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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时值《博览群书》创刊20 周年，我给杂志写了一篇题为《与一份杂志交朋友》的纪念文章。我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一个作者和一份杂志的关系，有时真是一种说不清的缘分……屈指一算，我和《博览群书》的交往，已经有七八年，先后为杂志写了十多篇文章。不知不觉中发现，到目前为止，《博览群书》成为我写文章最多的杂志，和杂志之间的感情和默契，也与日俱增。
当时我并不知道，在这之后的两年里，我接着给《博览群书》写了更多的文章。经历了一段漫长的中断后，至今为止，我在《博览群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依然在我所有发表文章的杂志里首屈一指。
我之所以成为《博览群书》的作者，始于常大林先生担任主编的年代。常主编是位极有情怀的长者，有那个年代人文学者典型的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精神，他聘请著名文化学者丁东担任约稿编辑，使《博览群书》这本原来主要以书评、书介为主的杂志，转向人文领域的深度思考和表达，不仅拓展了话题，更拓展了作者队伍，刊物因此出现了全新的气息。我记得那时我正在细读元杂剧，有一些心得，所以就开始以元杂剧的名篇为由头，顺便也谈论一些文化领域的相关话题，这类文章多半是借题发挥之作，说的是戏曲，心里想的却多半是文化的命题。大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文章引起了出版社的兴趣，希望我将这类文章结集成书出版。可是我对写这类文章，已经有些意兴阑珊，所以一拖就是好几年，待到重拾兴趣，想法已经有了明显改变。我决定再续写这个主题的文章时，虽然还是以元杂剧为主的传统戏曲经典为对象，虽然也依然有人文思考，但是阐释的方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这就是2006-2007 年间我重新在《博览群书》杂志上开设的专栏“老戏新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出版的文集《老戏的前世今生》，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这段时间写的。其实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尽管都是以传统戏曲经典为内容，但这两个阶段的文章，其实是有很明显的差异的，相对于第一阶段偏重于文化反思，后一阶段的写作，更多地侧重于彰显这些优秀传统戏曲经典作品的魅力。正是通過这后一组文章的写作，我有关弘扬传统戏曲的积极价值的想法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我希望这些文章的读者们能够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戏曲经典有多好，它们不仅在艺术上足以与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戏剧杰作相媲美，而且在文学上和思想内容上，也一直是人类创造性写作的高度的体现。这些思想观念的形成与表达，几乎全靠《博览群书》的支持与引领。
这是我与《博览群书》结缘的黄金时期，忆及当年，甚至有读者急切地等着新一期杂志问世，就是为了读我的文章，这样的日子当然是很开心的。而在这个时期，《博览群书》对我而言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就在这个阶段，正是因为《博览群书》，我的写作态度发生了关键性的改变。坦率地说，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的作者，绝大多数没有经受过完整的教育，几乎全靠在“文革”的动荡中自己随手读一些能抓得着的书籍文章，模仿着写点大批判文章，才有后来的写作生涯的基础。因此，这一代人没有多好的国学功底，这并不是件多么奇怪的事情。我们看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著名作家的小说，文字多半都有这样那样的欠缺，这是他们与民国时期甚至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相比最明显的短板。先天不足，后天是有机会做些弥补的，然而写文章的人性格各异。遗憾的是，大凡在文字上不过关的作者，都是因为对文字的粗砺无感，尤其是有了一点名声后，容易自我放纵，所以不想进步的人甚至不屑进步的人也所在多有。而且，既然有了名声，成了名人，编辑很难对他们提文字上的要求，毕竟这些作者不是当年的高玉宝。但是《博览群书》杂志不一样，因为杂志除主编常大林之外，还有另一位编辑李焱。她对文字近乎苛刻的敏感，锐利的指摘，毫不退让的态度，或许曾经让不少的著名作者不快甚至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对我却是莫大的帮助。正是由于在写文章时心里存有这样一位第一读者，才迫使我在文字上反复推敲斟酌，多次修改调整；而在文字上不让李焱挑出大的毛病，一直是我为《博览群书》写文章时最优先和最重要的目标。经历几年的磨合，我自己对文字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不是由于杂志人事变动，中断了与《博览群书》的合作，我想我的文字功力会有更多长进。其实，即使过了那么多年，李焱对文字那种不依不挠的、容不得半点瑕疵的要求，仍然是我写文章时经常提醒自己的红线。我相信还有不少像我一样的作者，因为给当年的《博览群书》写文章而改变或提升了自己的文字品位，尽管杂志与当年的状况已经截然不同，经历那么大的变化后，对这段岁月的珍惜与怀念，从来没有改变。
我是从董山峰先生接掌《博览群书》后才重新回到杂志作者队伍里的，和杂志逐渐恢复了联系，并且因为拙著《20 世纪中国戏剧史》的出版，有机会继续为杂志撰稿。无论这份杂志有过多少变化，但是《博览群书》最核心的功能，仍然是它所刊登的书评和书介。人文思考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书评和书介同样重要，而且，这恰恰是一本图书类杂志的根本。从这个角度看，《博览群书》对我学术思想的传播所起的作用，确实是其他所有杂志都无法相提并论的。其间最令我记忆深刻和感动的，是拙著《草根的力量》出版后，《博览群书》在2001 年专门用“本刊特稿”的方式集中发表多位不同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撰写的评论，这些学者都是因为《博览群书》杂志的号召力与组织，才开始关注我的研究，并且给予拙著很高的评价。最近这部书将由三联书店出它的第三版，它也是我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博览群书》杂志对拙著的厚爱，就是让它不断引起学界关注的最主要的动力。
当然，我无意在这里过分夸大书评杂志的功能，毕竟学术的传播以及学术著作的生命，最重要的还是其内容。我不是说书的内容不重要，或者其他发表我文章的学术杂志作用不大，而是由于我深知在今天的时代，学术传播的重要性是无可言喻的，尤其是学术书籍的内容传播。在当下，学术著作的出版或许早就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然而正由于恰逢学术勃发的时代，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并接触自己的学术成果，反而成为难题。我曾经多次在国外著名大学的图书馆写作，身处这种书籍的海洋中，除了感受到写作的便捷之外，有时也不免产生一些惶惑甚至绝望的情绪，因为你积累多年甚至终其一生写作的书籍，它们最好的结果，就是有机会进入这样的图书馆，成为其中的沧海一粟。而这如大海一般的书籍，又有多少能够让人发现并且被后人所接受，在人类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一点痕迹？这就需要像《博览群书》这样的杂志，通过立场各异的评论与介绍，才可能让读者从每年出版的数十万种图书中，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有幸获得青睐的著作，通过书评和书介，极少数经过精心挑选的幸运儿，它们的内容和特点被推至读者面前。书评杂志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更是帮助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出版物里选出最值得购买和阅读的书籍的重要环节。如果有更多像《博览群书》这样的杂志，有更多客观与独立的书评、书介，相信对文化与学术的发展，都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我为《博览群书》写文章的历史已经很长了，但是阅读《博览群书》杂志的时间更长久。我是从读者逐渐成为作者的，相信绝大多数作者都经历过这个过程，无论如何，这个过程都非常愉快。我期待继续这两栖生涯，也预祝《博览群书》在董山峰主编的领导下，越办越好。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个作者和一份杂志的关系，有时真是一种说不清的缘分……屈指一算，我和《博览群书》的交往，已经有七八年，先后为杂志写了十多篇文章。不知不觉中发现，到目前为止，《博览群书》成为我写文章最多的杂志，和杂志之间的感情和默契，也与日俱增。
当时我并不知道，在这之后的两年里，我接着给《博览群书》写了更多的文章。经历了一段漫长的中断后，至今为止，我在《博览群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依然在我所有发表文章的杂志里首屈一指。
我之所以成为《博览群书》的作者，始于常大林先生担任主编的年代。常主编是位极有情怀的长者，有那个年代人文学者典型的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精神，他聘请著名文化学者丁东担任约稿编辑，使《博览群书》这本原来主要以书评、书介为主的杂志，转向人文领域的深度思考和表达，不仅拓展了话题，更拓展了作者队伍，刊物因此出现了全新的气息。我记得那时我正在细读元杂剧，有一些心得，所以就开始以元杂剧的名篇为由头，顺便也谈论一些文化领域的相关话题，这类文章多半是借题发挥之作，说的是戏曲，心里想的却多半是文化的命题。大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文章引起了出版社的兴趣，希望我将这类文章结集成书出版。可是我对写这类文章，已经有些意兴阑珊，所以一拖就是好几年，待到重拾兴趣，想法已经有了明显改变。我决定再续写这个主题的文章时，虽然还是以元杂剧为主的传统戏曲经典为对象，虽然也依然有人文思考，但是阐释的方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这就是2006-2007 年间我重新在《博览群书》杂志上开设的专栏“老戏新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出版的文集《老戏的前世今生》，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这段时间写的。其实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尽管都是以传统戏曲经典为内容，但这两个阶段的文章，其实是有很明显的差异的，相对于第一阶段偏重于文化反思，后一阶段的写作，更多地侧重于彰显这些优秀传统戏曲经典作品的魅力。正是通過这后一组文章的写作，我有关弘扬传统戏曲的积极价值的想法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我希望这些文章的读者们能够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戏曲经典有多好，它们不仅在艺术上足以与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戏剧杰作相媲美，而且在文学上和思想内容上，也一直是人类创造性写作的高度的体现。这些思想观念的形成与表达，几乎全靠《博览群书》的支持与引领。
这是我与《博览群书》结缘的黄金时期，忆及当年，甚至有读者急切地等着新一期杂志问世，就是为了读我的文章，这样的日子当然是很开心的。而在这个时期，《博览群书》对我而言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就在这个阶段，正是因为《博览群书》，我的写作态度发生了关键性的改变。坦率地说，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的作者，绝大多数没有经受过完整的教育，几乎全靠在“文革”的动荡中自己随手读一些能抓得着的书籍文章，模仿着写点大批判文章，才有后来的写作生涯的基础。因此，这一代人没有多好的国学功底，这并不是件多么奇怪的事情。我们看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著名作家的小说，文字多半都有这样那样的欠缺，这是他们与民国时期甚至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相比最明显的短板。先天不足，后天是有机会做些弥补的，然而写文章的人性格各异。遗憾的是，大凡在文字上不过关的作者，都是因为对文字的粗砺无感，尤其是有了一点名声后，容易自我放纵，所以不想进步的人甚至不屑进步的人也所在多有。而且，既然有了名声，成了名人，编辑很难对他们提文字上的要求，毕竟这些作者不是当年的高玉宝。但是《博览群书》杂志不一样，因为杂志除主编常大林之外，还有另一位编辑李焱。她对文字近乎苛刻的敏感，锐利的指摘，毫不退让的态度，或许曾经让不少的著名作者不快甚至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对我却是莫大的帮助。正是由于在写文章时心里存有这样一位第一读者，才迫使我在文字上反复推敲斟酌，多次修改调整；而在文字上不让李焱挑出大的毛病，一直是我为《博览群书》写文章时最优先和最重要的目标。经历几年的磨合，我自己对文字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不是由于杂志人事变动，中断了与《博览群书》的合作，我想我的文字功力会有更多长进。其实，即使过了那么多年，李焱对文字那种不依不挠的、容不得半点瑕疵的要求，仍然是我写文章时经常提醒自己的红线。我相信还有不少像我一样的作者，因为给当年的《博览群书》写文章而改变或提升了自己的文字品位，尽管杂志与当年的状况已经截然不同，经历那么大的变化后，对这段岁月的珍惜与怀念，从来没有改变。
我是从董山峰先生接掌《博览群书》后才重新回到杂志作者队伍里的，和杂志逐渐恢复了联系，并且因为拙著《20 世纪中国戏剧史》的出版，有机会继续为杂志撰稿。无论这份杂志有过多少变化，但是《博览群书》最核心的功能，仍然是它所刊登的书评和书介。人文思考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书评和书介同样重要，而且，这恰恰是一本图书类杂志的根本。从这个角度看，《博览群书》对我学术思想的传播所起的作用，确实是其他所有杂志都无法相提并论的。其间最令我记忆深刻和感动的，是拙著《草根的力量》出版后，《博览群书》在2001 年专门用“本刊特稿”的方式集中发表多位不同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撰写的评论，这些学者都是因为《博览群书》杂志的号召力与组织，才开始关注我的研究，并且给予拙著很高的评价。最近这部书将由三联书店出它的第三版，它也是我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博览群书》杂志对拙著的厚爱，就是让它不断引起学界关注的最主要的动力。
当然，我无意在这里过分夸大书评杂志的功能，毕竟学术的传播以及学术著作的生命，最重要的还是其内容。我不是说书的内容不重要，或者其他发表我文章的学术杂志作用不大，而是由于我深知在今天的时代，学术传播的重要性是无可言喻的，尤其是学术书籍的内容传播。在当下，学术著作的出版或许早就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然而正由于恰逢学术勃发的时代，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并接触自己的学术成果，反而成为难题。我曾经多次在国外著名大学的图书馆写作，身处这种书籍的海洋中，除了感受到写作的便捷之外，有时也不免产生一些惶惑甚至绝望的情绪，因为你积累多年甚至终其一生写作的书籍，它们最好的结果，就是有机会进入这样的图书馆，成为其中的沧海一粟。而这如大海一般的书籍，又有多少能够让人发现并且被后人所接受，在人类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一点痕迹？这就需要像《博览群书》这样的杂志，通过立场各异的评论与介绍，才可能让读者从每年出版的数十万种图书中，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有幸获得青睐的著作，通过书评和书介，极少数经过精心挑选的幸运儿，它们的内容和特点被推至读者面前。书评杂志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更是帮助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出版物里选出最值得购买和阅读的书籍的重要环节。如果有更多像《博览群书》这样的杂志，有更多客观与独立的书评、书介，相信对文化与学术的发展，都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我为《博览群书》写文章的历史已经很长了，但是阅读《博览群书》杂志的时间更长久。我是从读者逐渐成为作者的，相信绝大多数作者都经历过这个过程，无论如何，这个过程都非常愉快。我期待继续这两栖生涯，也预祝《博览群书》在董山峰主编的领导下，越办越好。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