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像首译黑格尔《精神哲学》一样，首译黑格尔《耶拿体系，1804-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简称《耶拿逻辑》）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自己编制书后索引（index﹤英﹥，Register﹤德﹥）。做索引这件事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件不厌其烦的极其琐细的学术工作。只有在吃透、反复遍读原著和自己译稿的基础上才能有根有据地进行，力求尽善尽美。八十五岁高龄的我自己做索引也就给我自己增添了几分暮年的自信。
学术著作书后的索引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将具有检索意义的人名、术语、地名等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有序编排起来以供读者查找的工具页。做索引是“编辑学”的现实重大课题，是规范学术著作质量的一个重要表征。目前在我国出版界对索引的意义和作用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我国出版的国人自己的学术著作一般都没有索引，更谈不上索引的体例、格式、标准的操作，这也可以算是一个“传统”吧。例如，我自己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和《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等著作就没有索引。
与此相反，西方出版的学术著作一般都有索引，有的更区分为人名索引和术语索引。但全集本（如《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证版〉）一般只有人名索引，没有术语索引。在国外没有索引的图书是难以出版的，就是出版了图书馆也是不予收藏的。随着对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引进，如何对待原书的索引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对此，我国出版界对翻译过来的译著的原有索引的处理情况是不一样的，只有极少数有影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沿袭其传统保留了原书索引。我还记得我当年的研究生的质量不错的译著没有索引，原来是出版社把索引当作累赘擅自删除了，这种情况在国内并非少见，可见对待索引之一般。
我们可以把索引理解为著作目录之外的一种特殊的目录。当你拿到一本译著，先看目录，再快速全面扫描索引这种特殊的目录，并依据索引很容易切换到相应的书的页面，因此不用阅读整本书就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那些东西的位置。作者做索引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预计哪些项是读者最需要找到——也是本书的特点和要领。为了提高索引的检索功能，索引应是适量的，而且是出现在对这个主题阐明的最清楚、最深入的地方。索引对于读者和研究者是很有用的，甚至是很有必要的，一般读者对书中的术语或概念，因系初次接触到，并不熟悉和真正理解其含义，常常需要对前后出现的同一个术语进行比较、揣摩、玩味以领会其主要含义和各种不同的含义，这就免不了经常要前前后后，翻来覆去地找到它，这是极其麻烦、花费时间和精力的。这时，如果这本书有索引，那就简单、容易、省力多了。特别是对于研究者来说索引就更有其必要了。现在有了电脑搜索做索引，事情变得便捷，但并非电脑搜索到的所有页码都要列出，而须视某页中该术语在上下文中的作用与地位来确定；仍需仔细的手工操作来对每个术语出现的每一页进行检视以决定页码的取舍，否则就会出现“比比皆是”的一大堆对读者和研究者毫无用处的页码的现象，导致精力和时间的浪费而丧失检索的意义。
译著索引应是中外文对照的，译著原有索引，是为原文种读者而设定的，如若简单翻译过来、按照原著索引的外文字母顺序排列下来，相对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对于国内的读者来说是不方便的，不适用的。例如“形而上学”这个术语Metaphysik，德文是M打头，知道的人找起来方便，而不知道“形而上学”的德文是什么，就很难通过索引得到帮助。
因此对于已经译过来的译著的原有索引还必须按照汉语拼音重新排序，也就是说以原索引为基础、以原宗旨为宗旨编制相应的中外文对照索引表。实践证明，索引一定要按照中文的汉语拼音顺序，否则必将限制检索功能的发挥。当然这样重新做索引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一本正规的学术译著，为了便于读者和研究者深入对照原著研究，还必须在译文页中或页外侧按顺序注上原著页码。
我年轻时跟随贺麟先生、王太庆先生搞翻译，参译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后都有索引。从这时起为译著做索引已印在我的脑海里，受用终生。
做索引看来是一件很繁琐的机械性的工作，其实是需要深广的学术造诣的，在此，我不得不深深怀念王太庆先生。做索引总起来说就是两步走，第一步确定索引的选项；第二步确定各选项出现的页码，其中确定选项是最关键的。当年《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的“专名索引”，约四百个选项，主要是人名，此外还有国名、地名、河流名、宗教名、学派名等等，也有极少量术语名。是王太庆先生呕心沥血指导两位资料员花了好多时日才做成的，而且还没有单独的“术语索引”。那时还没有采用英文字母为汉语注音，而是按选项的中文笔画排列的。这近四百个选项分布在三画到二十画的栏里，例如，苏格拉底（德文为Sokrates）的苏为七画，在七画栏里就可以找到这个选项及其出现的页码，此选项还分了若干子项，如∽派；∽的灵机；“∽的申辩”；∽的辩证法；∽的讽刺等。
有了索引的选项和其诸多子项对读者和研究者就可带来莫大的便利。比如，黑格尔在《耶拿体系》中是如何规定“认识”这个概念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只须查该书索引中的“认识”这一条就可查到：除去“认识”本身之外，还有（1）绝对的∽；（2）作为演绎的∽；（3）对绝对物的∽；（4）无限的∽；（5）∽的理念；（6）∽的本性；（7）∽是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对象；（8）∽作为反映；（9）形式的∽，同时还提示参见“圆圈/圆圈运动”；自身；根据；灵魂等条目，这样通过索引就有利于达到对认识这一重要概念理解的深化和融会贯通。
有了选项并不是万事大吉了，这里还有一个选项的归类问题。因为并非任何术语都宜于单独列项，有些术语是需要归类的。例如，该译本中的“他在（Anderssein）/自身的他物（Anders seiner Selbst）/成为他物 （Anderswerden）”就必须三者放在一起，列为一项，这样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对这一组概念的步步深入地把握其要领。 我译的黑格尔著《精神哲学》、《耶拿逻辑》两部著作都是从全集本译出的。前一著作译自格洛克纳本《黑格尔全集》第十卷，这个全集本完全没有索引。后一著作译自《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七卷，这个全集本只有人名索引。所幸的是，这两部著作都有英译单行本，而且都有索引，主要是术语索引，其中包含人名索引。这样留给我的工作就是把它们的索引转译过来，制作成为供中国读者和研究者使用的中译本索引。在这里我要对Jolm W. Burbidge 和George di Giovanni这两位英译学者的杰出工作表示感激。比如英译本《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书后列出了全书所涉及到的三十多种黑格尔本人、及黑格尔研究者和其他文种译本的参考书目，唯有这样严肃的治学精神其译文才可信，也才能对索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使我在这艰难的译事跋涉中受益良多。
尽管我的这两部译著的英译本与我所依据的德文本属同一个版本，这给我制作索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便利，但将中文索引最终制作出来仍然是一桩很费力的事情。我在《黑格尔〈精神哲学〉首译的漫长岁月》一文中曾对此做了一点说明：“我必须首先确定索引的选项，将其从英文译成德文，再按照德文字母的顺序排列起来；再将这些选项由德文译成中文，并按照汉语拼音字母的顺序排列起来，这又是通过译稿上的相对应的‘边码’确定的。”概括起来，编制《耶拿逻辑》中译本索引的具体操作程序上也大致是这样的：
1.首先，用一叠卡片将英译本的索引抄录排列下来，并将其页码转换为德文原版页码。由于英译本已将德文原版页码置于圆括号内刊在书页中了，这一步也就很容易做到了。
2.根据德文拉松本的索引增补英译本所没有的选项，如“引力和斥力（Attraktiv-und Repulsivkraft ）”，“无（Nichts）”，“数（Zahl）”等颇为重要的术语，将其页码转换为历史考订版的页码。
3.对每一选项所列出的德文原版页码进行检视，找到相应的术语，也就是说要落实这一页上是否真有这个术语或有哪些与这个术语相关联的术语。例如，“绝对/绝对物/绝对的存在（Absoutes，/das/absolutes Sein）”，从检视中知道，并非所在的页码上都有所列出的那三个术语，而是只有一些与之相关联的术语，如“绝对的可能性（absolute Moeglichkeit）”，“绝对的确定性（absolute Gewiβheit）”，“绝对真理（absolute Wahrheit）”，“绝对的独自存在（absolutes Fürsichsein）”，“绝对的根据（absolute Grund）”等等。这意外的发现，使我对英译本索引的选项制作者深表钦佩，读者通过查阅绝对/ 绝对物/绝对的存在可以得到这么多与此相关联的知识，这有助于对“绝对”这一概念认识的加深与扩充，而立项又不至于太多。
4.将英译本索引的选项从英文译成德文。为了准确不出错，所有术语都得查对德文原版落实，单凭记忆或字典是不可靠的。这一步必不可少，因为中文索引的每个选项都必须附上德文原词，最终按德文字母列出德文索引。这一步是很费事的，前前后后、反反复复核实，一本英译本，一本德文本都被我翻得卷边了。
5.所有的选项都必须从按德文字母排列转换为按汉语拼音排列，以便中国读者和研究者使用。不能图简便，这一步不能省。现在有的中译本的索引还是照原本按外文字母顺序排列，在后面附上中文。如前所述，这种按外文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读者使用时，就得先知道某个术语的外文是什么，而这往往又正是读者需要从索引中去知道的，这样就出现了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现在的汉语拼音用英文字母组成就更便利了。如绝对的汉语拼音为“jue dui”，很快就会在“J”栏内找到绝对这个术语。为了读者高效、省力、节约时间地使用索引着想，在编制中译本的索引时按汉语拼音排列，又何乐不为呢？！
我这样的年纪对汉语拼音的熟练而精到的掌握令许多人吃惊，这对于我编制索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要追索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推广普通话的热潮，我是四川人，乡音重。在北京大学毕业刚留校任教，学习积极性非常高，当时的汉语拼音用的是“ㄅㄆㄇㄈㄉㄊㄋㄌ……”注音系统，记得我的学习成绩是优秀，当时普通话也还过的去。汉语拼音发展了，以后改成“b p m f d t n l”与英文字母一致的注音系统，对于这种转换我没有任何困难。没想到的是，六十余年前我积极投入推广普通话的学习为我日后为自己的中译本作索引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是耐人寻味的。
总之，为中文译本编制索引，哪怕移植英译本索引，也是一件很麻烦、很费力的事，一点也马虎不得。显然，这是完成译著的最后一项工作。为了译著尽可能的完善和完美，为了读者和研究者的需要，这是一件必须做的实事。好在我这个人生性喜爱做实事，不怕麻烦，不计得失，但求工作完美，内心充实。
在这里，我也要大声疾呼，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出版界，应抛开一切急功近利的浮躁，为真正的学术繁荣，推出严谨、规范的作品多做实事。我认为，对于学术著作的索引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必须切实改变书后索引长期普遍缺失，其地位和作用长期被忽视的现状。因为这不仅直接影响到我国学术图书的整体质量，还波及到学术成果的交流，以及如注释、引文、参考文献一样事关学术道德规范的建设。
一
学术著作书后的索引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将具有检索意义的人名、术语、地名等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有序编排起来以供读者查找的工具页。做索引是“编辑学”的现实重大课题，是规范学术著作质量的一个重要表征。目前在我国出版界对索引的意义和作用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我国出版的国人自己的学术著作一般都没有索引，更谈不上索引的体例、格式、标准的操作，这也可以算是一个“传统”吧。例如，我自己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和《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等著作就没有索引。
与此相反，西方出版的学术著作一般都有索引，有的更区分为人名索引和术语索引。但全集本（如《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证版〉）一般只有人名索引，没有术语索引。在国外没有索引的图书是难以出版的，就是出版了图书馆也是不予收藏的。随着对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引进，如何对待原书的索引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对此，我国出版界对翻译过来的译著的原有索引的处理情况是不一样的，只有极少数有影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沿袭其传统保留了原书索引。我还记得我当年的研究生的质量不错的译著没有索引，原来是出版社把索引当作累赘擅自删除了，这种情况在国内并非少见，可见对待索引之一般。
我们可以把索引理解为著作目录之外的一种特殊的目录。当你拿到一本译著，先看目录，再快速全面扫描索引这种特殊的目录，并依据索引很容易切换到相应的书的页面，因此不用阅读整本书就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那些东西的位置。作者做索引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预计哪些项是读者最需要找到——也是本书的特点和要领。为了提高索引的检索功能，索引应是适量的，而且是出现在对这个主题阐明的最清楚、最深入的地方。索引对于读者和研究者是很有用的，甚至是很有必要的，一般读者对书中的术语或概念，因系初次接触到，并不熟悉和真正理解其含义，常常需要对前后出现的同一个术语进行比较、揣摩、玩味以领会其主要含义和各种不同的含义，这就免不了经常要前前后后，翻来覆去地找到它，这是极其麻烦、花费时间和精力的。这时，如果这本书有索引，那就简单、容易、省力多了。特别是对于研究者来说索引就更有其必要了。现在有了电脑搜索做索引，事情变得便捷，但并非电脑搜索到的所有页码都要列出，而须视某页中该术语在上下文中的作用与地位来确定；仍需仔细的手工操作来对每个术语出现的每一页进行检视以决定页码的取舍，否则就会出现“比比皆是”的一大堆对读者和研究者毫无用处的页码的现象，导致精力和时间的浪费而丧失检索的意义。
译著索引应是中外文对照的，译著原有索引，是为原文种读者而设定的，如若简单翻译过来、按照原著索引的外文字母顺序排列下来，相对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对于国内的读者来说是不方便的，不适用的。例如“形而上学”这个术语Metaphysik，德文是M打头，知道的人找起来方便，而不知道“形而上学”的德文是什么，就很难通过索引得到帮助。
因此对于已经译过来的译著的原有索引还必须按照汉语拼音重新排序，也就是说以原索引为基础、以原宗旨为宗旨编制相应的中外文对照索引表。实践证明，索引一定要按照中文的汉语拼音顺序，否则必将限制检索功能的发挥。当然这样重新做索引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一本正规的学术译著，为了便于读者和研究者深入对照原著研究，还必须在译文页中或页外侧按顺序注上原著页码。
二
我年轻时跟随贺麟先生、王太庆先生搞翻译，参译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后都有索引。从这时起为译著做索引已印在我的脑海里，受用终生。
做索引看来是一件很繁琐的机械性的工作，其实是需要深广的学术造诣的，在此，我不得不深深怀念王太庆先生。做索引总起来说就是两步走，第一步确定索引的选项；第二步确定各选项出现的页码，其中确定选项是最关键的。当年《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的“专名索引”，约四百个选项，主要是人名，此外还有国名、地名、河流名、宗教名、学派名等等，也有极少量术语名。是王太庆先生呕心沥血指导两位资料员花了好多时日才做成的，而且还没有单独的“术语索引”。那时还没有采用英文字母为汉语注音，而是按选项的中文笔画排列的。这近四百个选项分布在三画到二十画的栏里，例如，苏格拉底（德文为Sokrates）的苏为七画，在七画栏里就可以找到这个选项及其出现的页码，此选项还分了若干子项，如∽派；∽的灵机；“∽的申辩”；∽的辩证法；∽的讽刺等。
有了索引的选项和其诸多子项对读者和研究者就可带来莫大的便利。比如，黑格尔在《耶拿体系》中是如何规定“认识”这个概念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者只须查该书索引中的“认识”这一条就可查到：除去“认识”本身之外，还有（1）绝对的∽；（2）作为演绎的∽；（3）对绝对物的∽；（4）无限的∽；（5）∽的理念；（6）∽的本性；（7）∽是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对象；（8）∽作为反映；（9）形式的∽，同时还提示参见“圆圈/圆圈运动”；自身；根据；灵魂等条目，这样通过索引就有利于达到对认识这一重要概念理解的深化和融会贯通。
有了选项并不是万事大吉了，这里还有一个选项的归类问题。因为并非任何术语都宜于单独列项，有些术语是需要归类的。例如，该译本中的“他在（Anderssein）/自身的他物（Anders seiner Selbst）/成为他物 （Anderswerden）”就必须三者放在一起，列为一项，这样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对这一组概念的步步深入地把握其要领。 我译的黑格尔著《精神哲学》、《耶拿逻辑》两部著作都是从全集本译出的。前一著作译自格洛克纳本《黑格尔全集》第十卷，这个全集本完全没有索引。后一著作译自《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七卷，这个全集本只有人名索引。所幸的是，这两部著作都有英译单行本，而且都有索引，主要是术语索引，其中包含人名索引。这样留给我的工作就是把它们的索引转译过来，制作成为供中国读者和研究者使用的中译本索引。在这里我要对Jolm W. Burbidge 和George di Giovanni这两位英译学者的杰出工作表示感激。比如英译本《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书后列出了全书所涉及到的三十多种黑格尔本人、及黑格尔研究者和其他文种译本的参考书目，唯有这样严肃的治学精神其译文才可信，也才能对索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使我在这艰难的译事跋涉中受益良多。
三
尽管我的这两部译著的英译本与我所依据的德文本属同一个版本，这给我制作索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便利，但将中文索引最终制作出来仍然是一桩很费力的事情。我在《黑格尔〈精神哲学〉首译的漫长岁月》一文中曾对此做了一点说明：“我必须首先确定索引的选项，将其从英文译成德文，再按照德文字母的顺序排列起来；再将这些选项由德文译成中文，并按照汉语拼音字母的顺序排列起来，这又是通过译稿上的相对应的‘边码’确定的。”概括起来，编制《耶拿逻辑》中译本索引的具体操作程序上也大致是这样的：
1.首先，用一叠卡片将英译本的索引抄录排列下来，并将其页码转换为德文原版页码。由于英译本已将德文原版页码置于圆括号内刊在书页中了，这一步也就很容易做到了。
2.根据德文拉松本的索引增补英译本所没有的选项，如“引力和斥力（Attraktiv-und Repulsivkraft ）”，“无（Nichts）”，“数（Zahl）”等颇为重要的术语，将其页码转换为历史考订版的页码。
3.对每一选项所列出的德文原版页码进行检视，找到相应的术语，也就是说要落实这一页上是否真有这个术语或有哪些与这个术语相关联的术语。例如，“绝对/绝对物/绝对的存在（Absoutes，/das/absolutes Sein）”，从检视中知道，并非所在的页码上都有所列出的那三个术语，而是只有一些与之相关联的术语，如“绝对的可能性（absolute Moeglichkeit）”，“绝对的确定性（absolute Gewiβheit）”，“绝对真理（absolute Wahrheit）”，“绝对的独自存在（absolutes Fürsichsein）”，“绝对的根据（absolute Grund）”等等。这意外的发现，使我对英译本索引的选项制作者深表钦佩，读者通过查阅绝对/ 绝对物/绝对的存在可以得到这么多与此相关联的知识，这有助于对“绝对”这一概念认识的加深与扩充，而立项又不至于太多。
4.将英译本索引的选项从英文译成德文。为了准确不出错，所有术语都得查对德文原版落实，单凭记忆或字典是不可靠的。这一步必不可少，因为中文索引的每个选项都必须附上德文原词，最终按德文字母列出德文索引。这一步是很费事的，前前后后、反反复复核实，一本英译本，一本德文本都被我翻得卷边了。
5.所有的选项都必须从按德文字母排列转换为按汉语拼音排列，以便中国读者和研究者使用。不能图简便，这一步不能省。现在有的中译本的索引还是照原本按外文字母顺序排列，在后面附上中文。如前所述，这种按外文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读者使用时，就得先知道某个术语的外文是什么，而这往往又正是读者需要从索引中去知道的，这样就出现了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现在的汉语拼音用英文字母组成就更便利了。如绝对的汉语拼音为“jue dui”，很快就会在“J”栏内找到绝对这个术语。为了读者高效、省力、节约时间地使用索引着想，在编制中译本的索引时按汉语拼音排列，又何乐不为呢？！
我这样的年纪对汉语拼音的熟练而精到的掌握令许多人吃惊，这对于我编制索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要追索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推广普通话的热潮，我是四川人，乡音重。在北京大学毕业刚留校任教，学习积极性非常高，当时的汉语拼音用的是“ㄅㄆㄇㄈㄉㄊㄋㄌ……”注音系统，记得我的学习成绩是优秀，当时普通话也还过的去。汉语拼音发展了，以后改成“b p m f d t n l”与英文字母一致的注音系统，对于这种转换我没有任何困难。没想到的是，六十余年前我积极投入推广普通话的学习为我日后为自己的中译本作索引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是耐人寻味的。
总之，为中文译本编制索引，哪怕移植英译本索引，也是一件很麻烦、很费力的事，一点也马虎不得。显然，这是完成译著的最后一项工作。为了译著尽可能的完善和完美，为了读者和研究者的需要，这是一件必须做的实事。好在我这个人生性喜爱做实事，不怕麻烦，不计得失，但求工作完美，内心充实。
在这里，我也要大声疾呼，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出版界，应抛开一切急功近利的浮躁，为真正的学术繁荣，推出严谨、规范的作品多做实事。我认为，对于学术著作的索引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必须切实改变书后索引长期普遍缺失，其地位和作用长期被忽视的现状。因为这不仅直接影响到我国学术图书的整体质量，还波及到学术成果的交流，以及如注释、引文、参考文献一样事关学术道德规范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