰切，其苦涩与悲痛、难耐似乎已作淡化处理，读来更让人难抑唏嘘。 我完整地读了他这本诗集，感觉到一个被打入另类的人长期被摒弃于正常生活之外的孤独与挣扎，也感觉到他从困境中突围的愿望，但徒唤奈何，正如他在短诗《自画像》中说：“逆来顺受已成为习惯/也许学会潇洒/挥一挥手或者/把脸别到脊背的方向/哈像个陀螺/还在原地旋转。”真的，他的一生都是一个陀螺，他一直在受鞭笞，无情的鞭笞。
诗集中稍稍让人感到温馨的是他对初恋的忆念，对爱的向往。而从回忆录中，我得知他的初恋对象是小说家路翎的妹妹，如果人生不是走到了“逆温层”遭遇寒霜冷雨，一对少男少女，有才情，有夢想，甚至有美好的容貌（从照片上看，年轻的化铁面容清秀，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该是有一个多么浪漫绚丽的人生，谁能料想，等待他们的却是岩浆迸涌的炼狱！世事是何等的残酷。
“我很穷，很穷……”化铁老人的声音时常在我的耳边响起，简直是挥之不去。我知道，中国古人早有“诗穷而后工”的说法，且不说“穷”真的是否能让诗“工”，但这个“穷”字的滋味岂是未曾经历者所能深知。化铁在说这句话时，语气里是含着自我哀怜，甚至有一点怯意，也有一点歉意，仿佛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成了人们的累赘，有负于人似的……这些我都听出来了，似乎像一把刀子，在持续地割着我的心。
我真想为天下的诗人一恸！
我见过他一面
——记乡贤舒芜先生
2010年，著名学者舒芜先生去世，情形好像比较寂寞，文化界、学术界没有太大的动静，纪念文章也不是很多。孤陋寡闻的我是在与社会科学院某一位未曾谋面的女士通电话时偶然得知这一消息，并听她说“院里”正组织人去吊唁。此后，逝者便如一颗星辰无声地坠落向碧海青天。
他去世后，家乡的两位作家在当地发表纪念文章，其中一位说：“当代桐城的最后一位闻人去了。”我以为这么说是准确的。舒芜先生确实是当代桐城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在他之后，桐城似乎尚未有继起者。
但他的名声多少是有些苦涩的。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有意无意地卷入了胡风事件，并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之一。这让他一夜间家喻户晓，但也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尤其是在他后半生、晚年。平心而论，他那么做（辑录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并交给人后“被”公布出来）虽然有失检点——亦是有失厚道，但确实没有想到可能存在的严重后果。他那时是多么年轻啊，到底涉世不深。他那么做，一直未获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人的谅解，倒也情有可原；但把胡风及所谓“胡风分子”一大帮人所经受的苦难都归咎于他，到底也是有失公允。当然，舒芜先生做了这件事确实有点不那么光彩——不过近年似乎又有新说，认为舒老交信也有不得已的地方，那就是胡风先生所搞的小圈子确实对于舒芜排挤得很厉害。
我知道舒芜先生很早，大约是在读中学的时候。至于怎么知道的，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只知道他是我们县走出去的著名作家、文人，后来才在报刊上一点一点读到他的著作。他当然是我们（我和本县热爱写作的人）心目中崇敬的人。到了大学，我知道他是一位红学家，而且研究周作人很有成绩，也越来越多地看到他发表的一些文章。毕业后我已经在教书，还从《文艺报》上读到披露胡风事件始末的文章，对他的了解才增多起来。那时候，我在安徽乡下，他在北京，感觉自是遥不可及。
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获得与他的一面之缘。因为我平时不爱交际和内外条件限制，很少与名人交往，这一面之缘也就成为我难得的回忆，何况他还是一位乡贤呢。
那是1990年夏天，我第一次报考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总成绩和各科成绩都过了线，可是没有排上名次（一个专业只招一人），录取有困难。学校来通知，先说是作为定向生，后又说是作为委培生录取，而后一种不但要先找到定向单位，还要出钱。我一个中学教员，哪里能找到出钱供我读书、回头再接受我工作的单位？这在有些人那里简直算不得是个问题，但在这里却是比登天还难。我失望了，非常痛苦，一颗热切的心日渐浸入凉水。我也试着在当地城市比如安庆找人问问可有愿意接受我的部门，当然是处处碰壁。我便绝了望，只得彻底放弃此念。
但有人劝我不妨进京到学校“活动活动”。我自然觉得也是没有希望，但也想碰碰运气，另外，也想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去看看。我便动心了。正好与我有过一两次交往的“桐城诗词学会”的一位老太太也这样主张，并提供了几个可以求助的人的名单。其中一位是在新华社工作的方徨老师，她是舒芜先生的堂妹，通过她，可以找舒芜先生——他跟学界有联系，或许可以帮上忙。这位老太太要我捎几本新出的《桐城诗词》给方老，上面有她的诗作，正好可以作为见面的一个由头。
我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北上。我的心里充满失败感，当然不抱什么希望。我也感受到了那种于茫茫人海孤立无援的滋味。到了北京的第二天，我就赶到了新华社，几经打听，找到了方老。方老说她跟人民大学没有什么关系。我提出去拜访舒芜先生，她没有反对，并提供了舒芜先生的住址，让我也带一本《桐城诗词》给他。方老一直把我送到楼梯口，我们才告别。
我回到了我寄宿的人大校园，稍作休息，又按照地址，赶到了离学校不算太远的皂君庙社科院宿舍区，进入了一座不是很新的楼房，乘电梯到了某一层某一室的门前，静了静心，随即叩响了门扉。稍待，室内传来了反应，有人问“谁”，我回答我是从桐城来的，来找舒芜先生。门随即开了，隔着一道防盗门，我见一位年轻女士（后来每从报刊看到署名方竹的文章，我就在想她是否就是我当年见到的那位年轻女士——舒芜先生的女儿）来到门前，我又重复了一句“我是桐城来的，来找舒芜先生”，这位女士便把防盗门拉开，让我进入客厅，坐在离门不远摆放的一张长沙发上，很快，她就端来一杯茶水放在我面前，叫我稍等，便进入左手的内室。没过一会儿，舒芜先生便出来了，我站起身来问好，他让我坐下。我打量他，见他是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中等身材，略显消瘦，头发花白，脸上已经有了皱纹，看不出有什么表情——既没有被打搅的不悦，当然也没有笑容，一切都很平静。我呈上一册《桐城诗词》，告诉他我刚从方老那儿来，并说了来找他的原由。他告诉我他跟人民大学不打交道，也不认识中文系哪位老师，所以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我并没有感到受什么打击。但难得见到这样一位著名学者、乡贤，我还想多聊一会，所以稍稍静默了一会，我就对他说：“我拜读过您的著作。”他大约问了一句“哪一本”，我告诉他：“是《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是从县文化局陈所巨老师那里借的，是您赠送给他的。”“我知道他，他是诗人。”“我很喜欢您这书。”“写得不好。”我一时再找不到话来说，就说自己也写点诗，并问他是否还写诗，他说：“诗是年轻人的事业。我只偶尔写点旧体。”这时候，电话铃响了，他起身到前面窗户边的一张写字台上拿起电话，跟人谈起话来，大概是他的老友，他们谈了文友间的什么事，提到开什么会，其中还讲到了王蒙，大约是讲王蒙对于什么事的看法，这一点我记得比较清楚。他打完电话，回到茶几前坐下，我一时也想不起要说什么，便起身告辞，他便送我到门口，刚才那位年轻女士便从内室出来，帮我打开门，我说了声“打扰”，就与他们告别，坐电梯下楼。出了楼门，我站在院子里回望这座楼房，我记起舒芜先生从“天问楼”乔迁“碧空楼”的故事，心想这座楼也已近斑驳破旧，似乎也并没有“碧空”二字那么富有诗情画意啊。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在这茫茫京城里觅一枝栖是何其不易。
这一年我终于铩羽而归，只得重整旗鼓以图再搏。第二年总算如愿以偿来人大读书。读书期间，我偶或也想到距学校不远的双榆树、皂君庙，可是我一次都没有想过是否要再去拜访舒芜先生。因为读研的前一半时间，功课比较紧张，后一半，我又“故伎重演”，写起了诗歌，并没有专心致力于学术，那么，我又怎么敢去拜访一位著名的学者呢？我能跟他谈些什么呢？
但是，他的书我还是注意拜读的（我一直有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要了解一个人，读其书足矣，见不见其人倒在其次），特别是再次参加工作后，我先后买了他的《串味读书》、《书与现实》、《舒芜口述自传》、《周作人的是非功过》等，对他本人和他的学问有了进一步了解。他著述丰富，学问广博，文章也写得很好，这都是令人敬佩的地方。但我也同时觉得，他似乎还不是那么的深邃——当然这是跟一些大家比。转而再一想，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的学问胜过我们这些后辈不知多少！何况想想他在盛年时的遭遇，如果不是被人为地打断二十多年，他在学术上肯定会取得更加了不起的成果。
——记诗人化铁
诗人化铁死了，死于2013年9月22日。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事。前一阵子我还偶或想起他，私下忖度是否打个电话，但我一直踌躇着，因为他早已是耄耋老人，听力也不太好，何况我又不能帮他什么，就此搁下了。
我没有见过他。我只因为偶然的机会给他打过电话，从电话里听见过他的声音；那从两千里之外传来的声音，如一阵稀疏的寒雨，打在我的身上，润湿了我心地的一片。
那是2011年，我所在单位为一个纪念日要出版一部诗选，我把编选的重任委托给《诗刊》杂志的一位朋友，稿子传来以后，我自己再补充一些就大致敲定了。我所补充的当中就有化铁的一首，而且是比较长的一首《解放》。这首诗我是从我自己的藏书《白色花》这部著名的“七月派”诗集中选的。多年前就读过《白色花》，深知其中的诗篇质量都很高，有思想，有风骨，而其二十位作者却都遭遇不幸，因此，在我印象里，这束白色花简直像是开在地狱边上的；而化铁的几首气势不凡，似乎没有一点瑟缩怨艾之气，在这部诗集里也属上乘。诗选编好后就排版，每位作者都放了照片，上了简历，但到化铁却犯了难，这两样都付诸阙如。《诗刊》社的朋友和诗坛联系广，他也找不到化铁的照片。《白色花》上有化铁的简历，但已是1981年的编选者提供的，简介上说“（化铁）一九五五年以后情况不详，传闻逝世”。确实，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化铁的消息，也不知他是否还在人间。我只好暂时放下，请朋友打听；过了几天，朋友告知：化铁据说还活着，住在南京。他要我跟南京作协联系。我便上网搜索，果然还有写他的文章，甚至提到，《白色花》问世后，化铁的诗友也纷纷打探他的消息，四处寻找他的下落，终于像打捞沉船一样，几经周折，让他浮出海面。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南京作协那边有人告诉我，化铁确实还活着，以前在作协联谊活动中出现过，只是最近几年断了联系，不知近况如何。我很高兴，一为历尽沧桑的诗人还活着，一为我有了写出他的简历的希望。
南京作协那边没有提供联系方式，还是《诗刊》社的朋友消息灵通，不过隔了两三天，他就打来电话，说可找绿原的女儿刘若琴老师联系。我拨通了电话，说明了原委，刘老师欣然提供了化铁的电话号码。我放下电话，就拨起了南京长途，一阵拨通了而等待接听的声音传来，久久没有人接，正当我要将电话放下的当儿，那边浮起了一声轻轻的、已然苍老却很清晰的声音——“喂”。
“是化铁先生吗？”“是的，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我告诉他，我们找他的目的，并向他表达了敬意，说我早就读过他的诗，很喜欢；我问他现在还写诗否，他说他写得很少、很少，年紀大了。我问他生活得怎样，他沉吟了一下，说：“我很穷，很穷……”一句话，把我的心紧紧地揪住，我的眼前浮起了一个满头白发，佝偻着腰、行动艰难的老人的形象，一片阴影慢慢地笼罩过来。“有房子住吗？”“很小、很小，还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我的心进一步下沉，我似乎看见破旧的楼房，杂乱的里巷，湫隘的斗室，一位老人独守在窗前破桌边，等待一束冬日的阳光——虽然我打电话时正值六月炎夏。
一阵沉默过后，我转入正题，问起他的简历，他告诉我，他原名刘德馨，但因为登记户口的人不知道“馨”字怎么写而擅自改作“兴”。一九二五年出生于武昌，而非《白色花》上所说的“上海”。“出身贫苦，赖寡母做佣工为生，抗战期间，流亡四川，在国民党政府‘中央气象局’当小职员。”《白色花》上写的这些都不错。一九四九年参军，从事电讯技术工作。我问他什么电讯技术，他说是部队气象教员，在龙华机场气象站工作过，担任过抗美援朝气象站长（我没问这抗美援朝气象站是在国内还是朝鲜），一九五五年受“胡风案”牵连蒙冤入狱，后流放三峡劳动十年。“您还在三峡劳动十年？我在有关您的资料中似乎从未见提及，您在做什么？”“是的，我在三峡整整十年，什么都做过，挖土、挑土，也做过计工员之类的……”“后来呢？”“后来回到南京，找不到工作，到处做临时工，最后是在一个菜市场卖菜……”听了老人的话，我的心一点点沉入深渊，仿佛他所经历的人生的深渊。
我问他要照片，并告知可以用两种方式传给我，一是请人扫描后发到绿原女儿刘老师的电子邮箱，再转给我，他们通过E-mail联系过；二是直接寄给我。我还说明，我们出的诗选是不发作者稿费的，但对他我个人可以略作表示。这样，我们第一次通话就结束了。
隔了两三天，我又给老人打了一次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女性，她让我稍等，我等了两三分钟，感觉到一个老人蹒跚着走了过来，我告诉他，简历写好了，就等他的照片。他说照片这就准备好了，马上发给绿原女儿。我又顺便问他，刚才接电话的是他什么人。他说是儿媳；我问他儿子儿媳有工作吗，他说儿子下岗了，接着又是长长的沉默，之后他又说：“我是很穷，很穷……”沉吟一声，仿佛自己也觉不堪，不忍再说下去。我只得安慰他，请他保重，我以后到南京去看他，也就结束了这次通话。
我所编的诗选出版后，我第一个就给老人寄去了一本，并夹了一点人民币。估计他收到后，我再一次给他打电话，他说他收到了，也收到了寄的钱，似乎还说这样的事很少有，意思是表示感谢。我正惭愧我并不能多帮他，当然要说，应当感谢的是他，并说以后有机会再说……我向他索要他平反后于2000年出版的诗集《生命中不可重复的偶然》，他答应寄我。我再次请他保重后，我们的通话就结束了。
我很快收到了他的新诗集，不厚，总共才收入了四十一首诗，分“五十年前”“五十年后”两辑，前者只有四首，但确实激情奔涌，恢宏大气，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声音；而“平反”后的诗，却冷凝幽静，像是羞涩而歌的私语，早已失去了当年的光彩与气魄，我从中看到了原本有着一片丰茂的植被的草地，经过洪流泥沙的劫夺后变成了怎样的一片荒原，而这荒原如今无论春风春雨怎样呼唤梳抚也不可能恢复，只开出几朵瑟瑟的白花以作回应或报答。但这已经很珍贵了，证明诗和诗人到底是坚忍的。何况集前收录了诗人的回忆录《逆温层下》，从题目就可以感受到曾经的气象专家对本专业的熟稔，而以此概括他自一九五五年以来二十余年的处境又是多么恰切，其苦涩与悲痛、难耐似乎已作淡化处理，读来更让人难抑唏嘘。 我完整地读了他这本诗集，感觉到一个被打入另类的人长期被摒弃于正常生活之外的孤独与挣扎，也感觉到他从困境中突围的愿望，但徒唤奈何，正如他在短诗《自画像》中说：“逆来顺受已成为习惯/也许学会潇洒/挥一挥手或者/把脸别到脊背的方向/哈像个陀螺/还在原地旋转。”真的，他的一生都是一个陀螺，他一直在受鞭笞，无情的鞭笞。
诗集中稍稍让人感到温馨的是他对初恋的忆念，对爱的向往。而从回忆录中，我得知他的初恋对象是小说家路翎的妹妹，如果人生不是走到了“逆温层”遭遇寒霜冷雨，一对少男少女，有才情，有夢想，甚至有美好的容貌（从照片上看，年轻的化铁面容清秀，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该是有一个多么浪漫绚丽的人生，谁能料想，等待他们的却是岩浆迸涌的炼狱！世事是何等的残酷。
“我很穷，很穷……”化铁老人的声音时常在我的耳边响起，简直是挥之不去。我知道，中国古人早有“诗穷而后工”的说法，且不说“穷”真的是否能让诗“工”，但这个“穷”字的滋味岂是未曾经历者所能深知。化铁在说这句话时，语气里是含着自我哀怜，甚至有一点怯意，也有一点歉意，仿佛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成了人们的累赘，有负于人似的……这些我都听出来了，似乎像一把刀子，在持续地割着我的心。
我真想为天下的诗人一恸！
我见过他一面
——记乡贤舒芜先生
2010年，著名学者舒芜先生去世，情形好像比较寂寞，文化界、学术界没有太大的动静，纪念文章也不是很多。孤陋寡闻的我是在与社会科学院某一位未曾谋面的女士通电话时偶然得知这一消息，并听她说“院里”正组织人去吊唁。此后，逝者便如一颗星辰无声地坠落向碧海青天。
他去世后，家乡的两位作家在当地发表纪念文章，其中一位说：“当代桐城的最后一位闻人去了。”我以为这么说是准确的。舒芜先生确实是当代桐城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在他之后，桐城似乎尚未有继起者。
但他的名声多少是有些苦涩的。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有意无意地卷入了胡风事件，并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之一。这让他一夜间家喻户晓，但也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尤其是在他后半生、晚年。平心而论，他那么做（辑录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并交给人后“被”公布出来）虽然有失检点——亦是有失厚道，但确实没有想到可能存在的严重后果。他那时是多么年轻啊，到底涉世不深。他那么做，一直未获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人的谅解，倒也情有可原；但把胡风及所谓“胡风分子”一大帮人所经受的苦难都归咎于他，到底也是有失公允。当然，舒芜先生做了这件事确实有点不那么光彩——不过近年似乎又有新说，认为舒老交信也有不得已的地方，那就是胡风先生所搞的小圈子确实对于舒芜排挤得很厉害。
我知道舒芜先生很早，大约是在读中学的时候。至于怎么知道的，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只知道他是我们县走出去的著名作家、文人，后来才在报刊上一点一点读到他的著作。他当然是我们（我和本县热爱写作的人）心目中崇敬的人。到了大学，我知道他是一位红学家，而且研究周作人很有成绩，也越来越多地看到他发表的一些文章。毕业后我已经在教书，还从《文艺报》上读到披露胡风事件始末的文章，对他的了解才增多起来。那时候，我在安徽乡下，他在北京，感觉自是遥不可及。
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获得与他的一面之缘。因为我平时不爱交际和内外条件限制，很少与名人交往，这一面之缘也就成为我难得的回忆，何况他还是一位乡贤呢。
那是1990年夏天，我第一次报考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总成绩和各科成绩都过了线，可是没有排上名次（一个专业只招一人），录取有困难。学校来通知，先说是作为定向生，后又说是作为委培生录取，而后一种不但要先找到定向单位，还要出钱。我一个中学教员，哪里能找到出钱供我读书、回头再接受我工作的单位？这在有些人那里简直算不得是个问题，但在这里却是比登天还难。我失望了，非常痛苦，一颗热切的心日渐浸入凉水。我也试着在当地城市比如安庆找人问问可有愿意接受我的部门，当然是处处碰壁。我便绝了望，只得彻底放弃此念。
但有人劝我不妨进京到学校“活动活动”。我自然觉得也是没有希望，但也想碰碰运气，另外，也想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去看看。我便动心了。正好与我有过一两次交往的“桐城诗词学会”的一位老太太也这样主张，并提供了几个可以求助的人的名单。其中一位是在新华社工作的方徨老师，她是舒芜先生的堂妹，通过她，可以找舒芜先生——他跟学界有联系，或许可以帮上忙。这位老太太要我捎几本新出的《桐城诗词》给方老，上面有她的诗作，正好可以作为见面的一个由头。
我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北上。我的心里充满失败感，当然不抱什么希望。我也感受到了那种于茫茫人海孤立无援的滋味。到了北京的第二天，我就赶到了新华社，几经打听，找到了方老。方老说她跟人民大学没有什么关系。我提出去拜访舒芜先生，她没有反对，并提供了舒芜先生的住址，让我也带一本《桐城诗词》给他。方老一直把我送到楼梯口，我们才告别。
我回到了我寄宿的人大校园，稍作休息，又按照地址，赶到了离学校不算太远的皂君庙社科院宿舍区，进入了一座不是很新的楼房，乘电梯到了某一层某一室的门前，静了静心，随即叩响了门扉。稍待，室内传来了反应，有人问“谁”，我回答我是从桐城来的，来找舒芜先生。门随即开了，隔着一道防盗门，我见一位年轻女士（后来每从报刊看到署名方竹的文章，我就在想她是否就是我当年见到的那位年轻女士——舒芜先生的女儿）来到门前，我又重复了一句“我是桐城来的，来找舒芜先生”，这位女士便把防盗门拉开，让我进入客厅，坐在离门不远摆放的一张长沙发上，很快，她就端来一杯茶水放在我面前，叫我稍等，便进入左手的内室。没过一会儿，舒芜先生便出来了，我站起身来问好，他让我坐下。我打量他，见他是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中等身材，略显消瘦，头发花白，脸上已经有了皱纹，看不出有什么表情——既没有被打搅的不悦，当然也没有笑容，一切都很平静。我呈上一册《桐城诗词》，告诉他我刚从方老那儿来，并说了来找他的原由。他告诉我他跟人民大学不打交道，也不认识中文系哪位老师，所以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我并没有感到受什么打击。但难得见到这样一位著名学者、乡贤，我还想多聊一会，所以稍稍静默了一会，我就对他说：“我拜读过您的著作。”他大约问了一句“哪一本”，我告诉他：“是《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是从县文化局陈所巨老师那里借的，是您赠送给他的。”“我知道他，他是诗人。”“我很喜欢您这书。”“写得不好。”我一时再找不到话来说，就说自己也写点诗，并问他是否还写诗，他说：“诗是年轻人的事业。我只偶尔写点旧体。”这时候，电话铃响了，他起身到前面窗户边的一张写字台上拿起电话，跟人谈起话来，大概是他的老友，他们谈了文友间的什么事，提到开什么会，其中还讲到了王蒙，大约是讲王蒙对于什么事的看法，这一点我记得比较清楚。他打完电话，回到茶几前坐下，我一时也想不起要说什么，便起身告辞，他便送我到门口，刚才那位年轻女士便从内室出来，帮我打开门，我说了声“打扰”，就与他们告别，坐电梯下楼。出了楼门，我站在院子里回望这座楼房，我记起舒芜先生从“天问楼”乔迁“碧空楼”的故事，心想这座楼也已近斑驳破旧，似乎也并没有“碧空”二字那么富有诗情画意啊。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在这茫茫京城里觅一枝栖是何其不易。
这一年我终于铩羽而归，只得重整旗鼓以图再搏。第二年总算如愿以偿来人大读书。读书期间，我偶或也想到距学校不远的双榆树、皂君庙，可是我一次都没有想过是否要再去拜访舒芜先生。因为读研的前一半时间，功课比较紧张，后一半，我又“故伎重演”，写起了诗歌，并没有专心致力于学术，那么，我又怎么敢去拜访一位著名的学者呢？我能跟他谈些什么呢？
但是，他的书我还是注意拜读的（我一直有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要了解一个人，读其书足矣，见不见其人倒在其次），特别是再次参加工作后，我先后买了他的《串味读书》、《书与现实》、《舒芜口述自传》、《周作人的是非功过》等，对他本人和他的学问有了进一步了解。他著述丰富，学问广博，文章也写得很好，这都是令人敬佩的地方。但我也同时觉得，他似乎还不是那么的深邃——当然这是跟一些大家比。转而再一想，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的学问胜过我们这些后辈不知多少！何况想想他在盛年时的遭遇，如果不是被人为地打断二十多年，他在学术上肯定会取得更加了不起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