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利特先生是一位有钱的准男爵，他请巴克莱银行成立的一家信托公司为他管理财富。然而，这家信托公司搞砸了一单生意，害巴特利特家族损失了一笔巨款。尽管巴特利特先生已经过世多年，信托受益人仍然将巴克莱银行诉上法庭。信托公司及其股东在管理信托财产时，因不够谨慎而“投资失败”，要不要赔偿？这个难题摆在了英国高等法院大法官法庭的面前。
　　信托公司冒进开发地产失败
　　故事要从1920年7月23日说起。准男爵赫伯特·巴特利特找到巴克莱银行旗下的巴克莱银行信托公司，打算以自己持有的巨额家产设立受益人为其妻子的信托。巴克莱银行信托公司于是专门为这份家产设立了一只信托，名为巴特利特信托。这只信托管理着巴特利特准男爵所持有的以下资产：21座房屋的永久产权、多处物业的租赁权（主要是写字楼和商店）、多支地产基金和土地基金的份额和大额的现金。为了管理好这些房屋和资产，巴特利特信托采取了公司化的运营方式，还专门配备了建筑维修工人团队，确保那位准男爵的家产保值增值。
　　信托的历史非常悠久。罗马法有“信托遗赠”制：受托人继受财产，但财产收益要定期交给死者的后人使用。这种模式在英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据说是因为中世纪时，如果没有指定继承人，大部分甚至全部遗产将归教会所有。有的父辈也担心，财产被子孙后代挥霍，不如交给专门人士管理。渐渐地，英国人就形成这样的传统，将财产交给某个信得过的人或机构，由其代为管理。财产的收益在扣除管理费后，将交给受益人。
　　进入现代之后，信托制度进一步完善。最初仅仅“基于信任而托付”，但随着各种案例的出现，法律对于受托人也开始有了制约。例如，要求信托财产独立，不得并入受托人自己的财产。又比如，要求管理连续，不允许受托人再转托他人。再比如，如果受益人能够证明受托人出现了严重的疏忽过失或故意侵害，可以要求法院解除信托，变卖信托财产重新加以分配。总体上，信托制度在英国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已形成了深厚的信托文化和规则体系。这里要说到的巴特利特案，就是推進规则不断完善的重要案例之一。
　　1960年，巴特利特先生的遗孀也去世了。信托财产根据受益人生前的要求，分为了七份。其中两份归还给巴特利特家族，另外五份继续由信托公司管理。这五份的受益人为巴特利特先生的五个子女。当他们去世时，可以分别决定这些份额的新受益人。如果未及时指定的，这些收益将会留给其他的子女平分。巴特利特太太去世后，1961年2月，信托公司召开了董事会，打算励精图治，管理好巴特利特家族的财富，使其得以传承。
　　董事会的计划是，进行房地产开发。负责人罗伯茨先生决定推进两个计划，一个是在吉尔福德花费125万英镑进行地产开发，另一个是对于老贝利街（著名的刑事法院就在那里）进行重建。前一个项目获得了成功，获利27.1万英镑。后一个项目则陷入被动局面。因为，伦敦市政府并未批准这一街区的重建计划。尽管如此，1962年11月，董事会再次开会时，罗伯茨仍表示已经准备好了老贝利街项目计划，只待伦敦市政府一声同意，就准备在该街区重建办公楼。于是，信托公司成立了一家名为远大投资的公司，由其出面借款投资这一项目。
　　然而，天不遂人愿。一直到1966年，老贝利街规划许可都没能拿到。但是钱已经趴在账上，并且产生了高额利息。加上前期策划和设计项目所付出的开销，共计产生了25万英镑的欠款和5万英镑的利息。直到1973年，这个项目才被彻底宣布失败。此时，亏损已达103万英镑。这项投资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实施全过程中，信托公司虽然向巴克莱银行进行过报告，但由于未专门征询其意见，导致银行代表马奥尼先生及其继任者都未能充分加以重视。最终，这场投资彻底失败，并将整个巴特利特信托公司拖下了水。
　　1977年8月19日，忍无可忍的巴特利特家族决定采取行动。五个子女统一了意见，决定终止信托。1978年9月，巴特利特信托公司宣告解散，信托财产变卖共计449万英镑。即使是圈外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对老贝利街的投资失败，这些财产将卖出更高价格。但是至于会多卖多少——即巴特利特家族损失了多少——谁也估算不出来。巴特利特家族一面寻找第三方机构进行调查估算，一面准备提起诉讼。
　　然而此时，巴特利特信托公司已经解散了，罗伯茨先生等人也不过是职业经理人而已，该起诉谁呢？最后，他们决定起诉巴克莱银行信托公司，因为其应当了解房地产开发的风险，应当制止巴特利特信托公司的“冒进”。于是，巴特利特先生的五位子女中的三位一纸诉状，将巴克莱银行信托公司诉上了英国高等法院大法官法庭。
　　专业人士的注意义务更高
　　主审本案的是布莱特曼大法官。他于1979年7月31日作出了判决。判决书不长，但条理相当分明。他分两步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如果巴克莱银行信托公司不是专业的受托机构，而只是接受了财产委托的审慎商人，那么他们该尽到怎样的注意义务呢？第二，作为专业信托机构，它的审慎义务要求是不是会更高？
　　就第一点而言，法官认为，一个审慎的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障投资的安全。比如，详细地进行调查，了解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在决策时，也应当尽可能召开股东大会，而不只是听取一两位董事的一面之词。如果他了解到的事实表明，老贝利街区暂时并不会进行改造，那么就应当迅速采取措施，而不是放任事态的发展。法官写道：“一个审慎的好商人，将不会仅仅听完董事会报告就放任不管，而是会及时采取质询。他有权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来获得足够多的信息，来使投资计划向顺利的方向发展，或是及时调整方向，在不顺利时注意止损。”
　　就第二点而言，法官进一步指出，信托公司作为专业人士，应当适用更高的注意义务。原因有三：首先，信托公司四处进行广告宣传，自诩能够比普通人更好地管理他人的财富。巴克莱银行信托公司的广告语是：“专业让我们看上去稍微轻松一点。”如果不是因为信托公司对自己的专业性进行不断宣传，并且建立了公众对其投资能力的信托，巴特利特准爵士大可将财富委托其他人管理，而不是交给信托公司。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信赖利益”——如果信托公司不能勤勉尽责，那么它应当承担责任。 　　其次，信托公司确有较强的理财能力。法官这样写道：“作为专业受托人，该公司应当拥有受过培训的投资经理，随时可以获得金融信息和专家建议，每天都在处理和解决各种投资问题。”要求普通人和信托公司履行同等程度的注意义务是不合理的。因为普通人没有这个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普通人并不像信托公司那样，通过管理财产，获得了不菲的报酬。法官表示：“这正如合同法下，具备特殊技能的专业人士，如果疏于使用其拥有的技能和经验，就要承担违反合同的责任。”
　　再次，信托不同于委托，巴特利特准爵士其实已经将这些财产“转让”给了信托公司，失去了对财产的最终控制，和对于具体投资决策最终“喊停”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正因为信托公司管理的在名义上已经是自己的财产，因此对其无论是在主观认知方面，还是客观效果方面，都有较普通人更高的要求。根据1925年《受托人法》和1961年《受托人投资法》，信托公司应当运用更为专业的分析水平，和更高效的技术手段，来确保投资决策准确。否则，如果导致信托财产受损，要承担违反信托的法律责任。
　　因此，法官总结道：“无论是按照审慎商人的标准，还是按照有技能的信托公司的标准，作为被告的银行都未尽到其义务。换句话说，是因为银行的过失，导致信托财产受到损失。如果银行能够按照其能做的和应该做的去干预，损失就不会发生。请注意，我所说的‘损失’，指的不只是老贝利街项目本身产生的负债，而是指如果不存在老贝利街项目时，巴特利特项目应当能卖出去的价格，和现实中能卖出的价格的差——此外，还要加上信托财产分红的减少。总而言之，银行应当对信托财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于是，1980年1月15日，布萊特曼大法官就银行应当赔偿的金额作出了补充判决，宣布银行应当以1974年1月（即老贝利街项目还未宣告彻底失败）为信托财产的评估基准日，对巴特利特一家的损失作出赔偿。
　　最终，受托人巴克莱银行信托公司认罚，没有提起上诉，本案就此结案。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回顾该案，应该将其放在特定的背景下看。在1960年代的英国，由于受托人在选择投资对象时不够勤勉尽责，造成受益人受损的不利局面不断，因此衡平法院发展出一系列的投资指南，要求受托人在从事信托投资时遵循这些指令要求，将信托资金投资于安全的资产类型。特别是运用信托财产进行股权投资时，更加需要慎之又慎。1961年“受托人投资法令”得以制定，尽管赋予受托人最多可将信托财产的75%进行股权投资的自由，但也同时为其进行投资决策设置了严格的程序要求和审慎义务。
　　在此基础上，许多判例涌现，对于受托人的审慎义务形成了一系列标准。首先，受托人应当即“以一般商人所应作为的那样作为”。其次，受托人的注意义务还应当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相匹配。此外，衡平法院还要求受托人遵循忠实义务，最大限度的考虑受益人利益的实现和保护。一旦发生“不忠”或故意侵害受益人利益，受托人将受到重罚。在同一阶段，信托变更请求权也得以明确下来。如果信托的继续存续不利于受益人，受益人可以提前终止信托。判例不断积累，在此基础上，立法机关于1958年亦制定了《信托变更法令》——而这也成为了本案中巴特利特家族得以要求终止信托的法律依据，使得巴特利特准爵士的五个子女得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使得不够恪尽职守的巴克莱银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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