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是一把好刀，钢材硬度至少在87洛氏以上，刀刃轻薄，侧弯，镜面一般映照着孩子的脸。因为刀有弧度，所以孩子的眼睛被映得变了形，占据了全脸的四分之三。
　　这是一把好刀，削铁如泥，然而不应该握在一个孩子手中。
　　我獨自进了阶梯教室，本来要在这里讲课，做了一百多页PPT，一切准备就绪，谁料临时出了状况。
　　一个三年级的男孩子被人发现躲在存放音响的壁柜里不肯出来。一个十岁的孩子而已，派两名男老师把他拖出来便是，可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他手里有把刀。
　　怕他伤了人，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的班主任房老师——一名牙齿不整齐的中年男子，跟他柔声细气地聊了两句后，站起来走到我的身边，很无奈地说：“他只想跟你说话。”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道。
　　“他说，看你不像是会抬起手扇别人耳光的人。”房老师说。
　　我再去打量躲在音响后面的男孩子，他缩在最里面，只露出半截儿小腿，没穿鞋。下午的阳光有一方照在他的裤子上，条绒的材质，爱沾毛的料子，但很干净，没有一丝浮毛。
　　在此刻，我和他之间有了某种连接。
　　一月，温度陡然下降，很多老化的水管爆了。有水从某扇门流入教室，地面有一半是湿的，结了薄薄一层冰，脚踩过去，可以听见轻微的碎裂声。
　　我缓慢地靠近壁柜。他听到了动静：“除了王老师，谁也不要过来。”
　　本地的人说话前后鼻音不分，他尤其明显。
　　“我就是那个看上去不会扇别人耳光的王老师。”我说。
　　他没吭声，算是对我入侵他的安全范围的一种默许。
　　终于我看到了他。他看上去很干净——皮肤白的人都会给人干净之感，但同样，肤色浅的话，发色以及瞳仁的黑色素都不会太足，因此他的头发、眉毛以及瞳仁都呈现出一种深褐色。
　　他只穿着件手工编织的厚毛衣，平针，围绕着胸口一圈有道麻花样的凸起。
　　“你冷不冷？”我看到他的手背上有红色的冻疮。没有暖气的南方，冬天非常难熬，有时候因为背阴，屋里比屋外还冷，一些孩子的手上就会生冻疮。
　　我脱下羽绒服，想递过去。他吓了一跳，脖子一歪，我看到了他脖子上的淤青。
　　淤青一层压一层，最上面的那层色泽最鲜艳，如同一块翡翠。
　　“你穿上衣服！”我再也说不出任何粉饰太平的话来，只好命令他。
　　他拎起我的衣服，决绝地扔了出去。我没接住，衣服掉到了水里。
　　很有性格。
　　他干脆地关上了壁柜的门，阻挡了外界的一切。柜门严丝合缝，我完全看不到他了。
　　羽绒服表层材料不吸水，地上的水珠凝成一颗颗停留在上面。我捡起它，在空中一抖，千万颗水珠散成白色的水雾，在空气中浮动着，缓慢地组成一幅幅回忆的画卷。

2

　　明明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上午还出着太阳，下午却开始落雪，雪密集地砸，掺着冰雹，愤怒地砸向地面。
　　那是一个泛黄的，应该有些褪色了的八十年代末的春天。我们全家坐上货车，连同钢材厂的一千多名工人和家属，在一个反常的下着雪的四月天，浩浩荡荡地继续着南下的旅程。
　　大雪把天地磨得如同哈了寒气的毛玻璃。我被风刮得睁不开眼，浑身没有一丝暖和气。爸在车厢的前头，工人们在那儿搭了一顶毛毡，毛毡下有一方空间不被风雪侵袭。
　　姐脸色惨白，右脸颊冻裂了，在大风中张着口子。
　　爸往后推了推银狐皮帽子，隔着被淋得满头“白发”的人群，大喊道：“你们仨，过来！”
　　我们仨走至毛毡下，他们留出一点点空间，却仍不够我们娘儿仨栖身。
　　“你跟姐姐过去。”妈首先退出。
　　我与姐钻了进去，这空隙只够一个比我还瘦小的人站着。
　　“你站着吧，我跟妈回去。”姐也退出。
　　“哪儿那么多废话，磨磨叽叽的。”爸一把拽过我，把我夹在腿中间，这样姐挤一挤也能站下。
　　记忆中，他从未抱过我。我头皮发麻，浑身不自在，看向独自在车厢那头儿坐着的妈。她的面容在雪中十分朦胧，双颊泛红，看上去很显年轻。这么一张年轻的脸，衬着发上落的雪，就像路边的柳树，苍翠上叠着苍白。
　　“妈，你过来一起坐着！”
　　“坐不下。”她回复我说。

　　“老王，你家公子哪儿的口音，听着咋那么别扭？”与爸同级别的麻师傅调侃道。
　　“他姥姥家是南方的。我忙，顾不上这姐弟俩，都是他姥姥带大的。”
　　爸很得意，不用亲自带孩子是件有面子的事情。
　　妈还在雪中淋着，我不忍，企图挣脱开爸怀抱的“钳制”。
　　“不听话！”爸给了我两巴掌。
　　就在我挣扎着要去找妈，却被爸扯着走不了时，有人激动地站了起来，指着前方一片灰蒙蒙的厂房大声说：“到了！”
　　“看见没？”我满脸泪痕地被爸举了起来，爸的声音淹没在群情激昂的欢呼声中，“这是你爷爷那辈人创造的奇迹。”
　　他太亢奋了，以至于流下了两行泪水。
　　我也在流泪，但我们父子俩流泪的原因却不同。他看到了父辈大迁徙留下的荣光，而我只觉得被打的地方火辣辣的疼。
　　不知谁的帽子被高高地抛到天空中，开了个头，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更多的帽子飞上了天，此起彼伏。
　　三十一年前，我爷爷那辈人带着钢材厂最先进的技术南下，领着无数工人在这里扎根。爷爷带走了二叔，把奶奶和爸兄妹几个留在了东北老家。爷爷去世后，爸和一批当初没被他带走的家眷再次南下。 　　我见到了未曾谋面的二叔。他与爸有百分之八十的相似，逆生的浓眉，眉间距窄，眉尾上扬，毛发旺盛。堂哥是个眼睛细长的男孩，他拿着把漂亮的弯刀，一下一下削着手里的木头疙瘩。
　　木屑落在雪上，他问：“你们怎么来的？”
　　“我不想来這里。”我带着哭腔回答。
　　我思念同学，思念我刻满了葫芦娃的小课桌。
　　“你怎么来的？”他又问。
　　我说：“先坐火车，下了火车转汽车，汽车下来上了货车。”
　　堂哥若有所思地眨巴眨巴眼睛：“真羡慕你，走了这么远的路。”
　　他突然靠近我，几乎是耳语般说道：“我想离开这里，这里没什么好玩儿的。”
　　“我迟早有一天要离开这里。”他又补充了一句。

3

　　我伸出手，敲了敲柜门。他拉开一条缝，我从缝隙里看到了一只小眼睛。
　　“你不是想跟我聊聊吗？为何我来了，你却躲起来了呀？”我故意拉长音调说话，这样显得自己很有亲和力。
　　“你说话好假。”他在里头说。
　　“好吧，你为什么躲起来？”我直接地问。
　　“我爸打我。”他声音闷闷地说。
　　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突然想起了自己做的长达两万字、足有一百多页的PPT。我从那里面竟然找不到一句话来安慰他。
　　我刚挨了打，和堂哥坐在草地上，与家属院里的孩子们聊天儿，他们中最大的是高中生，最小的还在托儿所混着。
　　其中一个女孩伸手揽住她身边的妹妹，说：“我爸妈从没打过我们，打人是犯法的。”
　　“我家也没有。”
　　“没有。”
　　众人纷纷摇头否认。
　　他们看我的目光中有同情，有疏离，还有些许的躲避。这眼神令我恐慌，仿佛我成了异类。
　　聚会还没散，我便独自退了出来。厂区拥有独立的生活设施——小学、超市、医院、影院等，简直就是一个世外的独立王国。
　　我路过人群，打招呼是免不了的。起早的工人们聚集在大食堂打饭，一句“吃罢饭没”此起彼伏，从这头儿传至那头儿。工人们在集体生活中对彼此知根知底，比如谁家孩子屁股上的胎记是什么形状。
　　“真闷。”堂哥不知什么时候跑出来，跟在我的身后，“这里简直是监狱，我要走。”
　　“你去哪儿呢？”我问。
　　“随便哪儿。”他嘟哝道。我怀疑他根本没有明确的目标，毕竟他出生在这里。
　　不出意外，他也会像二叔一样，读着厂区的学校长大，毕了业进厂区或在生活区谋个营生。人们被圈在这五平方公里的地方，时间久了，会对外面广阔的世界产生复杂的感情：一些恐惧变化，宁愿埋葬在这儿；一些躁动不安，时刻想要挣脱，如同笼中鸟儿。
　　“你不是不想来这儿吗？来时还哭了。”堂哥说。
　　来厂区，如同被掘掉根的树，从北挪到南，草草被人种下，甚至培育土也没给拍好。
　　远处的湿地惊起一群大雁，我和堂哥循着声音追到厂区边缘的铁丝网前，再不能往前，只看得见一片片芦苇荡。我知道，是爸又馋了，想要捉几只大雁改善生活。
　　我从来不吃老王捉的大雁，我可怜它们。
　　小男孩不再言语。我寻了块干燥的地坐下，隔着一层木板与他交谈。
　　“你拿着刀想做什么呢？”我问，“小孩子不能拿刀，会伤到自己。我听房老师说，你有个妹妹。我有个姐姐，我们的感情很好。有时我觉得是因为与父母关系不融洽，导致我和姐姐像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我跟妹妹也很好。”他抢着说，“今天上学的时候，她想跟着我一起来。我让她回去，她太小了听不懂，一直跟到学校门口。保安不让她进来，她就一直站在门外面，直到我爸把她带回去。她没穿鞋，我爸也没想起来给她带一双。”
　　“她没穿鞋，脚会不会被石子儿割伤？”我已经知道了他没穿鞋的原因，可还是故意问道。
　　“我把鞋给妹妹穿了。你看，我是不是个好哥哥？”他的声音里有些许骄傲。
　　“我看你不仅是个好哥哥，还是个好孩子。”我说着，拉开了门，这样就能完全看到他了，他没反对。
　　“那你为什么拿着刀呢？伤害到别人怎么办？割伤了自己又怎么办？”我问。
　　他眨巴着睫毛长长的眼睛，小声说：“王老师，我拿着刀不是要伤害谁，我是在保护妹妹，也保护自己。”小小的人儿，窄窄的肩膀，手握刀柄，说他可以照顾和保护别人，把另一个人拉到他尚未丰满的羽翼之下。
　　我的眼睛一阵酸楚，有一瞬间，觉得自己能触摸到他的真心。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说。

4

　　我与堂哥的逃跑计划越来越周详。我们的零花钱不多，但足够我们买票去往下一站。
　　“你能跑吗？”堂哥说，“从今天开始练跑步，从第一区的烟囱跑到第四区的烟囱。”
　　每天下午放了学，我把书包交给姐，自己便撒腿开始奔跑，想象自己是执行任务的特工。回家晚了老王不高兴，说他做的雁肉没人吃。
　　我不愿吃，妈说，不吃的话本月都没肉吃。她面带愁苦之色，最近一段时间，她与爸频繁争吵，厂子不行了还拖家带口来，简直是迷了心窍。在她看来，迷了心窍的还有副食店卖肉的大刘媳妇，明知工人们吃不起肉了，还在涨价。
　　老王发现雁肉没人动，他抽着烟，一双眼睛在烟雾中显得格外阴郁。我正欲不动声色地离开，就被老王喊住了：“我辛苦捉来的雁，你怎么不吃？”
　　我没说话。
　　老王笑：“真怪，我身上的优点你一点儿没有。你没长嘴吗，怎么不说话？”
　　我知道他在找事。他没心情打我，瞪了我一眼，重新把自己埋进烟雾中，大约那烟雾可以令他暂时逃避现实。
　　进入腊月，许多人不习惯潮湿阴冷的气候，纷纷病倒。老王探望了三名得肺炎的工友后，不幸染病，躺倒在家。 　　为了强身健体，学校给我们加了一节课间操，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大家会排队进操场，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候场的时候，堂哥远远打了个呼哨。我没敢回头，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趁乱逃跑。
　　呼吸声陡然大了，身边瞬间安静，我简直听得到血液在血管内飞速流动的声音。我左右张望，没看到班主任樊老师。樊老师长腿，大眼，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的牙齿不好看。
　　我承认自己并不是个有勇气的人，还未开始逃，就已经想要放弃了。
　　我硬着头皮转身，刚好撞上樊老师。他一下挡住了我的去路：“哎，去哪儿？今天该你领操了。”
　　樊老师抬眼望望队伍，说：“今天初五，你值日。我有事耽搁了会儿，队伍居然还没站好，你快走到前面去。”
　　见我像木头人一样戳在地上，樊老师推了我两把。
　　堂哥已经走远了。
　　我战战兢兢地领完操，心惊胆战地上完一天的课，竟然相安无事。放学后我悄悄去了第一区的烟囱边，找了一圈无果，便顺着烟囱侧面的铁栏杆缓缓爬上去。这里是我和堂哥的据点，空闲的时候，他会带着我爬到烟囱顶眺望远方，他很享受站在高处往远处看。
　　我一个人爬百米高的烟囱，爬到一半时，吓出的汗已经浸湿了衬衫。
　　最终，我没能战胜自我爬到顶，因为急赤白脸寻找堂哥的二叔和一干亲戚在底下围住了我。
　　二叔真不愧是炼钢厂的好把式，揪住我的肩膀提到家中，往爸病床前一扔，说：“找到了我们家老大的字条，说要跟这家伙跑出去。”
　　“跑哪兒去了？”爸披上件袄坐起来，手攥成拳头，放在嘴边咳嗽了两声。
　　“得问他吧。”二婶哭得满面泪痕，咬牙切齿地指着我。
　　“王子，你说。”爸直呼我的大名，可见他取名时的自恋。
　　我梗着脖子不说话，这是我一贯的作风。当然，面对这种嘴硬的状态，老王也有他的绝招儿——打。
　　姐挺身而出，把我护在胳膊后面。但我现在不想躲在她的庇护之下，这是我的错，我来承担。
　　于是我走到爸的床前，低着头，背向他跪下，准备迎接他的殴打。
　　“说呀你，你不说可打你了！”
　　“打吧。”我说。
　　“你倒是有义气，可惜没用对地方。”
　　“你也有义气呢！明知这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还把老婆孩子往里送，你用对地方了吗？”我突然爆发，带着无法出走的无奈，大声反驳他。
　　这是我头一次反抗老王。
　　没料到我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作为人夫、作为人父的失败，猛烈的喘息和咳嗽使他无法呼吸，胸腔发出阵阵金属鸣音。我硬是没回头。
　　“我学上得好好的，妈在毛巾厂快当主任了，姐谈了个对象，你问过我们的感受吗？就带我们走！”
　　“你……懂什么……这是你爷爷那辈人的荣耀！你能进厂区，是你的光荣！就是因为没有人接班，厂区才变成这样的，你们这代人……”
　　“这是你们以为的荣耀！”我站了起来，指着一屋子人，声泪俱下地说，“这是你们的，与我何干？与我堂哥何干？你不是最喜欢打我了吗？没有解决问题的大脑，只会用暴力。我不走，也不跑了，你打死我好了！”
　　二叔急了，他跑出去继续寻找堂哥。工友们见场面闹得不好看，在他们看来，打孩子是家事，于是逐一讪讪离开。
　　我准备了一肚子的辩词，准备转身与爸拼个鱼死网破。
　　可我回过头，竟撞上一双红眼睛。
　　这双红眼睛嵌在满是皱纹、深陷的眼眶中。眉毛的走势变了，是塌陷的眼窝牵引的。眼角的位置也变了，因为颧骨上的肉塌陷了。
　　人变老的话，两个地方最明显，先是眼睛没了年少气盛的光泽，其次是鼻子两边的法令纹。爸的法令纹像一对不对称的括号，把喜和乐剔了出去，留下深重的哀，就连怒气也消失不见了。
　　他表情发怔，躲避着我的目光。
　　“我知道你怨我。”他没直视我，伸手推推我的胳膊。他发着烧，手烧得滚烫。
　　“你打两下桌子。”他说。
　　我不情愿地打了两下桌子。他说：“不够狠，再打两下。”
　　我又打了两下，手掌心震得又麻又疼。
　　“疼不疼？”
　　我没说话。

　　“爸打你的时候，爸也疼。你的肉多疼，我的肉就有多疼。
　　“我知道你们怨我。”
　　他深深吸了口气：“你走吧，我给你钱，想去哪儿去哪儿，回去也成，带上你妈和你姐。
　　“你走吧，不打你了。我老了，打不动了。”
　　他说完这番话，把身体倚在床栏杆上，急促而困难地喘息着。他像一条鱼，一条堂哥从河里钓上来的鲫瓜儿。
　　他又重复了一遍，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我：“我竟然错了？”
　　此刻的父亲如同废弃的厂房，只因为雨落得大了几分，房顶就轰然倒塌。

5

　　“那你走了吗？”他被故事吸引住了，整个人从里面探出来，坐在我的对面。我们看着彼此，距离不过二十厘米。
　　我微笑着望着他，轻轻摇了摇头。
　　“你不是一直想走吗？那你堂哥呢，他有没有回来？”
　　我忧伤地摇了摇头。
　　堂哥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边打工边走，走得远远的。在我读初一的时候，收到了他从海南一个小岛寄来的明信片。
　　这家伙果然跑到了距离炼钢厂直线距离最远的地方。他快乐极了，明信片上贴着他举着硕大海鱼的两寸照片，身后是一片浩瀚的大海，和贴附着海平线的连绵不断的云山。
　　“你为什么没走呢？”
　　我想了想，说：“我爸老了，打不动我了。他输了。”
　　“那是你赢了吗？”他问。
　　我说：“是时间赢了。”
　　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现在你愿意把刀给我了吗？”我问。
　　他顺从地把刀递到我的手里，我小心避开刀锋利的刃。
　　他为难地看着地面上的水渍。我把刀用桌上的报纸裹上，放进口袋里，向他伸出双臂：“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你抱出来，再让房老师给你找双鞋穿。要不你穿我的？”
　　“不会大吗？”他看看我的脚。
　　“现在大，将来就正好了。”我把鞋脱下来，套在他的小脚上。
　　当他信任地依偎在我怀里时，我忍住了即将奔流而出的眼泪。在他扑向我的瞬间，我心中的某块缝隙正在愈合。
　　我把他抱到没水的地方放下，房老师慌忙捉住了他的手，领着他往外走，边走边检查他身上有无伤痕。
　　“你叫什么名字？”我追上去几步问道。
　　他回过头，冲我笑笑，没回答，继续跟着房老师往外走，一直走到冬日明亮温暖的阳光下。
　　我把刀拿了出来，在朦胧的视线中看到刀柄上歪歪扭扭刻着一行字：
　　送给王子，我亲爱的堂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