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外部经济危机肆虐，部分农业劳动力重新从城市回到农村的背景下，挖掘农村内部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成为国家稳定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但若站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增长瓶颈的问题上，就会发现，将经济增长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并集中解决农民群体的收入提高应该是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核心选择。
　　这是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原有增长阶段中的增长与公平脱节，而走出这一陷阱往往意味着国民整体而不是局部的收入跳跃。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就是，中国必须实现8亿农民的收入大幅增长才能跨越这一“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而“不能重复使用”的原因则在于前一增长战略的制度构架往往培养出了诸多相关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于现有的制度安排持赞成和保守态度，不愿意接受创新和改变。
　　在中国的制度变革的样本上，农民和农村地区无疑因为种种后天制度安排和先天地理资源禀赋的原因在前一增长阶段处于落后地位，而跳跃“中等收入陷阱”则恰恰需要将倾斜于农民和农村的政策长期化。这不仅体现在国家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宏观政经构架上，也体现在国家财政的长期使用布局上。而这些转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习惯于依赖廉价劳动力获得出口竞争力和财政收入点的发达地区的潜在反抗。而发达城市地区之间的政绩考核压力又固化了他们固守自己前一阶段的发展模式，给国家的宏观变革增添阻力。
　　这意味着改革者在做出新的增长战略变革之前也需对发达城市地区的应对策略进行跟进和剖析，将他们的各类反应一并考虑进新的增长战略框架之中，必要的时候可以尝试对部分发达城市地区的政绩考核模式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减小他们对于增长战略模式转换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