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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翻译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毕修勺先生，辛劳一生，多灾多难，竟然活到九十高龄。打听毕老长寿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克鲁兄告诉我：豁达乐观，淡泊名利；只知耕耘，不问收获。
日行三千步，日译三千字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毕修勺先生心怀宏愿，而且信仰坚定、虔诚，绝不会出于利己，而动摇自己的意志。由于喜爱左拉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赞赏左拉的人人平等的思想，他决心要把左拉的作品，全部介绍到中国来，以此来拯救中国，并改造中国人民，从此，他生活中的所有快乐，都在左拉文学作品的翻译上。他在工作时，真是废寝忘食、如痴如醉。据毕老先生的爱妻蔡玉燕女士的回忆，先生在工作时从不和人说话，只是读写，停笔思考时就瞪着眼睛，旁若无人。有一位朋友从远方来看望他，他居然只顾自己的工作，招呼也不打，气得那位朋友拂袖而去。左拉笔下的法国工人的痛苦和他年轻时十分相似，他的心和左拉的心是相通的。他曾写道：“一次我偶然得到一本左拉的名著，我一口气读完，边读边流泪……并暗暗立下誓言，一定要把左拉的全部作品翻译成中文。”先生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他从1926年初回国时，带回来唯一的财富就是60卷的左拉作品。
把异族的语言文字翻成中文，还要用汉语的声音形式表达法文的优美、隽永，这是何等的困难。许多翻译家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翻译事业，如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傅雷译巴尔扎克，汝龙译契诃夫。毕修勺先生深知翻译的艰难，于是立志一定要像左拉那样“日行三千步，日译三千字”。“日行三千步”，是为了让生命健康地延续，有健康就有力量，这仅仅是活着的手段，“日译三千字”才是目的。苍天不负苦心人，回国后不久，毕先生就翻译出版了《左拉短篇小说集》和《实验小说论》，其中《左拉短篇小说集》的封面由丰子恺设计。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左拉著作了，而且富有信、达、雅的毕氏风格。
饱经风霜后焕发了青春
抗日战争胜利后，凭着毕老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良好人脉（在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何长工；国民党方面有陈诚、李石曾、吴稚晖），谋得高职，易如反掌，但毕老对左拉还是痴情不改，面对种种诱惑，如请他出任上海市市长顾问，他都毅然决然地辞谢了。要知道头上有顶乌纱，什么房子，车子、票子自会涌来！但他被“左拉”迷了心窍，1946年至1953年他全身心地扑在左拉的翻译上，世界书局出版了他翻译的六部左拉作品，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他译的左拉巨著。同时他又一气呵成，译了《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计有十多部四百万字。此时他沉浸在事业有成的快乐中，这段日子是他生活中诸事顺利，照这样的进度再用十年，就可以把左拉的作品全部翻完。
但毕老先生毕竟是一位不谙世事变化的书生，他怎能料得到曾任抗战时改组后的《扫荡报》总编、对无政府主义的向往都是一种罪孽，更没想到在1954年的“肃反”中，被关到炼狱中，但终因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在“不予起诉”的“恩赐”下被释放。章伯钧先生请他吃饭，因章十分赞赏他的才能，请他出任《光明日报》的主编，他谢绝了。章伯钧是右派头子，按照当时的逻辑，毕修勺先生也是个右派，于是他顺理成章地又被打倒在地，进了牢狱。在错案造成的艰苦岁月里，毕老先生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迂”，形成了一种率直、顽强的人格，令人敬佩。当警察把他从家中带走时，他居然请求带几本法文版的左拉作品进牢狱。在一阵狂笑和讥讽中，他，一个钟情于左拉的翻译家，和左拉断了关系，直到1979年获平反，整整过了25年，他才获得翻译自由。
埋藏心底的理想重见天日，可以翻译左拉作品了，而此时的他，却已年逾古稀，垂垂老矣。不论写作还是看书，他都需要借助老花眼镜去辨别那细小弯曲如爬虫般的法国字母，用他苍老而颤抖的手，承担起了理想的重量。那时的左拉作品已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毕老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时光，人们的语言习惯正以他难以跟上的步伐一天天发生着改变。“毕译左拉”的独特风格难以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口味，他却仍然坚持着忠于原著的翻译习惯。他说：“我相信无政府主义前辈说过的一句话，人活着是为了奉献，我已经80多岁的人了，名利两字早就看淡，只是耕耘，不问收获。即使没有收获，我在耕耘的过程中已享受了乐趣，健康和人生。可惜的是读者，看不到这么好的书……”毕老始终遵照左拉的教导：“我只不过是有一个信仰，一个力量，这就是工作。”他重的是责任，淡的是名利，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奉献精神支撑着他。就这样，他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又翻好了左拉的长篇小说《巴斯医生》、《生之快乐》等近千万字。
坦荡豁达地面对人生
毕老身上这种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使他度过了牢狱中的种种磨难，特别是精神的折磨，但他却始终昂起高傲的头，坦荡豁达地面对着人生，特别是坚持乐观，坚定理想，表现为一个可敬可爱、有时执拗得不可理喻的老头。据克鲁兄说，上海市委有位统战干部，因基层阻扰，不能按时完成毕老先生右派脱帽工作的任务而感到为难。原来，当时基层为毕老右派脱帽时，硬是要他在一份写好的“认罪书”上（脱帽申请书）签上自己的名字。但毕老始终认定他是个爱国爱民的，从来都是赞同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并和许多共产党人都是朋友，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既然他没有错，为什么要签字承认自己是罪人呢？最后那位干部只好找到毕克鲁商量了一个折衷的办法，由儿子代他签名，既让毕老脱帽，又弥补了工作中的不足。在“肃反”中，单凭他抗战时任国民党《扫荡报》总编，是个所谓的国民党的文职中将，就可以判他死刑，但他得信后仍然能呼呼大睡。克鲁曾问过老父亲，在他明知死亡来临时，真的不怕吗？没想到，毕老在认真地想了一下，是这样回答的：“我抗战时被日本炸弹炸过，被救回来，现在已多活了20多年，多了你这个儿子，人总是要死的，人既然要死，在活着的时候一定要有作为。人死时，总有痛苦，如生恶病，这痛苦的时间很长，而且连累家人。倒不如枪毙，虽痛苦恐怖，但时间很短，如这样死去，有什么不好！”克鲁兄甚是惊讶诧异地看着他的老父亲，他当时是无知年少，几十年后才理解老父亲这番话的深意。对于错案坐牢、劳改，毕老更是看作减肥、戒烟、锻炼身体的机会，90岁生日时他还戏言：“亏得这样劳动减肥，我才能这么健康。”
毕老出身贫寒，小学未毕业，17岁就赴法勤工俭学，并成为一代翻译家，可见，他是富有天赋的。据克鲁兄的回忆，1921年当萧三、陈延年和他在一起讨论如何翻译《国际歌》中的第三句“火山口下熔岩正呼呼作响”，感到为难，火山下的熔岩比喻什么？又如何会呼呼作响？最后毕修勺先生说这呼呼作响，比喻的不是肺都气炸么？于是就译成“满腔热血已经沸腾”。俩人一起击掌赞同，第二年，这句译词被陈独秀誉为“神来之笔”，这是毕老先生翻译的天赋，以致形成了独特的毕氏风格。他的信仰始终坚定，以致能面对人生的挫折苦难，活到高寿。这种信仰和精神的力量，不仅使毕老完成了二千多万字的翻译，而且也使他像马寅初、梁漱溟这些当代的知识分子的楷模先哲一般寿高健康。仁者寿，诚哉斯言！
日行三千步，日译三千字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毕修勺先生心怀宏愿，而且信仰坚定、虔诚，绝不会出于利己，而动摇自己的意志。由于喜爱左拉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赞赏左拉的人人平等的思想，他决心要把左拉的作品，全部介绍到中国来，以此来拯救中国，并改造中国人民，从此，他生活中的所有快乐，都在左拉文学作品的翻译上。他在工作时，真是废寝忘食、如痴如醉。据毕老先生的爱妻蔡玉燕女士的回忆，先生在工作时从不和人说话，只是读写，停笔思考时就瞪着眼睛，旁若无人。有一位朋友从远方来看望他，他居然只顾自己的工作，招呼也不打，气得那位朋友拂袖而去。左拉笔下的法国工人的痛苦和他年轻时十分相似，他的心和左拉的心是相通的。他曾写道：“一次我偶然得到一本左拉的名著，我一口气读完，边读边流泪……并暗暗立下誓言，一定要把左拉的全部作品翻译成中文。”先生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他从1926年初回国时，带回来唯一的财富就是60卷的左拉作品。
把异族的语言文字翻成中文，还要用汉语的声音形式表达法文的优美、隽永，这是何等的困难。许多翻译家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翻译事业，如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傅雷译巴尔扎克，汝龙译契诃夫。毕修勺先生深知翻译的艰难，于是立志一定要像左拉那样“日行三千步，日译三千字”。“日行三千步”，是为了让生命健康地延续，有健康就有力量，这仅仅是活着的手段，“日译三千字”才是目的。苍天不负苦心人，回国后不久，毕先生就翻译出版了《左拉短篇小说集》和《实验小说论》，其中《左拉短篇小说集》的封面由丰子恺设计。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左拉著作了，而且富有信、达、雅的毕氏风格。
饱经风霜后焕发了青春
抗日战争胜利后，凭着毕老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良好人脉（在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何长工；国民党方面有陈诚、李石曾、吴稚晖），谋得高职，易如反掌，但毕老对左拉还是痴情不改，面对种种诱惑，如请他出任上海市市长顾问，他都毅然决然地辞谢了。要知道头上有顶乌纱，什么房子，车子、票子自会涌来！但他被“左拉”迷了心窍，1946年至1953年他全身心地扑在左拉的翻译上，世界书局出版了他翻译的六部左拉作品，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他译的左拉巨著。同时他又一气呵成，译了《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计有十多部四百万字。此时他沉浸在事业有成的快乐中，这段日子是他生活中诸事顺利，照这样的进度再用十年，就可以把左拉的作品全部翻完。
但毕老先生毕竟是一位不谙世事变化的书生，他怎能料得到曾任抗战时改组后的《扫荡报》总编、对无政府主义的向往都是一种罪孽，更没想到在1954年的“肃反”中，被关到炼狱中，但终因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在“不予起诉”的“恩赐”下被释放。章伯钧先生请他吃饭，因章十分赞赏他的才能，请他出任《光明日报》的主编，他谢绝了。章伯钧是右派头子，按照当时的逻辑，毕修勺先生也是个右派，于是他顺理成章地又被打倒在地，进了牢狱。在错案造成的艰苦岁月里，毕老先生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迂”，形成了一种率直、顽强的人格，令人敬佩。当警察把他从家中带走时，他居然请求带几本法文版的左拉作品进牢狱。在一阵狂笑和讥讽中，他，一个钟情于左拉的翻译家，和左拉断了关系，直到1979年获平反，整整过了25年，他才获得翻译自由。
埋藏心底的理想重见天日，可以翻译左拉作品了，而此时的他，却已年逾古稀，垂垂老矣。不论写作还是看书，他都需要借助老花眼镜去辨别那细小弯曲如爬虫般的法国字母，用他苍老而颤抖的手，承担起了理想的重量。那时的左拉作品已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毕老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时光，人们的语言习惯正以他难以跟上的步伐一天天发生着改变。“毕译左拉”的独特风格难以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口味，他却仍然坚持着忠于原著的翻译习惯。他说：“我相信无政府主义前辈说过的一句话，人活着是为了奉献，我已经80多岁的人了，名利两字早就看淡，只是耕耘，不问收获。即使没有收获，我在耕耘的过程中已享受了乐趣，健康和人生。可惜的是读者，看不到这么好的书……”毕老始终遵照左拉的教导：“我只不过是有一个信仰，一个力量，这就是工作。”他重的是责任，淡的是名利，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奉献精神支撑着他。就这样，他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又翻好了左拉的长篇小说《巴斯医生》、《生之快乐》等近千万字。
坦荡豁达地面对人生
毕老身上这种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使他度过了牢狱中的种种磨难，特别是精神的折磨，但他却始终昂起高傲的头，坦荡豁达地面对着人生，特别是坚持乐观，坚定理想，表现为一个可敬可爱、有时执拗得不可理喻的老头。据克鲁兄说，上海市委有位统战干部，因基层阻扰，不能按时完成毕老先生右派脱帽工作的任务而感到为难。原来，当时基层为毕老右派脱帽时，硬是要他在一份写好的“认罪书”上（脱帽申请书）签上自己的名字。但毕老始终认定他是个爱国爱民的，从来都是赞同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并和许多共产党人都是朋友，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既然他没有错，为什么要签字承认自己是罪人呢？最后那位干部只好找到毕克鲁商量了一个折衷的办法，由儿子代他签名，既让毕老脱帽，又弥补了工作中的不足。在“肃反”中，单凭他抗战时任国民党《扫荡报》总编，是个所谓的国民党的文职中将，就可以判他死刑，但他得信后仍然能呼呼大睡。克鲁曾问过老父亲，在他明知死亡来临时，真的不怕吗？没想到，毕老在认真地想了一下，是这样回答的：“我抗战时被日本炸弹炸过，被救回来，现在已多活了20多年，多了你这个儿子，人总是要死的，人既然要死，在活着的时候一定要有作为。人死时，总有痛苦，如生恶病，这痛苦的时间很长，而且连累家人。倒不如枪毙，虽痛苦恐怖，但时间很短，如这样死去，有什么不好！”克鲁兄甚是惊讶诧异地看着他的老父亲，他当时是无知年少，几十年后才理解老父亲这番话的深意。对于错案坐牢、劳改，毕老更是看作减肥、戒烟、锻炼身体的机会，90岁生日时他还戏言：“亏得这样劳动减肥，我才能这么健康。”
毕老出身贫寒，小学未毕业，17岁就赴法勤工俭学，并成为一代翻译家，可见，他是富有天赋的。据克鲁兄的回忆，1921年当萧三、陈延年和他在一起讨论如何翻译《国际歌》中的第三句“火山口下熔岩正呼呼作响”，感到为难，火山下的熔岩比喻什么？又如何会呼呼作响？最后毕修勺先生说这呼呼作响，比喻的不是肺都气炸么？于是就译成“满腔热血已经沸腾”。俩人一起击掌赞同，第二年，这句译词被陈独秀誉为“神来之笔”，这是毕老先生翻译的天赋，以致形成了独特的毕氏风格。他的信仰始终坚定，以致能面对人生的挫折苦难，活到高寿。这种信仰和精神的力量，不仅使毕老完成了二千多万字的翻译，而且也使他像马寅初、梁漱溟这些当代的知识分子的楷模先哲一般寿高健康。仁者寿，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