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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跌不休。2012年伊始，国际碳交易价格延续了上一年的低迷，再度创下新低。1月2日，EUETS（欧洲排放交易体系）下的EUA（欧盟减排配额）价格已经跌至6.73欧元/吨，而CDM（清洁发展机制）下的CER（核证减排量）则更低，仅为3.70欧元/吨。
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画上句点的时候，碳交易价格也回到了其生效时的价格水平。不过，一致人和国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智良认为，如果欧、美、日没有经济危机，碳价不会跌的那么低，至少也能保持在15欧元左右。“一方面经济危机下排放量减少，另外一方面，也没有那么多资金进入碳市场进行投资了。”
南非德班气候峰会虽然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延续，但却未能给碳市场带来任何提振迹象。“谁都不满意，却是谁都能接受的结果。”北京环境交易所总裁梅德文告诉《英才》记者，德班气候大会的结局，比预想的要好。
当然，让人不满意的是仍然未能针对各国应承担的减排责任，达成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协议。也正是因此，《京都议定书》被说成“虽生犹死”。
2012年底将召开卡塔尔气候峰会，则成了最后一丝期盼。如果再不能达成具体协议，与《京都议定书》相衔接，即意味着2013—2020年间，中国的CER交易将进入真空期。那么，到底中国的碳市场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从事碳交易的中国企业又该何去何从？
尴尬的碳市场
2013年，CER是否还可以进行交易？答案是肯定的。由于欧洲排放交易体系的EUA，与清洁发展机制下的CER，是可以进行等量换算的，即1EUA=1吨二氧化碳当量=1CER。按照欧盟的政策，EUA作为最终交易商品，可以部分依靠购买CER来完成，只是不能完全依靠购买CER转换，这也是为何EUA的价格要略高于CER。
这就意味着，即使没有《京都议定书》，只要欧盟减排风向不转变，CER一样有市场，但是“价格就有高有低了”，杨智良感慨。
目前，一致人和2012年全年的项目期都是满的，“京都议定书是到2012年12月31日截止，因此在这之前注册的项目还是可以出售的。”杨智良介绍，“不过，注册一个项目需要两三年，我们在2012年注册的项目，也是两三年前签的项目。”
但是，对一致人和而言，2013年之后的项目就不能再开发了。“2012年底之前注册上的项目指标，是可以流动到各个交易所的。”杨智良告诉《英才》记者，“但是中国很可能暂时不存在2013年之后的CER交易了。”
之所以说2013年之后中国不存在CER交易，是因为基于《京都议定书》协议下，中国出售CER的卖方地位很可能丧失。目前，虽然中国人均排放量非常低，且人均经济收入也不高，但是经济总量和排放总量却非常高，这给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造成了极为尴尬的局面。
“原来我们指望到2035年达到排放峰值。但是在国际压力下，我们将排放峰值提前到了2020年。我们现在争取到的权力是2020年之前不承担减排义务，但在那之前还能否进行CER交易，尚不明朗。”不过，杨智良认为，国际压力也未必是坏事，“如果提前到2020年，说明我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加快了。”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共批准了3500个CDM。据EB网站统计，中国共1771个CDM项目成功注册，占东道国注册项目总数的46.90%；预计产生的二氧化碳年减排量共计358390530吨，占东道国注册项目预计年减排总量的63.90%。而这些项目大多为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其业主则主要是拥有新能源项目的几大能源公司。也就是说，2013年之后，受影响最大也将是他们。
通过CDM获取的资金对能源公司而言，不过九牛一毛。实际上，受《京都议定书》影响最大的，是一致人和从事CDM交易的中介机构。
“如果没人付款，项目再好，企业因为要生存，你也不会坚持下去”。但是碳市场一定是“多金市场，我们也一直在这些项目中做追踪。”杨智良说。
除此之外，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就仅剩下VER（自愿减排）一种气候权益交易产品。但是，“VER只占到整个碳交易市场的百分之零点零零几。连我一个公司都养不活。”杨智良的比喻或许夸张，但确实是严峻的。并且，即便是CER交易，中国也仅仅是卖方。在国内，并未形成真正的碳交易市场。
交易的三大体系
虽然国际政策走向不明朗，不管《京都议定书》如何变，通过碳金融手段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初衷没有改变。未来，碳交易市场只会更发达。“碳交易只是一个手段，我们希望完善它，让她变得更合理，而不是让这个手段不存在了。”
梅德文也认为，虽然2013年前后的碳交易市场可能会大不同，但说到底，“建立严谨的碳市场技术体系、政策体系、碳市场金融体系，才是中国的重中之重”。
但在杨智良看来，由于欠缺最基础性的东西，当前国内碳交易可谓是一片混乱。“没有政策，缺乏核算标准。只有把国际规则研究透了，中国才能建立真正的碳交易市场。”
碳交易市场一开始就是从金融手段切入，先有碳交易然后才出现低碳产业，而金融又恰是中国的短板。在这样的环境中，“国内的金融机构很少关注碳交易市场，很大程度上是缘于这个市场太小了。”梅德文说。而强大的金融手段，却是未曾参加《京都议定书》的美国的杀手锏。“美国虽然没有在联邦层面做全面减排，但是在州政府层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多层次的碳市场。”梅德文认为美国碳市场不可小觑，美国气候法案一旦通过，其碳市场的发展将会非常迅猛。
实际上，全球首个碳交易所，就是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而设在伦敦的欧洲气候交易所，也是由芝加哥交易所创始人组建的。在纽约交易所旗下，有一家名为bluenext的交易所，进行气候产品交易。而绿色交易所则是由华尔街知名的投行摩根大通和美国知名的金融集团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联合成立。
在立法方面，美国一直在推动全国性强制减排的气候法案。在技术层面，美国组建了多元化的碳机构，设计了多样化的碳产品。目前，在绿色交易所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可以交易的环境权益产品包括碳金融产品、碳期货产品，碳期权产品，甚至其他碳金融衍生产品。由此可见，美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中国碳交易试点才刚刚启动。“建设碳交易市场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而目前技术体系、政策体系和金融体系都有一定的欠缺，最大问题是政策设计需要科学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能变成行政化的碳市场，否则就很危险。”梅德文说。
目前，国内的几大环境交易所，交易量均非常低，其中只有上海环境权益交易所实现盈利。杨智良预计，中国碳市场真正实现勃发，应该要到2020年，“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减排。”
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画上句点的时候，碳交易价格也回到了其生效时的价格水平。不过，一致人和国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智良认为，如果欧、美、日没有经济危机，碳价不会跌的那么低，至少也能保持在15欧元左右。“一方面经济危机下排放量减少，另外一方面，也没有那么多资金进入碳市场进行投资了。”
南非德班气候峰会虽然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延续，但却未能给碳市场带来任何提振迹象。“谁都不满意，却是谁都能接受的结果。”北京环境交易所总裁梅德文告诉《英才》记者，德班气候大会的结局，比预想的要好。
当然，让人不满意的是仍然未能针对各国应承担的减排责任，达成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协议。也正是因此，《京都议定书》被说成“虽生犹死”。
2012年底将召开卡塔尔气候峰会，则成了最后一丝期盼。如果再不能达成具体协议，与《京都议定书》相衔接，即意味着2013—2020年间，中国的CER交易将进入真空期。那么，到底中国的碳市场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从事碳交易的中国企业又该何去何从？
尴尬的碳市场
2013年，CER是否还可以进行交易？答案是肯定的。由于欧洲排放交易体系的EUA，与清洁发展机制下的CER，是可以进行等量换算的，即1EUA=1吨二氧化碳当量=1CER。按照欧盟的政策，EUA作为最终交易商品，可以部分依靠购买CER来完成，只是不能完全依靠购买CER转换，这也是为何EUA的价格要略高于CER。
这就意味着，即使没有《京都议定书》，只要欧盟减排风向不转变，CER一样有市场，但是“价格就有高有低了”，杨智良感慨。
目前，一致人和2012年全年的项目期都是满的，“京都议定书是到2012年12月31日截止，因此在这之前注册的项目还是可以出售的。”杨智良介绍，“不过，注册一个项目需要两三年，我们在2012年注册的项目，也是两三年前签的项目。”
但是，对一致人和而言，2013年之后的项目就不能再开发了。“2012年底之前注册上的项目指标，是可以流动到各个交易所的。”杨智良告诉《英才》记者，“但是中国很可能暂时不存在2013年之后的CER交易了。”
之所以说2013年之后中国不存在CER交易，是因为基于《京都议定书》协议下，中国出售CER的卖方地位很可能丧失。目前，虽然中国人均排放量非常低，且人均经济收入也不高，但是经济总量和排放总量却非常高，这给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造成了极为尴尬的局面。
“原来我们指望到2035年达到排放峰值。但是在国际压力下，我们将排放峰值提前到了2020年。我们现在争取到的权力是2020年之前不承担减排义务，但在那之前还能否进行CER交易，尚不明朗。”不过，杨智良认为，国际压力也未必是坏事，“如果提前到2020年，说明我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加快了。”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共批准了3500个CDM。据EB网站统计，中国共1771个CDM项目成功注册，占东道国注册项目总数的46.90%；预计产生的二氧化碳年减排量共计358390530吨，占东道国注册项目预计年减排总量的63.90%。而这些项目大多为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其业主则主要是拥有新能源项目的几大能源公司。也就是说，2013年之后，受影响最大也将是他们。
通过CDM获取的资金对能源公司而言，不过九牛一毛。实际上，受《京都议定书》影响最大的，是一致人和从事CDM交易的中介机构。
“如果没人付款，项目再好，企业因为要生存，你也不会坚持下去”。但是碳市场一定是“多金市场，我们也一直在这些项目中做追踪。”杨智良说。
除此之外，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就仅剩下VER（自愿减排）一种气候权益交易产品。但是，“VER只占到整个碳交易市场的百分之零点零零几。连我一个公司都养不活。”杨智良的比喻或许夸张，但确实是严峻的。并且，即便是CER交易，中国也仅仅是卖方。在国内，并未形成真正的碳交易市场。
交易的三大体系
虽然国际政策走向不明朗，不管《京都议定书》如何变，通过碳金融手段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初衷没有改变。未来，碳交易市场只会更发达。“碳交易只是一个手段，我们希望完善它，让她变得更合理，而不是让这个手段不存在了。”
梅德文也认为，虽然2013年前后的碳交易市场可能会大不同，但说到底，“建立严谨的碳市场技术体系、政策体系、碳市场金融体系，才是中国的重中之重”。
但在杨智良看来，由于欠缺最基础性的东西，当前国内碳交易可谓是一片混乱。“没有政策，缺乏核算标准。只有把国际规则研究透了，中国才能建立真正的碳交易市场。”
碳交易市场一开始就是从金融手段切入，先有碳交易然后才出现低碳产业，而金融又恰是中国的短板。在这样的环境中，“国内的金融机构很少关注碳交易市场，很大程度上是缘于这个市场太小了。”梅德文说。而强大的金融手段，却是未曾参加《京都议定书》的美国的杀手锏。“美国虽然没有在联邦层面做全面减排，但是在州政府层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多层次的碳市场。”梅德文认为美国碳市场不可小觑，美国气候法案一旦通过，其碳市场的发展将会非常迅猛。
实际上，全球首个碳交易所，就是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而设在伦敦的欧洲气候交易所，也是由芝加哥交易所创始人组建的。在纽约交易所旗下，有一家名为bluenext的交易所，进行气候产品交易。而绿色交易所则是由华尔街知名的投行摩根大通和美国知名的金融集团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联合成立。
在立法方面，美国一直在推动全国性强制减排的气候法案。在技术层面，美国组建了多元化的碳机构，设计了多样化的碳产品。目前，在绿色交易所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可以交易的环境权益产品包括碳金融产品、碳期货产品，碳期权产品，甚至其他碳金融衍生产品。由此可见，美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中国碳交易试点才刚刚启动。“建设碳交易市场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而目前技术体系、政策体系和金融体系都有一定的欠缺，最大问题是政策设计需要科学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能变成行政化的碳市场，否则就很危险。”梅德文说。
目前，国内的几大环境交易所，交易量均非常低，其中只有上海环境权益交易所实现盈利。杨智良预计，中国碳市场真正实现勃发，应该要到2020年，“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