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梁从诫档案盘点：
梁从诫，著名环保人士，有“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民间环保的先驱”、“中国公民环保启蒙的先驱”、“绿色布道者”、“自然之子”之誉。1932年8月出生于北平，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历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师、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编辑、中国文化书院历史学教授、“自然之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创会会长等；出任过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系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梁从诫走了，悄悄地走了。这位“低碳生活”的先驱者在因病淡出人们视野之前，记者对他做过一次专访。印象很深的是，儒雅从容的他谦逊平和，见面后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与众不同，是用废旧纸制作的。这最簡陋的名片背面是一家企业作废的表格。作为名门之后，梁从诫是低调的，他不喜欢被当作名门之后受人追捧。只有在参与具体环保行动时，他是高调的，在许多重要的环保事件中，他都作为组织者出现，并且身体力行。或许是家族的基因使然，他10多年来一直在为中国人居环境奔走呼号……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绿色组织”
1993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在北京西郊京密引水渠边一座荒废的古塔下，一群知识分子通过聚谈环保得出了一个共识：为了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绿水，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组织起来，行动起来。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谈到环境问题的时候，说国外的经验都是公众推着政府走，而不是政府做好了环保规划、环保法律、公布了要求请公众执行。我们谈到中国的环境问题，说中国没有这种团体，而国外当时最有名的是‘绿色和平’，可惜我们中国没有。哪里找这么一股力量从外部来推动政府、监督政府来进一步地把环境搞好。后来，大家就想，既然没有，咱们自己组织一个怎么样，就这么简单开始的。”这个聚谈会议后来被称为“玲珑园聚会”。
梁从诫真正开始关注环境问题源于一个偶然。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大发展之时，各地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人们从主流媒体上看到的也都是乡镇企业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息。那时的梁从诫创办了一本叫做《百科知识》的杂志，他每天要接到大量的社会来稿。有一天，他从雪片般的来稿中发现了一篇特别的稿件，就是这篇来稿，第一次引发了梁从诫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从此，他开始关注环保，义无反顾地投身环保事业中。他自费到全国各地宣讲环保理念，从此一发不可收。一次，梁从诫到宁夏走访贫困地区，看到一个小女孩带着弟弟在草原上挖一种叫“发菜”的植物。小女孩告诉他，挖到“发菜”可以卖钱，养家糊口。但小女孩不知道，这么做会使沙子裸露在地面，时间一长，还会造成严重的草原沙化。梁从诫因此深切地感觉到，环保事业任重而道远，必须把保护环境的理念植入到下一代心中。为此，他和一帮志同道合者成立了“自然之友”组织。
1994年3月31日，梁从诫在北京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群众性、会员制的非政府环保组织———“中华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又称“自然之友”），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以开展公众环保教育为己任，以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为基础，竭力推进中国的环保事业。他就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性领袖人物。在成立会上，梁从诫做了主导发言。他的观点非常鲜明，中国公民必须尽快肩负起保护环境的重任，树立爱护大自然的新理念，履行抵制、监督、举报环境破坏者的社会职责，中国绝不能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以牺牲环境求发展的弯路。
就在9个月前，梁从诫带着草拟好的章程和大家商量的名称“绿色环境文化协会”来到国家环保总局申请注册。按照中国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两个主要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间组织必须找到一个主管单位。
这一找主管单位的过程被戏称为“找婆婆”，而法律对“婆婆”的资质要求很高：根据分级管理原则，成立一个全国性的NGO（非政府组织），需要找一个国家部委级的“婆婆”。
国家环保总局拒绝了梁从诫，因为环保总局下面已经有一个“中国环境协会”，“一个主管单位下面不能有两家相同的协会”。
北京市环保局也拒绝了梁从诫。他继续找“婆婆”，继续被拒绝。这时，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出主意，你可以挂在一个二级单位下面，二级社团不用单独注册。梁从诫时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还曾担任过书院副院长。于是文化书院“收留”了他们，但按照有关规定名称必须为“分院”，于是梁从诫起名“绿色文化分院”。实际上，根据“保护环境，善待自然”的宗旨，大家私底下已经开始简称“自然之友”。
当时，文化部有关人员纳闷地问，文化书院里弄个绿色文化分院，你们到底搞什么？“主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人和自然的关系，比如天人合一等等。”梁从诫当时瞎蒙一气。
带着文化部盖了章的文件，梁从诫终于来到最后一个关口——民政部。“哐”一下，民政部批准的章顿时就盖了上去。走出民政部大院，拿着一枚崭新的公章，梁从诫感慨万千——为这一刻他奔波了足足270天。那枚公章刻着“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
“自然之友”是申请时梁从诫他们加上去的。“自然之友”成立之后，很多现实问题接踵而来，首先是梁从诫自己，“我当时从出版社辞职，既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公费医疗，什么都没有了，在‘自然之友’的很长时间，没有任何报酬。”最初的几年，一直都是老伴用退休金支持着两个人的生活。不过，与急迫地进行环保推广的心愿相比，这些都只能忽略不计。他重视每一次讲演会、夏令营、出书，因为每一次呼吁，每一次宣传，都会在人们的心里留下回音；他重视自己和会员们的行为举止，哪怕是再小的举动，因为环保不能说说而已，身体力行，从小事做起，才能带动更多的人。
不久，“自然之友”便接到云南环保志愿者奚志农反映，德钦县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要砍伐那里1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森林是国家一级珍稀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生存栖息地。梁从诫闻讯后当即通过“自然之友”中的媒体会员在媒体上进行报道，并直接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信呼吁，砍伐很快被制止，这是“自然之友”第一次成功介入具体社会事件。3年后，有关部门企图继续砍伐森林，在“自然之友”会员呼吁下，此事被《焦点访谈》曝光，滇金丝猴最后的栖息地终于保存下来。
1998年，克林顿访华期间，特意安排在桂林与梁从诫等民间环保人士讨论环境问题。梁从诫将滇金丝猴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克林顿。克林顿看着照片饶有兴致地问，“目前这种金丝猴数量还有多少？”梁从诫说：“不足1200只！”并强调：“据我们所知，这是灵长类中除人类之外惟一的红唇动物。”克林顿认真端详照片上的滇金丝猴母子俩，然后幽默地说，“哦，这是我的表亲。”众人畅怀大笑。
真正使“自然之友”声名鹊起的，是他们介入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行动。生活在青藏高原可可西里地区的藏羚羊，是我国的特有物种。由于用藏羚羊羊绒做的披肩“沙图什”在国际市场价格不菲，利欲熏心的盗猎分子经常开车射杀藏羚羊，其数量从原来的几十万只锐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万只。
当地“野牦牛队”为保护藏羚羊，和犯罪分子进行长期搏斗。可可西里“野牦牛队”的动人事迹因“自然之友”将其与媒体牵线而顿时传遍中国。为帮助会员杨欣在可可西里建立“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梁从诫用“化缘”般的方式协助到处筹款。在“自然之友”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的共同努力下，他们为困顿不堪的“野牦牛队”筹集经费数十万元。
了解到英国是藏羚羊羊绒制品的主要经销国，1998年10月上旬的一天，梁从诫趁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前夕与英国驻华大使高德年见面时谈起了藏羚羊的保护和藏羚绒在英国的非法市场问题。深表同情的高德年大使当即建议，“自然之友”应利用英首相访华机会给他写一封公开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绒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
受到大使的启发，梁从诫以“自然之友”会长身份写了这样一封公开信，附以一组以《藏羚绒贸易真相》为题的反映藏羚羊被大批猎杀的照片，委托大使转交。信中强调：“‘自然之友’正在开展一场救护这种珍贵而稀有的动物的运动。我们正在敦促并支持政府加强对藏羚羊的保护和对盗猎活动的打击。与此同时，我们也吁请全世界珍爱野生动物，关注环境的人们来共同制止藏羚绒及其制品的贸易。我真诚地希望，在这场根除藏羚绒贸易的国际努力中，英国能够站在前列。”
这年10月7日，梁从诫在应邀和布莱尔首相会见时，又当面和他谈了这个问题。布莱尔首相说，他已经看到了信，并询问藏羚羊现存数量和被盗猎情况，表示了关心，当天便给梁从诫写了回信，并表示苏格兰场将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1999年2月，梁从诫上书国家有关部门，呼吁建立青海、西藏、新疆3省区保护藏羚羊联防制度。之后不久，国家林业局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盗猎“可可西里1号行动”，极大震慑了盗猎分子。同年5月，67岁的梁梁从诫和一些媒体记者前往海拔近4000米、空气稀薄的可可西里，亲手在昆仑山口点燃火把，把收缴的的藏羚羊皮付之一炬。返程途中意外发生车祸，梁从诫右肩脱臼、胸部挫伤，险些丧命。但在后来接受采访时，他对此只字未提。后来，他在一篇笔记中写到：“环保行动不是轻柔的田园诗，风险总是有的。为民间绿色活动付点代价，我们无怨无悔。”
随着“自然之友”在社会上的名气越来越大，梁从诫所肩负的重任已经远远超出了环保的范畴：农民工领不到工资的事情让他感到愤慨，从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他说：“凭什么？凭什么不给人家工钱！”虽然觉得不公，但这些问题却又让他束手无策；环境问题得不到解决也让他苦恼……
为文物与环境的保护鼓与呼
提起“梁从诫”这个名字，许多中国人也许并不太熟悉，然而他的祖父和父亲却赫赫有名：祖父梁启超是维新思想家；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则开创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梁从诫曾笑说自己一生都生活在祖辈和父辈的阴影之下，不过，他也从不讳言自己要利用这样特殊的身世背景来推动中国的环保事业的发展。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过：“曾经有人怀疑我，说你做这事就是为了要出风头，说别的名人的后代隔两代都淹没无闻了，说这个梁从诫是挣扎着要从水下浮出水面，最后居然还让他弄出些响动来了，好像我搞环保就是为了要挣扎着冒出水面，弄出些响动来似的……”
北京解放前，梁从诫的父亲和母亲连夜在地图上标出北京的各处文物保护点，使它们避免了战火的重挫；1953年，他的母亲被肺病拖垮了身子，站都站不直，看到北京市大规模拆毁老城墙，直冲到北京市委书记面前，据理力争……
同当年的父亲梁思成一样，梁从诫也曾一直在为北京的旧城保护而奔走。他告诉记者，依照父亲当年所提议案的设想，就是把北京城将近40公里长的城墙全部保护下来，建成“城上公园”。如果这个提议在当年被采纳的话，仅旅游收入一项都是不可估量的。
“20世纪50年代，我父母提议保护北京城的时候，北京城基本格局没有动——我父亲形容它是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人们还在里面居住生活着。那么壮丽的城墙，那么壮丽的城门楼，而且从城墙来讲它有将近800年的历史，是全世界惟一的孤例，他们希望能保存。当时说什么也要拆，我母亲就直接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当面辩论，说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将来你们会后悔的，等到你们后悔的时候，你们再盖就是假古董。现在就是完全应验了她的话，现在北京到处在盖假古董；到我来呼吁的时候，这些主要的东西都已经没了，就是孤零零的一个小院，我真是觉得很悲哀，但是如果连这一点都不再保护，那北京城就真的只剩下一个故宫，一个北海，一个天坛，其他就荡然无存了。”
数千年的北京文明史上，每个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想为自身生存谋取更多的资源，这本无可厚非，但从长远看，自然长久地过度奉献，终究会使其过度衰老、枯萎。对北京生存环境恶化的焦虑，始终围绕着梁从诫。1997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提出《建议首钢停止2160工程并部分逐步迁出北京》的提案，但没有得到采纳。2001年初，作为北京市奥申委生态环境顾问的他重提此事。为此，他给时任北京市长的刘淇写信，“解决首钢对大气和水的污染，还有交通负荷问题的惟一办法，是把首钢有污染的项目全部搬迁出去”。对此，北京市环保局复函表示，首钢“2002年以后要逐步停产污染严重的炼焦、炼铁工序，进一步压缩生产规模，最终要将所有炼钢、炼铁等热加工工序转移出去”。“首钢搬迁、落户曹妃甸”的消息，让北京市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多年的“顽疾”终于有了确定的指望。“地点和现在确定的一模一样，就在曹妃甸，如果早一点决定变迁，这几年首都的环境质量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糟糕。”面对迟到多年的搬迁决定，梁从诫的心情有些复杂。
2005年，圆明园遗址在整修时，被媒体披露使用塑料薄膜铺湖底，破坏了这片珍贵湿地和周边的生态环境。梁从诫及一大批环保志士以“公众”、“民间”的身份，及时向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反映，并终引起高层环境管理部门以及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原国家环境保护局为此召开专题论证会，请来各方专家、学者、官员、公众代表以及媒体，广泛听取大家意见，科学求证，最终制止了“铺膜事件”，成功保住了那片湿地，保护了圆明园地区的生态安全。
梁从诫曾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在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做了《大声疾呼，加强环保》的发言，这是政協首次以环保为主题的大会发言；而且，他在历次政协会上都提出了环保方面的重要提案。
西部大开发是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战略思想、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作为民间环保组织的负责人，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中国人开拓西部，若从张骞出使西域算起，少说也有两千多年了，在取得多方面成就的同时，也遗留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西北沙漠化而缺水，西南石漠化而缺土。这次开发西部，必须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把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他早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又在云南教过书，对西部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有更深的了解，并在保护西部地区生态，遏止那里的盗猎珍贵野生动物和非法砍伐天然林行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作为历史学者，梁从诫十分支持中央开发西部的决策，他认为，西部的开发可以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这样的“巨人”不可能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开发西部无论从经济还是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都有重要意义；作为环保工作者，梁从诫更赞成中央在开发战略中把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放在突出位置。他说，西部的生态环境与深圳、海南和浦东等东部鱼米之乡不同。作为农业、能源和工业原材料的基地，西部已经为东部付出了很多，包括相当的环境代价，开发建设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与此同时，“自然之友”对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停止组织攀登梅里雪山”、“建议设立长江源专项保护基金”、“建议制止北京周口店地区水泥污染”等的一系列建议，有的被采纳，有的部分被吸收。梁从诫的环保义举，赢得广泛认可：“地球奖”、“大熊猫奖”、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使者”、北京奥申委环境顾问、雷蒙.麦格赛赛“公众服务奖”、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2005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2005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等，一个个奖项或荣誉接踵而至。
“低碳生活”主倡者
一次，梁从诫自从发现车厢里两位妇女往地上吐瓜子壳后，明显地坐立不安。瓜子壳越堆越高，他频频扭头张望，嘴角嗫嚅、欲言又止，随行人员发现了这一点，忙劝他：“梁教授，算啦。”梁从诫说：“看到不环保的事情，我就有种干预的冲动。”随行人员见状，就上前劝说那两位妇女，那二人也觉不好意思，便主动清扫起来。梁从诫这才心安。
1999年，他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面对台下的经济巨头，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无非是要到中国来推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消费主义的理念……到时候，中国的成人都在想明年换什么型号的汽车，孩子们都在想吃有多少种香料的冰淇淋，女同胞们都在想用什么品牌的化妆品……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中国人均能耗只有美国的1/14，如果现在中国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平，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中国都还不够。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
这时，与会者以异样的眼光看着他。梁从诫提高自己的嗓门，继续自己的演说：“有人说我们是‘世界工厂’，我看我们是‘世界厨房’！用我们的优质原材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自己剩下的只是一些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不仅如此，还要把别人家厨房里的泔水端过来。在沿海，来自发达国家的废旧电子设备一船一船的运来，这些电子垃圾人家避之惟恐不及，我们有些地方却趋之若鹜。那些电子垃圾堆成了山，大批来自农村的青年就爬在山上，暴露在各种有害、有毒物质面前，就为了里面那一点点金属，等到金属捡走了，就留下大批有毒物质来毒害土壤和水源。”此时，会场一片寂静。随后，大家才知他的演讲结束了，紧接着掌声四起。
2001年，在北京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上，他因为河床干涸的缘由，与一位北京市领导争执得面红耳赤。他当面斥责：“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以至于这位官员气得拂袖而去。
在川西一个小县城，他指着前来敬酒的县长，放大嗓门呵斥：“这里的水跟酱油汤一样，你们还好意思喝酒！”“管别人，先要管好自己。”梁从诫以身作则，用点滴行动诠释着什么是言行一致：每次外出吃饭，即便是赶赴香槟酒晚宴，他都随身携带专门为带筷子而配套使用的“筷子袋”。起初，有些餐馆的人们都以为他们是嫌饭馆的筷子不干净，还向梁从诫做过解释：“我们的餐具也都是消过毒的，很干净。” 他拒绝纸巾，只使用一方发黄的白手帕。他家中的洗菜水，收集起来冲马桶；他住的房子，几十年没有装修；出门办事，他能骑自行车就骑自行车……梁从诫的业务爱好是看书，看VCD、CD。由于嫌CD太贵，他每月只买一张。
“自然之友”所有专职工作人员的名片，都是用废纸印的。非打印不可的资料，都打在废纸张的背面。“自然之友”办公室的许多办公用品，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工作人员偶尔聚餐，都实行AA制。在“自然之友”的影响下，周围几家比较大的餐馆也已经用可以循环使用的筷子代替了一次性筷子。 到过“自然之友”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工作人员待客，只倒半杯水，“免得浪费”。即便是梁从诫的生日，工作人员亲手制作的贺卡，也仅是一张小小的签满名字的绿色纸片。
梁从诫的夫人方晶曾讲过这样一件趣事：他到菲律宾领“麦格赛赛奖”，我陪他去国贸买新衣服。路上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买“大礼服”，我一辈子也不会去这种地方。衣服买回来，我们让他穿上走两步看看，结果怎么看怎么别扭——他穿了20多年的老式三接头皮鞋和新衣服太不相配了。我们吵着让他再买双新皮鞋，他笑道：没关系，到时候我把脸上的表情搞得丰富点，让他们只注意我的上半身，不就行了嘛！
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召开后，“低碳”一词开始流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低碳生活”其实离我们很近。在网站“低碳生活部落格”就流行这么一句口号：“今天你减碳了没？”梁从诫就是“低碳生活”理念的主倡者，并积极实践“低碳生活”。所谓低碳生活就是把生活作息时间所耗用的能量要尽量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低碳生活，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是一种生活态度。梁从诫高兴的是，这已渐渐成为人们推进潮流的新方式，许多人开始积极提倡并去实践低碳生活，要注意节电、节气……从这些点滴做起，让生活更加绿色，让地球更加和谐。
永远的“中国公民环保启蒙的先驱”
所有认识梁从诫的人都知道他喜爱动物，甚至连动物本身似乎也读懂了梁从诫对它们的感情。
1999年，梁从诫到青海去考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当地的藏族朋友领着他从一个帐篷边上走过，帐篷门口拴着一只凶猛的藏獒。藏族朋友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到藏獒跟前去，并解释说这种狗对主人无比忠诚且从来不叫，一旦发现陌生人走近，一口咬下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梁从诫一直笑呵呵地听着。可是过了一会，同行的会友发现梁从诫不见了，从帐篷后面绕过来，发现他正坐在藏獒旁边，抚摸着它的脑袋跟它聊天。这位会友回忆：“梁先生是一个长者，给人的感觉很严肃，每当他跟动物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个孩子。”一个年轻的志愿者曾对梁从诫说：“环保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仗，对象就是人类自身。但不能因为打不赢就不打，因为价值就在于打仗过程本身。如果连我们这些人都不打这场仗，就真的是沒有希望了。”梁从诫对此深表赞同 “尽管今天投这个‘资’，未来不一定有结果，但如果不投这个‘资’，那就一定不会有未来的绿色中国。”
这些年来，“自然之友”已经累计发展会员1万余人，其中活跃会员3000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由会员发起创办的NGO也有10多家。“自然之友”从会员制、理事会制度到社会资源合作的模式，制定机构战略规划等都有不少创新，相当于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动机和孵化器。2006年2月，“自然之友”凭活动规模及社会效果、公共决策和社会民众的影响、获取与使用资源的规范性等指标出色而荣获“最具责任感的NGO”称号。
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许，78岁的梁从诫在与疾病抗争数年之后，因病悄然离开了所热爱的这个世界。直到去世，“自然之友”和梁从诫的家人还不忘一切从简。“自然之友”发出的讣告称，“为遵从梁老及其家人的意愿，告别仪式婉拒花圈和花篮，一切从朴、从简。”梁从诫的的夫人方晶说，“他在环保方面一直身体力行，后事也不希望太过铺张。”“自然之友”的这份讣告在告诉亲朋好友告别仪式的地点后，还特别写上一句，“请大家优先考虑公共交通出行”。北京世纪坛医院的灵堂。社会各界上千人士自发赶来，送这位“民间环保的先驱”最后一程。梁从诫遗体安详地躺在告别室的菊花丛中，头前是3盏酥油灯、1瓶清水和1瓶泥土，它们来自青海三江源。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扎西多杰说，“那里的人民忘不了他，忘不了他对环保事业做出的努力”。这位堪称民间环保的领袖人物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却与他热爱的草木山河永久地待在了一起。
可敬的老人走了。但是他生前播下的“绿色种子”，已开始在960万平公里的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梁从诫，著名环保人士，有“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民间环保的先驱”、“中国公民环保启蒙的先驱”、“绿色布道者”、“自然之子”之誉。1932年8月出生于北平，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历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师、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编辑、中国文化书院历史学教授、“自然之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创会会长等；出任过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系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梁从诫走了，悄悄地走了。这位“低碳生活”的先驱者在因病淡出人们视野之前，记者对他做过一次专访。印象很深的是，儒雅从容的他谦逊平和，见面后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与众不同，是用废旧纸制作的。这最簡陋的名片背面是一家企业作废的表格。作为名门之后，梁从诫是低调的，他不喜欢被当作名门之后受人追捧。只有在参与具体环保行动时，他是高调的，在许多重要的环保事件中，他都作为组织者出现，并且身体力行。或许是家族的基因使然，他10多年来一直在为中国人居环境奔走呼号……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绿色组织”
1993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在北京西郊京密引水渠边一座荒废的古塔下，一群知识分子通过聚谈环保得出了一个共识：为了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绿水，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组织起来，行动起来。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谈到环境问题的时候，说国外的经验都是公众推着政府走，而不是政府做好了环保规划、环保法律、公布了要求请公众执行。我们谈到中国的环境问题，说中国没有这种团体，而国外当时最有名的是‘绿色和平’，可惜我们中国没有。哪里找这么一股力量从外部来推动政府、监督政府来进一步地把环境搞好。后来，大家就想，既然没有，咱们自己组织一个怎么样，就这么简单开始的。”这个聚谈会议后来被称为“玲珑园聚会”。
梁从诫真正开始关注环境问题源于一个偶然。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大发展之时，各地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人们从主流媒体上看到的也都是乡镇企业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息。那时的梁从诫创办了一本叫做《百科知识》的杂志，他每天要接到大量的社会来稿。有一天，他从雪片般的来稿中发现了一篇特别的稿件，就是这篇来稿，第一次引发了梁从诫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从此，他开始关注环保，义无反顾地投身环保事业中。他自费到全国各地宣讲环保理念，从此一发不可收。一次，梁从诫到宁夏走访贫困地区，看到一个小女孩带着弟弟在草原上挖一种叫“发菜”的植物。小女孩告诉他，挖到“发菜”可以卖钱，养家糊口。但小女孩不知道，这么做会使沙子裸露在地面，时间一长，还会造成严重的草原沙化。梁从诫因此深切地感觉到，环保事业任重而道远，必须把保护环境的理念植入到下一代心中。为此，他和一帮志同道合者成立了“自然之友”组织。
1994年3月31日，梁从诫在北京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群众性、会员制的非政府环保组织———“中华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又称“自然之友”），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以开展公众环保教育为己任，以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为基础，竭力推进中国的环保事业。他就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性领袖人物。在成立会上，梁从诫做了主导发言。他的观点非常鲜明，中国公民必须尽快肩负起保护环境的重任，树立爱护大自然的新理念，履行抵制、监督、举报环境破坏者的社会职责，中国绝不能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以牺牲环境求发展的弯路。
就在9个月前，梁从诫带着草拟好的章程和大家商量的名称“绿色环境文化协会”来到国家环保总局申请注册。按照中国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两个主要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间组织必须找到一个主管单位。
这一找主管单位的过程被戏称为“找婆婆”，而法律对“婆婆”的资质要求很高：根据分级管理原则，成立一个全国性的NGO（非政府组织），需要找一个国家部委级的“婆婆”。
国家环保总局拒绝了梁从诫，因为环保总局下面已经有一个“中国环境协会”，“一个主管单位下面不能有两家相同的协会”。
北京市环保局也拒绝了梁从诫。他继续找“婆婆”，继续被拒绝。这时，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出主意，你可以挂在一个二级单位下面，二级社团不用单独注册。梁从诫时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还曾担任过书院副院长。于是文化书院“收留”了他们，但按照有关规定名称必须为“分院”，于是梁从诫起名“绿色文化分院”。实际上，根据“保护环境，善待自然”的宗旨，大家私底下已经开始简称“自然之友”。
当时，文化部有关人员纳闷地问，文化书院里弄个绿色文化分院，你们到底搞什么？“主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人和自然的关系，比如天人合一等等。”梁从诫当时瞎蒙一气。
带着文化部盖了章的文件，梁从诫终于来到最后一个关口——民政部。“哐”一下，民政部批准的章顿时就盖了上去。走出民政部大院，拿着一枚崭新的公章，梁从诫感慨万千——为这一刻他奔波了足足270天。那枚公章刻着“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
“自然之友”是申请时梁从诫他们加上去的。“自然之友”成立之后，很多现实问题接踵而来，首先是梁从诫自己，“我当时从出版社辞职，既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公费医疗，什么都没有了，在‘自然之友’的很长时间，没有任何报酬。”最初的几年，一直都是老伴用退休金支持着两个人的生活。不过，与急迫地进行环保推广的心愿相比，这些都只能忽略不计。他重视每一次讲演会、夏令营、出书，因为每一次呼吁，每一次宣传，都会在人们的心里留下回音；他重视自己和会员们的行为举止，哪怕是再小的举动，因为环保不能说说而已，身体力行，从小事做起，才能带动更多的人。
不久，“自然之友”便接到云南环保志愿者奚志农反映，德钦县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要砍伐那里1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森林是国家一级珍稀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生存栖息地。梁从诫闻讯后当即通过“自然之友”中的媒体会员在媒体上进行报道，并直接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信呼吁，砍伐很快被制止，这是“自然之友”第一次成功介入具体社会事件。3年后，有关部门企图继续砍伐森林，在“自然之友”会员呼吁下，此事被《焦点访谈》曝光，滇金丝猴最后的栖息地终于保存下来。
1998年，克林顿访华期间，特意安排在桂林与梁从诫等民间环保人士讨论环境问题。梁从诫将滇金丝猴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克林顿。克林顿看着照片饶有兴致地问，“目前这种金丝猴数量还有多少？”梁从诫说：“不足1200只！”并强调：“据我们所知，这是灵长类中除人类之外惟一的红唇动物。”克林顿认真端详照片上的滇金丝猴母子俩，然后幽默地说，“哦，这是我的表亲。”众人畅怀大笑。
真正使“自然之友”声名鹊起的，是他们介入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行动。生活在青藏高原可可西里地区的藏羚羊，是我国的特有物种。由于用藏羚羊羊绒做的披肩“沙图什”在国际市场价格不菲，利欲熏心的盗猎分子经常开车射杀藏羚羊，其数量从原来的几十万只锐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万只。
当地“野牦牛队”为保护藏羚羊，和犯罪分子进行长期搏斗。可可西里“野牦牛队”的动人事迹因“自然之友”将其与媒体牵线而顿时传遍中国。为帮助会员杨欣在可可西里建立“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梁从诫用“化缘”般的方式协助到处筹款。在“自然之友”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的共同努力下，他们为困顿不堪的“野牦牛队”筹集经费数十万元。
了解到英国是藏羚羊羊绒制品的主要经销国，1998年10月上旬的一天，梁从诫趁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前夕与英国驻华大使高德年见面时谈起了藏羚羊的保护和藏羚绒在英国的非法市场问题。深表同情的高德年大使当即建议，“自然之友”应利用英首相访华机会给他写一封公开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绒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
受到大使的启发，梁从诫以“自然之友”会长身份写了这样一封公开信，附以一组以《藏羚绒贸易真相》为题的反映藏羚羊被大批猎杀的照片，委托大使转交。信中强调：“‘自然之友’正在开展一场救护这种珍贵而稀有的动物的运动。我们正在敦促并支持政府加强对藏羚羊的保护和对盗猎活动的打击。与此同时，我们也吁请全世界珍爱野生动物，关注环境的人们来共同制止藏羚绒及其制品的贸易。我真诚地希望，在这场根除藏羚绒贸易的国际努力中，英国能够站在前列。”
这年10月7日，梁从诫在应邀和布莱尔首相会见时，又当面和他谈了这个问题。布莱尔首相说，他已经看到了信，并询问藏羚羊现存数量和被盗猎情况，表示了关心，当天便给梁从诫写了回信，并表示苏格兰场将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1999年2月，梁从诫上书国家有关部门，呼吁建立青海、西藏、新疆3省区保护藏羚羊联防制度。之后不久，国家林业局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盗猎“可可西里1号行动”，极大震慑了盗猎分子。同年5月，67岁的梁梁从诫和一些媒体记者前往海拔近4000米、空气稀薄的可可西里，亲手在昆仑山口点燃火把，把收缴的的藏羚羊皮付之一炬。返程途中意外发生车祸，梁从诫右肩脱臼、胸部挫伤，险些丧命。但在后来接受采访时，他对此只字未提。后来，他在一篇笔记中写到：“环保行动不是轻柔的田园诗，风险总是有的。为民间绿色活动付点代价，我们无怨无悔。”
随着“自然之友”在社会上的名气越来越大，梁从诫所肩负的重任已经远远超出了环保的范畴：农民工领不到工资的事情让他感到愤慨，从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他说：“凭什么？凭什么不给人家工钱！”虽然觉得不公，但这些问题却又让他束手无策；环境问题得不到解决也让他苦恼……
为文物与环境的保护鼓与呼
提起“梁从诫”这个名字，许多中国人也许并不太熟悉，然而他的祖父和父亲却赫赫有名：祖父梁启超是维新思想家；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则开创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梁从诫曾笑说自己一生都生活在祖辈和父辈的阴影之下，不过，他也从不讳言自己要利用这样特殊的身世背景来推动中国的环保事业的发展。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过：“曾经有人怀疑我，说你做这事就是为了要出风头，说别的名人的后代隔两代都淹没无闻了，说这个梁从诫是挣扎着要从水下浮出水面，最后居然还让他弄出些响动来了，好像我搞环保就是为了要挣扎着冒出水面，弄出些响动来似的……”
北京解放前，梁从诫的父亲和母亲连夜在地图上标出北京的各处文物保护点，使它们避免了战火的重挫；1953年，他的母亲被肺病拖垮了身子，站都站不直，看到北京市大规模拆毁老城墙，直冲到北京市委书记面前，据理力争……
同当年的父亲梁思成一样，梁从诫也曾一直在为北京的旧城保护而奔走。他告诉记者，依照父亲当年所提议案的设想，就是把北京城将近40公里长的城墙全部保护下来，建成“城上公园”。如果这个提议在当年被采纳的话，仅旅游收入一项都是不可估量的。
“20世纪50年代，我父母提议保护北京城的时候，北京城基本格局没有动——我父亲形容它是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人们还在里面居住生活着。那么壮丽的城墙，那么壮丽的城门楼，而且从城墙来讲它有将近800年的历史，是全世界惟一的孤例，他们希望能保存。当时说什么也要拆，我母亲就直接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当面辩论，说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将来你们会后悔的，等到你们后悔的时候，你们再盖就是假古董。现在就是完全应验了她的话，现在北京到处在盖假古董；到我来呼吁的时候，这些主要的东西都已经没了，就是孤零零的一个小院，我真是觉得很悲哀，但是如果连这一点都不再保护，那北京城就真的只剩下一个故宫，一个北海，一个天坛，其他就荡然无存了。”
数千年的北京文明史上，每个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想为自身生存谋取更多的资源，这本无可厚非，但从长远看，自然长久地过度奉献，终究会使其过度衰老、枯萎。对北京生存环境恶化的焦虑，始终围绕着梁从诫。1997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提出《建议首钢停止2160工程并部分逐步迁出北京》的提案，但没有得到采纳。2001年初，作为北京市奥申委生态环境顾问的他重提此事。为此，他给时任北京市长的刘淇写信，“解决首钢对大气和水的污染，还有交通负荷问题的惟一办法，是把首钢有污染的项目全部搬迁出去”。对此，北京市环保局复函表示，首钢“2002年以后要逐步停产污染严重的炼焦、炼铁工序，进一步压缩生产规模，最终要将所有炼钢、炼铁等热加工工序转移出去”。“首钢搬迁、落户曹妃甸”的消息，让北京市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多年的“顽疾”终于有了确定的指望。“地点和现在确定的一模一样，就在曹妃甸，如果早一点决定变迁，这几年首都的环境质量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糟糕。”面对迟到多年的搬迁决定，梁从诫的心情有些复杂。
2005年，圆明园遗址在整修时，被媒体披露使用塑料薄膜铺湖底，破坏了这片珍贵湿地和周边的生态环境。梁从诫及一大批环保志士以“公众”、“民间”的身份，及时向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反映，并终引起高层环境管理部门以及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原国家环境保护局为此召开专题论证会，请来各方专家、学者、官员、公众代表以及媒体，广泛听取大家意见，科学求证，最终制止了“铺膜事件”，成功保住了那片湿地，保护了圆明园地区的生态安全。
梁从诫曾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在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做了《大声疾呼，加强环保》的发言，这是政協首次以环保为主题的大会发言；而且，他在历次政协会上都提出了环保方面的重要提案。
西部大开发是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战略思想、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作为民间环保组织的负责人，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中国人开拓西部，若从张骞出使西域算起，少说也有两千多年了，在取得多方面成就的同时，也遗留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西北沙漠化而缺水，西南石漠化而缺土。这次开发西部，必须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把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他早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又在云南教过书，对西部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有更深的了解，并在保护西部地区生态，遏止那里的盗猎珍贵野生动物和非法砍伐天然林行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作为历史学者，梁从诫十分支持中央开发西部的决策，他认为，西部的开发可以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这样的“巨人”不可能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开发西部无论从经济还是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都有重要意义；作为环保工作者，梁从诫更赞成中央在开发战略中把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放在突出位置。他说，西部的生态环境与深圳、海南和浦东等东部鱼米之乡不同。作为农业、能源和工业原材料的基地，西部已经为东部付出了很多，包括相当的环境代价，开发建设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与此同时，“自然之友”对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停止组织攀登梅里雪山”、“建议设立长江源专项保护基金”、“建议制止北京周口店地区水泥污染”等的一系列建议，有的被采纳，有的部分被吸收。梁从诫的环保义举，赢得广泛认可：“地球奖”、“大熊猫奖”、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使者”、北京奥申委环境顾问、雷蒙.麦格赛赛“公众服务奖”、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2005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2005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等，一个个奖项或荣誉接踵而至。
“低碳生活”主倡者
一次，梁从诫自从发现车厢里两位妇女往地上吐瓜子壳后，明显地坐立不安。瓜子壳越堆越高，他频频扭头张望，嘴角嗫嚅、欲言又止，随行人员发现了这一点，忙劝他：“梁教授，算啦。”梁从诫说：“看到不环保的事情，我就有种干预的冲动。”随行人员见状，就上前劝说那两位妇女，那二人也觉不好意思，便主动清扫起来。梁从诫这才心安。
1999年，他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面对台下的经济巨头，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无非是要到中国来推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消费主义的理念……到时候，中国的成人都在想明年换什么型号的汽车，孩子们都在想吃有多少种香料的冰淇淋，女同胞们都在想用什么品牌的化妆品……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中国人均能耗只有美国的1/14，如果现在中国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平，把全世界的能源供应中国都还不够。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
这时，与会者以异样的眼光看着他。梁从诫提高自己的嗓门，继续自己的演说：“有人说我们是‘世界工厂’，我看我们是‘世界厨房’！用我们的优质原材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自己剩下的只是一些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不仅如此，还要把别人家厨房里的泔水端过来。在沿海，来自发达国家的废旧电子设备一船一船的运来，这些电子垃圾人家避之惟恐不及，我们有些地方却趋之若鹜。那些电子垃圾堆成了山，大批来自农村的青年就爬在山上，暴露在各种有害、有毒物质面前，就为了里面那一点点金属，等到金属捡走了，就留下大批有毒物质来毒害土壤和水源。”此时，会场一片寂静。随后，大家才知他的演讲结束了，紧接着掌声四起。
2001年，在北京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上，他因为河床干涸的缘由，与一位北京市领导争执得面红耳赤。他当面斥责：“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以至于这位官员气得拂袖而去。
在川西一个小县城，他指着前来敬酒的县长，放大嗓门呵斥：“这里的水跟酱油汤一样，你们还好意思喝酒！”“管别人，先要管好自己。”梁从诫以身作则，用点滴行动诠释着什么是言行一致：每次外出吃饭，即便是赶赴香槟酒晚宴，他都随身携带专门为带筷子而配套使用的“筷子袋”。起初，有些餐馆的人们都以为他们是嫌饭馆的筷子不干净，还向梁从诫做过解释：“我们的餐具也都是消过毒的，很干净。” 他拒绝纸巾，只使用一方发黄的白手帕。他家中的洗菜水，收集起来冲马桶；他住的房子，几十年没有装修；出门办事，他能骑自行车就骑自行车……梁从诫的业务爱好是看书，看VCD、CD。由于嫌CD太贵，他每月只买一张。
“自然之友”所有专职工作人员的名片，都是用废纸印的。非打印不可的资料，都打在废纸张的背面。“自然之友”办公室的许多办公用品，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工作人员偶尔聚餐，都实行AA制。在“自然之友”的影响下，周围几家比较大的餐馆也已经用可以循环使用的筷子代替了一次性筷子。 到过“自然之友”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工作人员待客，只倒半杯水，“免得浪费”。即便是梁从诫的生日，工作人员亲手制作的贺卡，也仅是一张小小的签满名字的绿色纸片。
梁从诫的夫人方晶曾讲过这样一件趣事：他到菲律宾领“麦格赛赛奖”，我陪他去国贸买新衣服。路上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买“大礼服”，我一辈子也不会去这种地方。衣服买回来，我们让他穿上走两步看看，结果怎么看怎么别扭——他穿了20多年的老式三接头皮鞋和新衣服太不相配了。我们吵着让他再买双新皮鞋，他笑道：没关系，到时候我把脸上的表情搞得丰富点，让他们只注意我的上半身，不就行了嘛！
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召开后，“低碳”一词开始流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低碳生活”其实离我们很近。在网站“低碳生活部落格”就流行这么一句口号：“今天你减碳了没？”梁从诫就是“低碳生活”理念的主倡者，并积极实践“低碳生活”。所谓低碳生活就是把生活作息时间所耗用的能量要尽量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低碳生活，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是一种生活态度。梁从诫高兴的是，这已渐渐成为人们推进潮流的新方式，许多人开始积极提倡并去实践低碳生活，要注意节电、节气……从这些点滴做起，让生活更加绿色，让地球更加和谐。
永远的“中国公民环保启蒙的先驱”
所有认识梁从诫的人都知道他喜爱动物，甚至连动物本身似乎也读懂了梁从诫对它们的感情。
1999年，梁从诫到青海去考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当地的藏族朋友领着他从一个帐篷边上走过，帐篷门口拴着一只凶猛的藏獒。藏族朋友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到藏獒跟前去，并解释说这种狗对主人无比忠诚且从来不叫，一旦发现陌生人走近，一口咬下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梁从诫一直笑呵呵地听着。可是过了一会，同行的会友发现梁从诫不见了，从帐篷后面绕过来，发现他正坐在藏獒旁边，抚摸着它的脑袋跟它聊天。这位会友回忆：“梁先生是一个长者，给人的感觉很严肃，每当他跟动物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个孩子。”一个年轻的志愿者曾对梁从诫说：“环保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仗，对象就是人类自身。但不能因为打不赢就不打，因为价值就在于打仗过程本身。如果连我们这些人都不打这场仗，就真的是沒有希望了。”梁从诫对此深表赞同 “尽管今天投这个‘资’，未来不一定有结果，但如果不投这个‘资’，那就一定不会有未来的绿色中国。”
这些年来，“自然之友”已经累计发展会员1万余人，其中活跃会员3000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由会员发起创办的NGO也有10多家。“自然之友”从会员制、理事会制度到社会资源合作的模式，制定机构战略规划等都有不少创新，相当于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动机和孵化器。2006年2月，“自然之友”凭活动规模及社会效果、公共决策和社会民众的影响、获取与使用资源的规范性等指标出色而荣获“最具责任感的NGO”称号。
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许，78岁的梁从诫在与疾病抗争数年之后，因病悄然离开了所热爱的这个世界。直到去世，“自然之友”和梁从诫的家人还不忘一切从简。“自然之友”发出的讣告称，“为遵从梁老及其家人的意愿，告别仪式婉拒花圈和花篮，一切从朴、从简。”梁从诫的的夫人方晶说，“他在环保方面一直身体力行，后事也不希望太过铺张。”“自然之友”的这份讣告在告诉亲朋好友告别仪式的地点后，还特别写上一句，“请大家优先考虑公共交通出行”。北京世纪坛医院的灵堂。社会各界上千人士自发赶来，送这位“民间环保的先驱”最后一程。梁从诫遗体安详地躺在告别室的菊花丛中，头前是3盏酥油灯、1瓶清水和1瓶泥土，它们来自青海三江源。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扎西多杰说，“那里的人民忘不了他，忘不了他对环保事业做出的努力”。这位堪称民间环保的领袖人物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却与他热爱的草木山河永久地待在了一起。
可敬的老人走了。但是他生前播下的“绿色种子”，已开始在960万平公里的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