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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结合中国古诗的文体特征，基于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作者与译者的关系、形式结构与思想意义的关系，对现在意义与过去意义的关系进行探讨，分析在翻译过程中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冲突，为中国古诗翻译提供一个可借鉴的理论方向。
关键词：古诗翻译；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冲突与结合
中国古诗是中国极具特殊性的一种写作文体。由于古诗的创作时间年代久远，语言结构及表达习惯与现代白话大相径庭，要在理解原文基础上转换成目的语言，使译文丝丝入扣，句句忠实，引人入胜，对译者来说则是一个挑战，并非轻易之事。当前比较适用于中国古诗的翻译的理论要数功能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前者强调以原文本为主，从文本深层结构出发，而后者强调译文意义既是独立的，但又与原文保持一定的关系。笔者认为，古诗翻译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翻译观之间的一场“博弈”，相互兼顾，互有牺牲，这样才能最大化保证古诗词译文的形神兼备。笔者以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为切入点，对作者与译者的关系、结构形式与思想意义、现在意义与过去意义的四对关系展开论述，阐述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在中国古诗词翻译过程中如何发生冲突后有效结合。
一、理论基础
1.结构主义之于翻译
结构主义主张从源语言表层结构提取核心信息，源语言深层结构转换为与之对应的目的语言的深层结构，最后浓缩目的语深层结构，最终以目的语表层结构的形式出现。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翻译领域提出的思想理论和具体方法颇为严谨，使得翻译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结构主义翻译观认为，译文是原文的准确复制，意义是确定的，意义和结构都应忠实原文，原文作者处于权威的至上位置，强调原作者和译者的主仆关系。另外，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共时性，认为语言过去的意义，包括作者本身写作时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历史因素等没有研究价值，因此结构主义翻译观着重于源语言的字面意义。
2.解构主义之于翻译
解构主义的出现为翻译理论打开了全新的理论维度。解构主义可以说颠覆了结构主义对原文形而上学的“愚忠”。解构主义在翻译领域提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原文和译文之间既互相独立也有联系，译文是原文意义的拆解。与结构主义不同，解构主义否定了原作者的权威地位，确立了译者的主导地位。原文意义能否有效表达，或者表达得如何，则取决于译者，于是译者不再是依附于原文的“仆人”。解构主义颠覆了文本本身的地位，它的意义由译文决定，在翻译和阅读译文时，译者和读者对译文不断解释和理解，才能重现和补充原文有效的信息和意义。诗词翻译是极具文化特殊性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做基础，它是利用特定语言的结构特征联系所在的语言文化背景实现的。诗词自身的语言特征和功能成就了其特殊性，因此译文必须兼顾其特殊性才能达到形神意兼备的翻译效果。
二、中国古诗词翻译中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冲突
笔者以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为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Known will the hills be if fairies dwell，no matter high or low；and charmed will the waters be if dragons hidden，no matter deep or shallow.
斯是陋室，惟物德馨。A humble abode though this is，my virtues make it smell sweet.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Verdant are the stonesteps overgrown with moss，and green seems the screen as the grass seen through it.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I chat and laugh only with great scholars and have no intercourse with the ignorant.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I can play lute and read my sutras.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No unpleasant music to grate on my ears and no red-tape to make me weary and tired.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Just like Zhuge’s residence in Nanyang and Ziyun’s inhabitance in Xishu，
孔子云：“何陋之有？”As Confucius quoth，“How could it be humble？”
1.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关系
结构主义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准确复制，那么译文则是依附于原文的衍生物，译文的形式结构也应与原文对应。然而，中国古诗的突出特征是语言的浓缩与变形，语法方面与现代汉语大相径庭，相较于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古诗经常采取改变词性、颠倒词序、省略句子成分等方式，其目的是建立格律，形成音乐美，给读者留下可还原的结构、艺术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也就是说诗文的诠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比如《陋室铭》当中，“有仙则名”的“名”则是名词作动词用法，意为“出名，著名”，那么翻译这里的时候，参考译文使用的是“Known”，动词过去分词表被动，也可使用形容词“famous”。若用名词“fame” “reputation”则不行，因为英语没有名词动词化的用法。
另外，“无案牍之劳形”中的“劳”在古时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意为“使……劳累”，参考译文使用的是“make me weary and tired”，用的是动词短语，这种译法无法在词性变化上与原文对应。“无丝竹之乱耳”当中的“乱”也是形容词使动用法，意为“使……乱，扰乱”，如果改用名词“disturbance”或者动词“disturb”，只能兼顾其中一种词性，“grate”则保留了动词用法。译者在成为译者之前，首先是个读者，那么对诗文信息如何理解、补充、诠释、翻译，其中也包括检索目的语言，使之能够与原文词性变化特点、颠倒的词序等形成对应表达。如果检索、筛选、确定信息取决于译者，也就是原文的意义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下来，意义是游移的，译者随之占领主导地位，译文重要性在目的语言的地位得以提升。没有译文，则原文即使存在，其意义思想无法得以诠释和传播，译者与译文地位的提升是与解构主义的翻译观不谋而合的。 那么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冲突在中国古诗原文与译文、译者与作者的地位关系上得以清晰呈现。 2.形式结构与思想意义
上文笔者已经提到，中国古诗经常颠倒词序和省略句子成分，那么自然而然，诗文在解读时倾向的是其意义的补充，而不仅仅是形式结构或者音韵之美。《陋室铭》原文采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和反向立意的构思，同时采用对仗押韵、起兴、互文的修辞手法。刘禹锡的创作中使用了大量的骈句，句式结构整齐，读起来抑扬顿挫，其和谐的音韵和紧凑的节奏感留给读者一种朗朗上口的听觉享受。
除了骈句，《陋室铭》中也有散句，比如诗中的“何陋之有”，以散衬骈的句式，给诗文句式以美妙的润色。四言、五言、六言，多种句式的使用错落有致，使得诗文结构不会单一无趣、生硬不畅。诗文开头运用“山”的名和“水”的灵进行类比，以“仙”与“龙”的精髓巧妙地点明主旨，暗示陋室不陋，把古诗语言特征体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翻译时，结构主义认为译文要忠实于原文的形式结构，原文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形式结构是源语言中独有的、无法复制的、极难在目的语中找到一一对应的语言亮点，要将其转换成译文，尽管译者将最大程度保留其特色，但是由于时代久远，必须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文，充分理解其意义后再从诗文思想意义着手翻译成英文，其译文更加接近现代语言表达方式，由此原文的形式结构几乎被瓦解，意义的外延被赋予了更重要的角色，这与解构主义不谋而合。
3.现在意义与过去意义
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共时性，认为语言过去的意义，包括作者写作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历史因素等没有研究价值，因此结构主义翻译观着重停留于源语言的字面意义，追求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强调语言的转换，不带入译者的个人感情色彩。然而中国古诗这种历史悠久的文体，其意义改变的可能性比其他文体更高。随着时代不同和社会的变迁，语言的传播和改变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即使是同一种语言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诗人的创作也会受到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如果不介入诗文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则很有可能错误地读取源语言的信息。谈及起《陋室铭》的创作背景，是刘禹锡为官期间，因参加革新运动、反对强权势力而遭受迫害和贬谪的一段时期，他由原来的监察御史降为无权无势、没能力再与宦臣斗争的小通判。在六个月中，刘禹锡几次被迫易居，居住面积越来越小，最后搬进如斗室之大的陋室。受到权臣的势力压迫，刘禹锡愤愤不平，提笔写下这篇脍炙人口、情趣高雅、为后世所推崇的杰出作品《陋室铭》。若要翻译此篇诗文，必须要兼顾刘禹锡的创作初衷和感受。
另外，随着时代变迁，有些词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翻译古诗不能用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去理解古诗文。例如，原文的“无丝竹之乱耳”，其中“丝竹”古义指的是琴瑟箫笛等管弦乐器，这里指奏乐的声音。而“丝竹”现今意义已经发生改变，意为丝绸和竹子。那么，译者在翻译成英文时就不能直接照搬现代人的理解，将其直接翻译成“silk and bamboo”，而应提炼总结其意义，译为“unpleasant music”。
再如，“可以调素琴，阅金经”一句，考虑到作者刘禹锡所处的时代——唐代，《金刚经》流传甚广，“金经”才能被理解为用金泥做成的经文，或《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略称），这里则泛指佛经，翻译为“sutras”或者“Buddhist Scriptures”。如果不考虑作者所处时代的情况，那么“金经”的准确意义就不容易把握。结构主义翻译观及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冲突在中国古诗的翻译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结构主义认为，翻译中国古诗时作者与原文在翻译中的首要地位被颠覆，译者和译文的地位随之上升。结构主义重视忠实原文的形式结构，原文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古诗具有时代意义和特征，如果抛却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那么对诗文的理解将会产生偏差，对诗人创作时的内心感受也把握不够准确，因此中国古诗的翻译应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翻译观发生激烈碰撞的火花，其冲突体现得尤为明显。
关键词：古诗翻译；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冲突与结合
中国古诗是中国极具特殊性的一种写作文体。由于古诗的创作时间年代久远，语言结构及表达习惯与现代白话大相径庭，要在理解原文基础上转换成目的语言，使译文丝丝入扣，句句忠实，引人入胜，对译者来说则是一个挑战，并非轻易之事。当前比较适用于中国古诗的翻译的理论要数功能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前者强调以原文本为主，从文本深层结构出发，而后者强调译文意义既是独立的，但又与原文保持一定的关系。笔者认为，古诗翻译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翻译观之间的一场“博弈”，相互兼顾，互有牺牲，这样才能最大化保证古诗词译文的形神兼备。笔者以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为切入点，对作者与译者的关系、结构形式与思想意义、现在意义与过去意义的四对关系展开论述，阐述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在中国古诗词翻译过程中如何发生冲突后有效结合。
一、理论基础
1.结构主义之于翻译
结构主义主张从源语言表层结构提取核心信息，源语言深层结构转换为与之对应的目的语言的深层结构，最后浓缩目的语深层结构，最终以目的语表层结构的形式出现。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翻译领域提出的思想理论和具体方法颇为严谨，使得翻译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结构主义翻译观认为，译文是原文的准确复制，意义是确定的，意义和结构都应忠实原文，原文作者处于权威的至上位置，强调原作者和译者的主仆关系。另外，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共时性，认为语言过去的意义，包括作者本身写作时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历史因素等没有研究价值，因此结构主义翻译观着重于源语言的字面意义。
2.解构主义之于翻译
解构主义的出现为翻译理论打开了全新的理论维度。解构主义可以说颠覆了结构主义对原文形而上学的“愚忠”。解构主义在翻译领域提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原文和译文之间既互相独立也有联系，译文是原文意义的拆解。与结构主义不同，解构主义否定了原作者的权威地位，确立了译者的主导地位。原文意义能否有效表达，或者表达得如何，则取决于译者，于是译者不再是依附于原文的“仆人”。解构主义颠覆了文本本身的地位，它的意义由译文决定，在翻译和阅读译文时，译者和读者对译文不断解释和理解，才能重现和补充原文有效的信息和意义。诗词翻译是极具文化特殊性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做基础，它是利用特定语言的结构特征联系所在的语言文化背景实现的。诗词自身的语言特征和功能成就了其特殊性，因此译文必须兼顾其特殊性才能达到形神意兼备的翻译效果。
二、中国古诗词翻译中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冲突
笔者以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为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Known will the hills be if fairies dwell，no matter high or low；and charmed will the waters be if dragons hidden，no matter deep or shallow.
斯是陋室，惟物德馨。A humble abode though this is，my virtues make it smell sweet.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Verdant are the stonesteps overgrown with moss，and green seems the screen as the grass seen through it.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I chat and laugh only with great scholars and have no intercourse with the ignorant.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I can play lute and read my sutras.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No unpleasant music to grate on my ears and no red-tape to make me weary and tired.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Just like Zhuge’s residence in Nanyang and Ziyun’s inhabitance in Xishu，
孔子云：“何陋之有？”As Confucius quoth，“How could it be humble？”
1.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关系
结构主义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准确复制，那么译文则是依附于原文的衍生物，译文的形式结构也应与原文对应。然而，中国古诗的突出特征是语言的浓缩与变形，语法方面与现代汉语大相径庭，相较于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古诗经常采取改变词性、颠倒词序、省略句子成分等方式，其目的是建立格律，形成音乐美，给读者留下可还原的结构、艺术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也就是说诗文的诠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比如《陋室铭》当中，“有仙则名”的“名”则是名词作动词用法，意为“出名，著名”，那么翻译这里的时候，参考译文使用的是“Known”，动词过去分词表被动，也可使用形容词“famous”。若用名词“fame” “reputation”则不行，因为英语没有名词动词化的用法。
另外，“无案牍之劳形”中的“劳”在古时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意为“使……劳累”，参考译文使用的是“make me weary and tired”，用的是动词短语，这种译法无法在词性变化上与原文对应。“无丝竹之乱耳”当中的“乱”也是形容词使动用法，意为“使……乱，扰乱”，如果改用名词“disturbance”或者动词“disturb”，只能兼顾其中一种词性，“grate”则保留了动词用法。译者在成为译者之前，首先是个读者，那么对诗文信息如何理解、补充、诠释、翻译，其中也包括检索目的语言，使之能够与原文词性变化特点、颠倒的词序等形成对应表达。如果检索、筛选、确定信息取决于译者，也就是原文的意义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下来，意义是游移的，译者随之占领主导地位，译文重要性在目的语言的地位得以提升。没有译文，则原文即使存在，其意义思想无法得以诠释和传播，译者与译文地位的提升是与解构主义的翻译观不谋而合的。 那么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冲突在中国古诗原文与译文、译者与作者的地位关系上得以清晰呈现。 2.形式结构与思想意义
上文笔者已经提到，中国古诗经常颠倒词序和省略句子成分，那么自然而然，诗文在解读时倾向的是其意义的补充，而不仅仅是形式结构或者音韵之美。《陋室铭》原文采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和反向立意的构思，同时采用对仗押韵、起兴、互文的修辞手法。刘禹锡的创作中使用了大量的骈句，句式结构整齐，读起来抑扬顿挫，其和谐的音韵和紧凑的节奏感留给读者一种朗朗上口的听觉享受。
除了骈句，《陋室铭》中也有散句，比如诗中的“何陋之有”，以散衬骈的句式，给诗文句式以美妙的润色。四言、五言、六言，多种句式的使用错落有致，使得诗文结构不会单一无趣、生硬不畅。诗文开头运用“山”的名和“水”的灵进行类比，以“仙”与“龙”的精髓巧妙地点明主旨，暗示陋室不陋，把古诗语言特征体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翻译时，结构主义认为译文要忠实于原文的形式结构，原文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形式结构是源语言中独有的、无法复制的、极难在目的语中找到一一对应的语言亮点，要将其转换成译文，尽管译者将最大程度保留其特色，但是由于时代久远，必须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文，充分理解其意义后再从诗文思想意义着手翻译成英文，其译文更加接近现代语言表达方式，由此原文的形式结构几乎被瓦解，意义的外延被赋予了更重要的角色，这与解构主义不谋而合。
3.现在意义与过去意义
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共时性，认为语言过去的意义，包括作者写作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历史因素等没有研究价值，因此结构主义翻译观着重停留于源语言的字面意义，追求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强调语言的转换，不带入译者的个人感情色彩。然而中国古诗这种历史悠久的文体，其意义改变的可能性比其他文体更高。随着时代不同和社会的变迁，语言的传播和改变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即使是同一种语言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诗人的创作也会受到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如果不介入诗文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则很有可能错误地读取源语言的信息。谈及起《陋室铭》的创作背景，是刘禹锡为官期间，因参加革新运动、反对强权势力而遭受迫害和贬谪的一段时期，他由原来的监察御史降为无权无势、没能力再与宦臣斗争的小通判。在六个月中，刘禹锡几次被迫易居，居住面积越来越小，最后搬进如斗室之大的陋室。受到权臣的势力压迫，刘禹锡愤愤不平，提笔写下这篇脍炙人口、情趣高雅、为后世所推崇的杰出作品《陋室铭》。若要翻译此篇诗文，必须要兼顾刘禹锡的创作初衷和感受。
另外，随着时代变迁，有些词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翻译古诗不能用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去理解古诗文。例如，原文的“无丝竹之乱耳”，其中“丝竹”古义指的是琴瑟箫笛等管弦乐器，这里指奏乐的声音。而“丝竹”现今意义已经发生改变，意为丝绸和竹子。那么，译者在翻译成英文时就不能直接照搬现代人的理解，将其直接翻译成“silk and bamboo”，而应提炼总结其意义，译为“unpleasant music”。
再如，“可以调素琴，阅金经”一句，考虑到作者刘禹锡所处的时代——唐代，《金刚经》流传甚广，“金经”才能被理解为用金泥做成的经文，或《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略称），这里则泛指佛经，翻译为“sutras”或者“Buddhist Scriptures”。如果不考虑作者所处时代的情况，那么“金经”的准确意义就不容易把握。结构主义翻译观及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冲突在中国古诗的翻译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结构主义认为，翻译中国古诗时作者与原文在翻译中的首要地位被颠覆，译者和译文的地位随之上升。结构主义重视忠实原文的形式结构，原文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古诗具有时代意义和特征，如果抛却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那么对诗文的理解将会产生偏差，对诗人创作时的内心感受也把握不够准确，因此中国古诗的翻译应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翻译观发生激烈碰撞的火花，其冲突体现得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