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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世致用是中国人民大学学术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其主要的学术风格。关于这一学术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年代的教育思想、教育方针;二是中国人民大学正式组建之后所确立的教育理念和学科设置;三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所做出的积极努力。
一
一直以来,在灿若星辰的国内高校中,中国人民大学不仅以特殊的历史传承与学科结构独树一帜,而且还以鲜明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和学术风貌而为社会所瞩目。每一所大学都会有自己的学术精神与学术风格,对中国人民大学来说,经世致用就是其学术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其主要的学术风格。
经世致用,又称经世致用之学,一般认为肇始于南宋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是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明清之际,经世致用之学大兴,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针对明末空疏的学风,清初一些学者起而提倡“实学”。所谓“实学”,就是“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而贯穿其中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作为一种学术精神,经世致用一方面以服务现实社会为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这是它的学术基本宗旨,在这个意义上,它强调的是,学者应当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特别是要把自己的学术人生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为国家的富强和民生的进步而不懈努力,并由此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体现为一种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70年来,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始终与学校的发展相伴随,这是学校的一大特色,它不仅在培养良好的学风、促进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塑造学校性情与形象、加强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有学者这样描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的风格特点:“北大人追求娴静、潇洒的心灵状态,清华人则追求刻苦的劳作与丰硕的成果,人大人追求的或许更类似于君子精神的入世态度”,“人大人不一样,她的学生身上一种更可贵的东西就是参与意识,在许多方面都是。”学生的特点与学校的精神风貌往往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与众不同的气质与特点,与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长期熏陶和塑造分不开。
从历史上看,经世致用学术精神不仅一直是中国人民大学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它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涵。在70余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人民大学逐步熔铸出以五大传统为核心内容的精神传统—— “始终奋斗在时代前列”、“实事求是”、“兼容并蓄、有容乃大”、“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进步”和“艰苦奋斗”。经世致用学术精神与学校这一精神传统是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一方面,上述精神传统,正是在教师长期心系民族和国家命运、研究和解决社会与民生的实际问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离不开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滋养和积累。另一方面,人大这一优良的精神传统又为培养经世致用学术精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纵观学校的历史,我们发现,正是在这一精神传统的涵养和引领下,关注社会和民生,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学术品格与精神,逐渐为每一位教师所熟悉和接受,内化为每一位教师的内在信念,成为他们自觉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勇于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源动力,由此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经世致用学术精神和学术品格。
经世致用学术精神传统既不是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他们所特有的。一方面,早在明清之际,经世致用之学既已盛行,另一方面在抗战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党中央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后在党的大力推动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在文化教育领域得到了全面贯彻,为更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新中国教育文化领域的一项重要传统。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在我国这么多高校中,唯独中国人民大学具有这种鲜明的精神品格与特质呢?它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呢?
二
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特质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生长、积累、沉淀而成的,是特殊的历史传统、校园环境、时代风格和文化追求互相激荡、耦合的成果。中国人民大学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学校的历史传统和成长背景,尤其要关注它在创建和起步时期的历史。因为对一所高校来说,创建和发展的初期往往是其基本的办学理念以及风格特点的形成时期。譬如,北京大学虽然历经了上百年的发展,但最基本的理念“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却是在民国初期蔡元培任校长时形成并传承下来的。清华大学秉持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理念同样也是建校不久后就确立下来的。同样,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和起步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并审视它的发展的时候,就会发现正是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促进了它的发展,赋予了它一系列内在的品质和特色,塑造了它独特的学术精神。
首先,中国人民大学始终是在党的教育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的指导下不断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教育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不仅为广大师生所熟悉和了解,而且成为他们教学科研的行动指南,这为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文化理念和政策基础。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教育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将为革命和建设、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发展教育的一贯方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确立的教育文化的总方针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执行“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在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又转向为解放战争服务,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大批干部,满足解放战争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为贯彻这一方针,1950年6月,中央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会议根据《共同纲领》明确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和任务,即是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会议还决定:“我们一面要克服‘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偏向,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现有高等教育主要的努力方向;另一方面要防止忽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党和国家关于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不仅直接催生了中国人民大学,而且明确了学校的办学方向与原则,即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人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办学方针。从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来看,这些在战火中诞生的大学,与同时期国统区的许多高校相比,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以培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民族先锋队为根本任务;二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办学指导方针。这两方面的特点,正是党的教育为革命、建设服务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针的重要体现。从办学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陕北公学,还是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不仅非常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教育,而且非常重视时政和国情教育,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当时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它们的课程设置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史、世界革命运动史、世界政治与战区政治工作以及中国问题等方面的内容,同时经常请中央领导作形势报告。可以说,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体现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体现了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抗日战争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之后,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所新型的正规大学,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更是被明确规定为学校的指导方针。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目的就是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还明确规定学校的教育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与中国情况相结合。”从当时办学实践中的情况来看,这些教育方针与过去一样也得到了全面深入的贯彻,特别是学校的系科与专业设置、办学体制、教学计划、科学研究以及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等重大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由此全面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学校这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苏联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做法及取得的突出成就得到了教育部以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1954年4月,为宣传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经验,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大学经验座谈会,全国财经、政法、综合、工、农、医、师范等类共101所高校的校长、副校长或教务长,各大区的高等教育局,中共中央与大区的宣传部和中央各业务部门的领导干部共约500人参加讨论会。蒋南翔在《纪念无产阶级教育家吴玉章》一文中也指出:“吴玉章同志亲自培育起来的这种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与各门学科的教学实践相结合的学风与校风,是很值得坚持和提倡的。”从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人民大学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就发展成为一所以马列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为主,独具特点、水平较高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是与学校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方针分不开的。
其次,中国人民大学自建立之日起,始终致力于为国家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和专业知识的建设干部这一根本任务,以此决定学科的系科和专业的设置,最终形成了一批有特色、有竞争力的应用社会学科,为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学科基础。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面临恢复国民经济并逐步转向大规模建设的艰巨任务,需要培养大量的经济、政法、管理类人才,当时国家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设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学校立足于为国家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和专业知识的建设干部这一根本任务,认真研究国家经济建设、政法建设和文化建设对人才的需求,确定了学校的系科和专业的设置。最早设置的本科8个系:俄文系、法律系、外交系、工厂管理系、合作社、贸易系、经济计划和财政系等,以及9个专修班就是根据这一原则来确立的。此后,随着社会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学校的系科和专业几经调整,也仍然是按照这一原则来进行的。到1966年5月,学校已拥有一个函授学院,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国际政治、法律、中国语言文学、新闻学、历史档案、计划统计、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财政贸易12系,19个专业,以及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3个研究所和帝国主义经济研究室。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其他高校的教师对马列主义还不了解和熟悉,而新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最先在各个系科、各门课程的教学中较好地体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学校的许多学科如财经类、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科学社会主义、新闻学、法律学等在全国范围内都起着基础性、奠基性的作用,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社会学科体系、为中国新型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民大学系科、专业的这些发展,离不开广大教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积极努力,同时反过来,又不断促进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积累和生长。
最后,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形成还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传统,发挥学科和专业优势,认真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勇于探索,坚持真理的不懈努力分不开。
自建校之日起,学校就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并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规定的关于学校的基本教育方针,制定了科学研究必须结合国家建设实际和教学实际的基本方针。在此后学校的发展中,这一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从学校层面上看,不仅积极推动教师将科学研究与教学实际结合,而且努力为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创造条件,通过召开科学讨论会等学术会议、设置专项课题、在学术刊物上开展专题讨论等多种举措,鼓励和支持教师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认识过渡时期经济规律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以及全国理论界关注的重大问题。1953年,青年教师苏星在学校第三次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问题》论文,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关注,之后又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论证了在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并同老一辈经济学家王学文等同志进行商榷。接着《学习》杂志全文转载,由此引起了一场在全国持续3年的关于过渡时期经济规律问题的讨论。1954年,在学校第五次科学讨论会上,哲学系教师徐琳、肖前提交《论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文,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1958年的“大跃进”暴露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严重不足,如何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许多教师也以极大的勇气对此深刻地反思。1959年,哲学系教师肖前、李秀林在《哲学研究》(1959年期3期)发表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关系的角度对“大跃进”所犯错误做了深刻的哲学反思,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同年,针对当时“大跃进”带来的实际问题,宋涛发表了《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论文,阐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及其固有的价值规律存在的必然性,指出:只能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违背了它就要受到惩罚;生产队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不能不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他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认为这违背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符合中国国情。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学术研究特别是针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存在许多禁区和政治风险。尽管这样,学校许多教师仍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深入社会,深入实践,认真调研,以极大的勇气,发表自己的观点,面对压力,坚持真理,不屈不挠。1958年“大跃进”中,历史学家何干之特地到当时的“共产主义试验县”徐水参观,了解实际情况,认为徐水3年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1959年,他在课堂上公开批评“大跃进”的共产风、浮夸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人们狂热地神化领袖的浪潮中,他从理论上分析了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阐明领袖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道理。为此,他被打成和彭德怀相呼应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学科和教学体系尚处在建设发展之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编写教材、积极为教学服务是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学校教师立足我国教学的实际、结合苏联经验对此进行认真创新研究,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建校初期,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主要采用苏联的教科书。学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发现教材的内容和我国的现实有很大距离,随后一些教师开始着手编写自己的教材。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许多问题的暴露以及中苏关系的紧张,编写符合我国实际的教材这一任务更加突出。在教育部的组织下学校全面参与到教材建设中来,其中主编的许多教材如《中国历史纲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中国现代革命史(初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义》等,密切联系中国实际,不回避热点问题,科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受到全国高校师生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大都发行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册,哺育了共和国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人才,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教材虽然存在许多不足,甚至比较粗糙,但反映了人大学者为了坚持把马列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摆脱苏联教条主义影响的努力,对我国许多学科的发展起了开拓性、奠基性的作用。在此期间,为解决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工作发展的急需,学校张照与程德清两位教师还共同主编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即《人大法》)。《人大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编撰图书分类的先河,对推动后来国内其他图书分类法的编制起了积极作用。《人大法》的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50年代,国内很多高校图书馆使用过《人大法》。《全国中文报刊索引》和新华书店的统一书号均使用过《人大法》。
坚持实践出真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和经世致用学术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广大教师在各学科、各领域深入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学术成果。正如纪宝成校长在《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总序中指出:“中国人民大学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汇集了一大批声誉卓越的学者、名家。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乃至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他们不畏艰难困苦,不论风雨沧桑,始终一腔赤子激情执着真理,追求光明;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甘为人梯,倾毕生精力于教学,培养了一大批共和国优秀建设人才和领导人才;他们笔耕不辍,严谨治学,成就了一大批堪为精品、上品的传世之作;他们潜心书斋,淡薄名利,不仅成为授业解惑的‘经师’,更成为明德传道的‘人师’。正是他们的这种精神,凝聚成了具有人大风骨、人大气派、人大风格,并为人民大学教师世代传承的教风、师德,成为学校历久弥新、不断发展的源动力。没有他们鞠躬尽瘁、默默奉献,就没有人民大学今天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就没有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这段话既是对学校教师70年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的充分肯定,更是对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经世致用的人大学术精神以及在培养和形成这种学术精神过程中的艰苦不懈努力的精彩写照。
总之,经世致用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学术精神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的学术风格,与学校的历史特别是建校初期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广大教师在当时党和国家注重实际的文化教育理念与政策的大背景下,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断努力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特殊精神风貌。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通史》(第5、6卷),毛礼锐、沈灌群 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
2.《清华学术精神》,徐葆耕煮,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3.《使命—中国人民大学传奇》,周兴旺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
4.《吴玉章与中国人民大学》,黄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5.《中国人民大学纪事(1937—2007)》(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6.《在神州大地上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回忆录》(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
[责任编辑:常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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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在灿若星辰的国内高校中,中国人民大学不仅以特殊的历史传承与学科结构独树一帜,而且还以鲜明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和学术风貌而为社会所瞩目。每一所大学都会有自己的学术精神与学术风格,对中国人民大学来说,经世致用就是其学术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其主要的学术风格。
经世致用,又称经世致用之学,一般认为肇始于南宋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是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明清之际,经世致用之学大兴,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针对明末空疏的学风,清初一些学者起而提倡“实学”。所谓“实学”,就是“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而贯穿其中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作为一种学术精神,经世致用一方面以服务现实社会为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这是它的学术基本宗旨,在这个意义上,它强调的是,学者应当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特别是要把自己的学术人生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为国家的富强和民生的进步而不懈努力,并由此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体现为一种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70年来,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始终与学校的发展相伴随,这是学校的一大特色,它不仅在培养良好的学风、促进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塑造学校性情与形象、加强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有学者这样描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的风格特点:“北大人追求娴静、潇洒的心灵状态,清华人则追求刻苦的劳作与丰硕的成果,人大人追求的或许更类似于君子精神的入世态度”,“人大人不一样,她的学生身上一种更可贵的东西就是参与意识,在许多方面都是。”学生的特点与学校的精神风貌往往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与众不同的气质与特点,与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长期熏陶和塑造分不开。
从历史上看,经世致用学术精神不仅一直是中国人民大学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它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涵。在70余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人民大学逐步熔铸出以五大传统为核心内容的精神传统—— “始终奋斗在时代前列”、“实事求是”、“兼容并蓄、有容乃大”、“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进步”和“艰苦奋斗”。经世致用学术精神与学校这一精神传统是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一方面,上述精神传统,正是在教师长期心系民族和国家命运、研究和解决社会与民生的实际问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离不开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滋养和积累。另一方面,人大这一优良的精神传统又为培养经世致用学术精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纵观学校的历史,我们发现,正是在这一精神传统的涵养和引领下,关注社会和民生,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学术品格与精神,逐渐为每一位教师所熟悉和接受,内化为每一位教师的内在信念,成为他们自觉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勇于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源动力,由此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经世致用学术精神和学术品格。
经世致用学术精神传统既不是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他们所特有的。一方面,早在明清之际,经世致用之学既已盛行,另一方面在抗战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党中央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后在党的大力推动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在文化教育领域得到了全面贯彻,为更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新中国教育文化领域的一项重要传统。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在我国这么多高校中,唯独中国人民大学具有这种鲜明的精神品格与特质呢?它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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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特质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生长、积累、沉淀而成的,是特殊的历史传统、校园环境、时代风格和文化追求互相激荡、耦合的成果。中国人民大学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学校的历史传统和成长背景,尤其要关注它在创建和起步时期的历史。因为对一所高校来说,创建和发展的初期往往是其基本的办学理念以及风格特点的形成时期。譬如,北京大学虽然历经了上百年的发展,但最基本的理念“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却是在民国初期蔡元培任校长时形成并传承下来的。清华大学秉持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理念同样也是建校不久后就确立下来的。同样,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和起步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并审视它的发展的时候,就会发现正是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促进了它的发展,赋予了它一系列内在的品质和特色,塑造了它独特的学术精神。
首先,中国人民大学始终是在党的教育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的指导下不断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教育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不仅为广大师生所熟悉和了解,而且成为他们教学科研的行动指南,这为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文化理念和政策基础。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教育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将为革命和建设、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发展教育的一贯方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确立的教育文化的总方针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执行“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在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又转向为解放战争服务,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大批干部,满足解放战争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为贯彻这一方针,1950年6月,中央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会议根据《共同纲领》明确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和任务,即是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会议还决定:“我们一面要克服‘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偏向,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现有高等教育主要的努力方向;另一方面要防止忽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党和国家关于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不仅直接催生了中国人民大学,而且明确了学校的办学方向与原则,即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人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办学方针。从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来看,这些在战火中诞生的大学,与同时期国统区的许多高校相比,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以培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民族先锋队为根本任务;二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办学指导方针。这两方面的特点,正是党的教育为革命、建设服务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针的重要体现。从办学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陕北公学,还是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不仅非常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教育,而且非常重视时政和国情教育,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当时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它们的课程设置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史、世界革命运动史、世界政治与战区政治工作以及中国问题等方面的内容,同时经常请中央领导作形势报告。可以说,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体现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体现了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抗日战争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之后,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所新型的正规大学,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更是被明确规定为学校的指导方针。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目的就是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还明确规定学校的教育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与中国情况相结合。”从当时办学实践中的情况来看,这些教育方针与过去一样也得到了全面深入的贯彻,特别是学校的系科与专业设置、办学体制、教学计划、科学研究以及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等重大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由此全面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学校这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苏联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做法及取得的突出成就得到了教育部以及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1954年4月,为宣传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经验,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大学经验座谈会,全国财经、政法、综合、工、农、医、师范等类共101所高校的校长、副校长或教务长,各大区的高等教育局,中共中央与大区的宣传部和中央各业务部门的领导干部共约500人参加讨论会。蒋南翔在《纪念无产阶级教育家吴玉章》一文中也指出:“吴玉章同志亲自培育起来的这种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与各门学科的教学实践相结合的学风与校风,是很值得坚持和提倡的。”从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人民大学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就发展成为一所以马列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为主,独具特点、水平较高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是与学校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方针分不开的。
其次,中国人民大学自建立之日起,始终致力于为国家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和专业知识的建设干部这一根本任务,以此决定学科的系科和专业的设置,最终形成了一批有特色、有竞争力的应用社会学科,为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学科基础。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面临恢复国民经济并逐步转向大规模建设的艰巨任务,需要培养大量的经济、政法、管理类人才,当时国家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设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学校立足于为国家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和专业知识的建设干部这一根本任务,认真研究国家经济建设、政法建设和文化建设对人才的需求,确定了学校的系科和专业的设置。最早设置的本科8个系:俄文系、法律系、外交系、工厂管理系、合作社、贸易系、经济计划和财政系等,以及9个专修班就是根据这一原则来确立的。此后,随着社会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学校的系科和专业几经调整,也仍然是按照这一原则来进行的。到1966年5月,学校已拥有一个函授学院,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国际政治、法律、中国语言文学、新闻学、历史档案、计划统计、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财政贸易12系,19个专业,以及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3个研究所和帝国主义经济研究室。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其他高校的教师对马列主义还不了解和熟悉,而新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最先在各个系科、各门课程的教学中较好地体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学校的许多学科如财经类、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科学社会主义、新闻学、法律学等在全国范围内都起着基础性、奠基性的作用,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社会学科体系、为中国新型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民大学系科、专业的这些发展,离不开广大教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积极努力,同时反过来,又不断促进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积累和生长。
最后,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形成还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传统,发挥学科和专业优势,认真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勇于探索,坚持真理的不懈努力分不开。
自建校之日起,学校就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并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规定的关于学校的基本教育方针,制定了科学研究必须结合国家建设实际和教学实际的基本方针。在此后学校的发展中,这一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从学校层面上看,不仅积极推动教师将科学研究与教学实际结合,而且努力为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创造条件,通过召开科学讨论会等学术会议、设置专项课题、在学术刊物上开展专题讨论等多种举措,鼓励和支持教师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认识过渡时期经济规律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以及全国理论界关注的重大问题。1953年,青年教师苏星在学校第三次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问题》论文,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关注,之后又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论证了在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并同老一辈经济学家王学文等同志进行商榷。接着《学习》杂志全文转载,由此引起了一场在全国持续3年的关于过渡时期经济规律问题的讨论。1954年,在学校第五次科学讨论会上,哲学系教师徐琳、肖前提交《论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文,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1958年的“大跃进”暴露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严重不足,如何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许多教师也以极大的勇气对此深刻地反思。1959年,哲学系教师肖前、李秀林在《哲学研究》(1959年期3期)发表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关系的角度对“大跃进”所犯错误做了深刻的哲学反思,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同年,针对当时“大跃进”带来的实际问题,宋涛发表了《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论文,阐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及其固有的价值规律存在的必然性,指出:只能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违背了它就要受到惩罚;生产队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不能不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他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认为这违背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符合中国国情。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学术研究特别是针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存在许多禁区和政治风险。尽管这样,学校许多教师仍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深入社会,深入实践,认真调研,以极大的勇气,发表自己的观点,面对压力,坚持真理,不屈不挠。1958年“大跃进”中,历史学家何干之特地到当时的“共产主义试验县”徐水参观,了解实际情况,认为徐水3年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1959年,他在课堂上公开批评“大跃进”的共产风、浮夸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人们狂热地神化领袖的浪潮中,他从理论上分析了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阐明领袖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道理。为此,他被打成和彭德怀相呼应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学科和教学体系尚处在建设发展之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编写教材、积极为教学服务是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学校教师立足我国教学的实际、结合苏联经验对此进行认真创新研究,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建校初期,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主要采用苏联的教科书。学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发现教材的内容和我国的现实有很大距离,随后一些教师开始着手编写自己的教材。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许多问题的暴露以及中苏关系的紧张,编写符合我国实际的教材这一任务更加突出。在教育部的组织下学校全面参与到教材建设中来,其中主编的许多教材如《中国历史纲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中国现代革命史(初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义》等,密切联系中国实际,不回避热点问题,科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受到全国高校师生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大都发行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册,哺育了共和国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人才,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教材虽然存在许多不足,甚至比较粗糙,但反映了人大学者为了坚持把马列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摆脱苏联教条主义影响的努力,对我国许多学科的发展起了开拓性、奠基性的作用。在此期间,为解决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工作发展的急需,学校张照与程德清两位教师还共同主编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即《人大法》)。《人大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编撰图书分类的先河,对推动后来国内其他图书分类法的编制起了积极作用。《人大法》的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50年代,国内很多高校图书馆使用过《人大法》。《全国中文报刊索引》和新华书店的统一书号均使用过《人大法》。
坚持实践出真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和经世致用学术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广大教师在各学科、各领域深入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学术成果。正如纪宝成校长在《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总序中指出:“中国人民大学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汇集了一大批声誉卓越的学者、名家。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乃至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他们不畏艰难困苦,不论风雨沧桑,始终一腔赤子激情执着真理,追求光明;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甘为人梯,倾毕生精力于教学,培养了一大批共和国优秀建设人才和领导人才;他们笔耕不辍,严谨治学,成就了一大批堪为精品、上品的传世之作;他们潜心书斋,淡薄名利,不仅成为授业解惑的‘经师’,更成为明德传道的‘人师’。正是他们的这种精神,凝聚成了具有人大风骨、人大气派、人大风格,并为人民大学教师世代传承的教风、师德,成为学校历久弥新、不断发展的源动力。没有他们鞠躬尽瘁、默默奉献,就没有人民大学今天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就没有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这段话既是对学校教师70年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的充分肯定,更是对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经世致用的人大学术精神以及在培养和形成这种学术精神过程中的艰苦不懈努力的精彩写照。
总之,经世致用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学术精神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的学术风格,与学校的历史特别是建校初期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广大教师在当时党和国家注重实际的文化教育理念与政策的大背景下,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断努力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特殊精神风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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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华学术精神》,徐葆耕煮,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3.《使命—中国人民大学传奇》,周兴旺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
4.《吴玉章与中国人民大学》,黄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5.《中国人民大学纪事(1937—2007)》(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6.《在神州大地上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回忆录》(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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