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在武汉上学的时候,想学画。辅导员傅卓把我介绍给尹老师作学生。那是冬天的事。尹老师家住在美术院。每个周三晚上,吃过晚饭,我就去他家学画。先要坐十五路车到大东门,然后步行十五分钟到他家。他给我讲讲要骨法用笔、入木三分之类的道理。但并没有示范。我也没有动手的机会。我觉得这样学不出什么东西来,去了两次,就不去了。
　　1988年六、七月份快放暑假的时候,四年级有个姓闻的女孩子,跟李忠是同乡。她对我说可以给介绍一个老师。我就跟她去拜访老师。老师住在洪山区文化馆,离学校不远,步行大概要二十分钟。那天下了很大的雨,走在路上,积水快漫过了脚面。老师叫孔繁玉,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闻说,他最近才死了老伴,自己得了喉癌,刚动过手术,将喉管切掉了一块。他的几个儿子不跟他住在一起。他一个人住在文化馆里。
　　我们见到他时,他笑一笑跟我握手。我看见他脖子上有个小洞,是用来呼吸的。他不能正常发声,说话是气声,别人听不清楚就用笔写。他看了我带去的一幅画,说,这不行,要从头学起。
　　九月份,开学了。我买了点纸、笔、颜料、墨,还有一张画毽,装在书包里去找他。闻送给我一支她曾用过的狼毫笔,她要毕业了,用不着这东西了。孔繁玉住在文化馆四楼楼梯边的一个房间里。孔原来是文化馆的馆长,退休后不愿与孩子们住在一起,文化馆就给他和老伴一间小屋。现在老伴去世,小屋只有他一个人住。屋里有一张木床、一张画桌、几样简单的柜子和几把椅子。墙上挂了一张小品画,稻穗上的几只蝈蝈。我觉得这是他画得最好的几幅画之一。孔繁玉每天都要在这张画桌上画几幅画,他是个很勤奋的人。学生们不在屋里画,在屋子外面画。一上楼梯是个很宽敞的过道,足有二三十平方米。靠墙摆了三张乒乓球桌,作为学生的画桌。墙上拉了一根细绳,通常是将老师的画夹在绳子上,学生照着临习。孔有二十几名学生,但是学生们的空余时间并不集中在一起,因此每次到那里的只有两三个学生,三张乒乓球桌足够用了。
　　孔见我来,拿出一本学生花名册,说,每个月交20元学费。我交了,他就在我名字后面画个勾。他那里准备了很多罐头瓶子和瓷盘。我用罐头瓶子接了水,洗干净瓷盘,将纸摆好。孔就提笔画了一幅墨竹。我在旁边看得非常仔细。在这之前,我从来没亲眼看别人示范过,比较珍惜这个机会。连他如何调墨,先画什么,后画什么,画了几片竹叶,怎样组织的,我都一一记住。画完,他放下笔走开了。我把画挂在绳子上,开始临摩。我至少临了二十几遍,完全按照他作画的顺序画。说也奇怪,他没有给我讲用笔的理念,上来就画。我也没讲究用笔的要领,上来就临。画到后来,自然就懂了。这以后,我只要有空,就背着书包到他那里画画,他那里方便。
　　孔是河南人。孔擅长花鸟画,1942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据孔说,他的老师里有潘天寿。平心而论,我实在看不出他有这样深的资历。因为杭州艺专四十年代的毕业生现在大多是全国知名画家了。而他,还蛰居在武汉洪山区文化馆的一间小屋里。不过他很勤奋,每天要画两张画。春天迎春花开了,他画迎春花;桃花开了,他画桃花;牡丹开了,他画牡丹;再往后就画夹竹桃、荷花、仙人掌、月季、紫藤、蜀葵、梅花……,一年过去了,画也画了一圈。画完竹子,就学画梅花。后来我就只学画牡丹,别的不学了。我去得很勤,每周要去三四次。只要没课我就去,大学里课程又是比较少的。周六、周日下午也去。我去得勤,进步并不快,主要是没有认真下功夫。刚开始还挺认真。后来我觉得他的画太死板,就不照他的画了,临他的画,也要变一变风格。我去的勤,主要因他那里画画方便。所以跟他学画两年,没有好好打下基础,落得现在还是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想起来,真有点后悔。我总是得不到的东西很想得到,得到手里了又不珍惜。
　　孔有很多学生。我每次去,都碰见一两个生面孔。相互握手之后就吹牛,或是抒发自己对艺术的所谓见解。在孔那里很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孔从来不管我们,他只是在我们问他问题,或请他示范指正时,才行使一下老师的权力。我们不叫他,他或者看一看学生画画,或者去画自己的画。这样,他那里的艺术气氛反倒浓厚。我无拘无束,又认识了一些朋友。有个武汉工业大学毕业的小伙子,叫什么名字现在记不起来了。长一脸络腮胡子,很有些艺术气质。人也落拓不羁,大大咧咧。有一次他对孔说,我中午酒喝多了,我要躺一会儿。说着就在孔的那张木床上躺下去了。孔笑着说,躺吧,躺吧。那样子好像小伙是他儿子似的。孔也喜欢我,可能因为去得勤。他偶尔叫我帮他买点菜或面条什么的,我都爽快地完成了任务。孔自己做饭吃,有时候路远的学生不回去,就由学生做饭,一起吃。孔其实白天并不寂寞,他那里总有学生说啊笑的。到了晚上,剩他一个人躺在木床上的时候,可能会感到孤单。不过这一点我不清楚了,因为我晚上从不呆在那里。逢年过节,学生们都要买点点心去看他。这时,孔总是很高兴。有一年中秋,我买了两个月饼送他。他非要削个苹果给我吃,我推辞不过,还是吃了。
　　有一次我画牡丹,刚起了个头,就觉得不太好。问孔该怎么办?孔接过笔修改了起来,改着改着,好像画兴上来了,一口气把这幅画画完了。是一张四尺大画。画完在旁边题了款,写“郭涛同学惠存”的字样。这幅画我现在还留着。孔的画我一共保存了五张。两张牡丹是题了款的。还有三张小画是他作的示范,让我临习的课稿。其中一幅就是先前说过的第一幅竹子。其他两幅,一幅梅、一幅兰。三幅都没有落款。
　　去得多了,那条路我都走熟了。出寝室,走过中文系宿舍楼,走过食堂,下坡,出学校后门,就进了武汉工学院。路两旁是大树。走到十字路口,右拐下坡,左拐走过篮球场,出了武工大门是武珞路。沿路下坡,快到街道,就是洪山区文化馆。这条路上的春夏秋冬,风雪雨晴,我都见过了。去得多了,那地方也熟了,好像是自己家里一样。有时孔不在,我就自己画。碰到有别的学生去,就吹牛。有一次碰到络腮胡子,我们俩就到房顶上去坐着吹。孔在房顶上种了很多盆花。当时是秋天,有上百盆菊花开了。那天下午的阳光很足。我们一边看花,一边晒太阳,一边吹牛,消磨了一个下午。有一段时间孔到山东治病一两个月,主要是练习发声。我照常还是去他那里画画。那段时间只有我一个在那里画。时间长了,也觉得无聊,就给他山东治病的地方去了一封信。不久,他回信说治病挺愉快,每天练发声像唱歌。还说到曲阜玩了一趟。
　　我学画期间,孔在南方,大概是佛山,举办了一次画展。那是他的一名学生联系的。那名学生毕业后,分在了佛山。我看见孔将裱好的画,一幅一幅往木箱子里放,足有五六十幅。络腮胡子说,老师年纪大了,想举办一个像样一点的展览。孔的南方之行,效果如何,我不得而知。后来孔在文化馆搞了一次展览,我倒是看见了。那是我第一次比较全面地看见他的作品。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之后他再也没有举办展览。展览结束后,有位学生将他的作品翻拍成照片。我买了一套。
　　1990春天,三月份,外面正下雨。有人给我一张讣告,上面写着“孔繁玉先生不幸去逝……”,那是礼拜一的晚上。讣告上说,他是周日去逝的。我上周六去他那里,他还有说有笑的。说死就死了,人的生死也就这样。
　　第二天,我去他那里。小屋里已经快搬空了。墙上的小品画也不见了。屋里有几个人在说话。其中一人戴着贝蕾帽,据说是现任馆长。他说“老孔是个好人……”,说着就流下泪来。从他们谈话里,我得知老师死于脑溢血,死得很快,死前还在画画。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尸体火化那天,去了很多人,大概所有的学生都去了。所有的仪式过后,大家就各自走了,以后再没有联系。我们这些学生就像是老师这棵树上的猴子。树倒了,猴子就散了。
　　一年以后,我大學毕业分回了十堰。
　　1993年“十·一”,我回武汉参加母校九十五周年校庆。这天中午正好又走过文化馆门口,我忍不住想进去看一看。馆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慢慢走上四楼。孔曾经住过的小屋已锁死,那三张乒乓球桌还在。桌腿布满蜘蛛网,桌面上落满了灰尘。墙角还散落着几只空罐头瓶。我走到桌前,发现靠墙的桌角居然还有一管旧颜料。我拿起来捏一捏,已经干枯了。
　　那以后,我再没有去过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