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4月2日夜，北京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大案：汪精卫、黄复生刺杀摄政王未遂。尽管没得手，但汪精卫从此声名大噪，即使后来做了汉奸，人们也会感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作为此案的副产品，汪精卫还赢得一位南洋富商小姐的芳心。从此，富商小姐对他不离不弃，直到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关到死，也不肯说他半个字的不是。
　　汪精卫、黄复生的刺杀行动，毁在北京鸦儿胡同出来拉屎的一个居民手上。
　　在醇亲王府，即摄政王载沣家和鸦儿胡同之间，有座石板桥，是摄政王每日上朝必经之路。这地方很僻静，没什么人家。4月2日夜，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来这儿出恭——按新政时期的法规，这是违法行为。当时，北京的胡同已经设置了公共厕所，随地大小便是要罚款的，但深夜上公共厕所毕竟不方便，这个内急的北京人就来到这个僻静之处。没想到，蹲下来之后，他发现小桥下面居然有两个人影晃动。这要是在别的地方，也许看见就看见了，害怕便换个地方，不怕则拉完屎走人就是，但老北京人爱管闲事，觉得深夜在桥下活动者，非奸即盗。这个人方便完之后，提上裤子，大着胆子到跟前张望了一下，撒腿就跑，回到大杂院嚷嚷起来。
　　街坊们报了警。警察过来一看，人早就惊走了，桥下已经挖好大一个坑，坑里有一个二尺高的大铁罐，盖子上有一颗螺丝，拧着一根电线，直通到旁边的阴沟里，连着一部电话机，明摆着是一个暗杀阴谋，想要炸人，炸的人十有八九是摄政王。案件层层上报，惊动了九门提督毓朗、警察内城总厅厅丞章宗祥，以及内务部尚书善耆（即有名的肃王爷，后来更有名的川岛芳子，就是他女儿）。
　　炸弹取出之后，请了日本使馆的技师，才把引发装置卸下来。铁罐里的炸药都是从外国运来的黄色炸药，威力巨大，取下一小块，试爆之后，居然炸出一个大坑。埋炸药的地点是摄政王上朝的必经之地。摄政王从那里经过，肯定会被炸得稀烂，引爆者也必死无疑。
　　警察们循物找人，找到打造铁罐的铁匠铺，铁匠提供了订货顾客的线索。在小石桥附近蹲守的暗探，也发现了前来探风的可疑外乡人。显然，暗杀者犯了大忌，出了事，不赶紧撤走，反而到事发地点探风。这蠢得有点类似北大荒传说的傻狍子——这种动物好奇心特强，被猎人打一枪，如果没打着，它惊走之后，往往还会回来看个究竟，结果难免被补上一枪。几名暗杀者都是广东人，即使打扮得再北京，神情举止也跟北京人有很大的差异，事发之后回来探头探脑，不暴露才怪。也难怪，革命党弄进来这么多炸药不容易，一时失手，还幻想着挽回，故出此下策。于是，两条线索都追踪到琉璃厂东门火神庙西夹道胡同一个刚开张的照相馆，里面藏着一大堆革命党。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抓了个正着。幸运的是，出事之后，暗杀团的其他成员，如陈璧君、喻培伦、黎仲实等都去找炸药了，只有两个“主犯”被捕。
　　这次行动，主导者无疑是汪精卫，黄复生和喻培伦都是作为炸弹专家负责安装调试的。那天按电钮的人，也是汪精卫，他是存心要跟摄政王同归于尽的。事先设计时，他们不是没想到更好的办法，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爆炸的可靠性。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只能靠手摇电话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决定牺牲自己。
　　面对审讯，汪精卫和黄复生争做主犯，拼命地把对方说成自己的跟班。汪精卫的供词洋洋洒洒数千言，文辞之美，立意之正，加上互相争死之义，汪精卫又是一帅哥，令审讯者章宗祥和善耆感慨不已，爱才之心陡起，有心成全。这时，清朝的刑律改革初见成效，原来的十恶大罪已经取消。在善耆和章宗祥的斡旋下，两人居然没有被判死刑，在监狱里还颇受优待。汪精卫在狱中的著名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得以流出监狱，广为传诵。
　　武昌起义，清政府亡羊补牢，大赦革命党人，汪、黄二人得以出狱，汪精卫还直接参与了南北议和。据说，汪精卫出狱时，路人争睹风采，道路为之阻塞，大有看杀卫玠的古风。
　　就这样，汪精卫和摄政王载沣，加上那位夜半出恭的市民，都好好地活了下来。历史拐了个弯后，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历史之所以拐弯，往往是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比如那天夜里那泡屎。
　　（摘自《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图/杜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