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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壮汉身着长袍，头戴斗笠，右手握住木杖，左手捋衣，风尘仆仆向前疾行。这是“海上画派”代表作家任伯年（一八四0至一八九六）笔下的范湖居士形象。范湖居士为浙江秀水人周闲（一八二0至一八七五）。他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范湖草堂遗稿》行世，擅长画花鸟。这件被定名为《范湖居士四十八岁小像》（图见本期封三）的作品创作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画像上并无任伯年本款和钤印。在画像完成的次年，吴俊在画幅右上侧题跋云：“范湖居士四十八岁小象，同治六年秋日萧山任颐画。越一年江阳吴俊题识”，钤白文方印“暨阳吴俊”和朱文方印“冠英”。据此可知画像作者为任颐（伯年）。吴俊（一八0一至一八六0），字子重，号冠英、南桥，暨阳（江苏江阴）人，擅诗文书画篆刻。在画幅左上侧，则有周闲本人题写的画像自赞：“脱轩冕兮隐伦，游方之外兮独善吾身。貌则癯兮文章有神，博览群书兮雄视千春，为小人之所嫉兮而为君子之所亲，若天人兮古畴与伦。居士自赞”，钤白文方印“臣闲长寿”和朱文方印“庚辰癸未戊子甲寅”。有意义的是，《晚清四部丛刊》第二编刊有周氏的《范湖草堂遗稿》，在卷二中有周氏《同治丁卯年四十八岁小像自赞》，文字与画中题跋相类，惟遗稿中“独善吾身”误为“独善其身”，画幅中吴俊题为“小象”，而遗稿则为“小像”。画幅与遗稿互为参证，可补遗稿校订之不足。
在画幅右侧居中，尚有刘履芬题跋云：“相逢燕市庆弹冠，吴会重联握手欢。此日烟云同变幻，人言风貌剧清寒。冥鸿身世文徙尔，屠狗功名梦倦阑。各有生涯待商略，君方扶杖我持竿。范湖居士印可，刘履芬”，钤白文方印“刘履芬印”。刘履芬（一八二七至一八七九），字彦清，号泖生、沤梦，浙江江山人，长期寓居苏州，工诗词文赋，著有《古红梅阁遗集》《沤梦词》，富藏古籍善本，编著有《古红梅阁书目》。刘履芬一生正直不阿，曾官嘉定知县，因为民雪冤，与两江总督沈葆桢（一八二0至一八七九）不合，而周闲亦曾官江苏新阳令（今昆山）、候补知州同知，在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也因与上司龃龉，去职归隐。两人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因而刘履芬有“各有生涯待商略，君方扶杖我持竿”之谓。
周闲《村居秋爽图》，纸本设色，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范湖草堂遗稿》刊有金猷琛于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为周闲撰写的传记，言及“先生貌清癯，飘然欲仙。萧山任君伯年图其象，令子同倩谱弟曾嘱琛题咏”，这一记载与现在所见任伯年所绘范湖居士小像是吻合的，但唯独金猷琛应周闲之子周同倩之约所作的题咏在画幅中却不可见，或者彼时并未直接题写在画幅，而是另纸所题或抄录于金猷琛诗集中，俟考。金猷琛生平不详，据其所写周闲传记落款所知，其与周闲同里，且为周闲侄辈。他在传记中称周闲著有《兵原》十六卷、《日食表》六卷、《读书禊识》八卷、《诗》六卷、《词》八卷、《古文骈体》四卷，可惜大多毁于兵燹，仅存《范湖草堂遗稿》中的文一卷、诗二卷和词三卷。金传又谓周闲“肆力于诗、古文、词、书法，兼及丹青。所作花鸟，皆超逸有致，仿佛白阳，人得尺幅，珍若拱璧”，“白阳”即晚明花鸟画家陈淳（一四八三至一五四四），名道复，号白阳，擅写意花鸟，与徐渭并称“青藤白阳”。周闲行世的画作，大多为小写意设色花卉，赋色鲜艳，雅俗共赏，乃为晚清时期由文入画向世俗画转型的代表性风格，如《村居秋爽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百花图卷》（天津博物馆藏）、《花卉册》（上海博物馆藏）等均属此类，“海上画派”的吴昌硕（一八四四至一九二七）及岭南地区的居廉（一八二八至一九0四）等人均受其影响。
任颐《沙馥三十九岁小像》，纸本设色，128.6厘米×32.3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任伯年为周闲画像之时年方二十有八。该画像是现在所见任伯年传世肖像画中最早者。与此画同时的任伯年另一件作品为《摹陈老莲人物》（中国美术馆藏），其风格完全源自晚明陈洪绶（一五九九至一六五二）变形夸张的人物画技法。而《范湖居士四十八岁小像》也正是任伯年艺术起步之时，其画中人物线条亦取法自陈洪绶，其行云流水般的线条及具有装饰性的造型正是对陈洪绶画风的一脉相承。画中，周闲微微翘起的嘴唇与目光如炬的眼神可谓神来之笔。周闲步履矫健，笑傲江湖的形象正是其落拓不羁的真实反映。在任伯年作于次年的《为任阜长写真》（中国美术馆藏）、《沙馥三十九岁小像》（南京博物院藏）、《横云山民行乞图》（中国美术学院藏）和《榴生像》（南京博物院藏）中，其风格均与周闲画像大致相近。作为一个以鬻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任伯年为包括周闲在内的当时诸多名家绘写真像，既是其艺术商业的需要，又在一定程度借助周闲等名家之力，为其画艺揄扬，因而在任伯年早期绘画的传播方面，周闲等人的画像确乎是有助推之功的。
任颐《花卉小品》，绢本设色，27.5厘米×34.5厘米，江苏常熟博物馆藏
值得一提的是，任伯年在同治七年（一八六八）七月还为周闲画了《花卉小品图册》（江苏常熟博物馆藏）十二开，以没骨法写设色花卉，计有芙蓉、山茶花、紫藤、荷花、菊花、水仙、桃花等，赋色鲜艳，工整秀逸，与周闲的花鸟画风有相近之处，也很有清初“常州画派”创始人恽寿平（一六三三至一六九0）的風致。任伯年在画上题识曰：“同治七年七月为存翁老伯临张孟皋十二帧求教，任颐”，钤白文方印“颐印”。“存翁老伯”即周闲，“张孟皋”为比任伯年略早的花鸟画家，本为北京人，道光时期在杭州做典史，兼擅绘事，所作花卉，深得海派画家赵之谦、吴昌硕激赏，其画风所及，对沪浙地区影响甚巨，任伯年和赵之谦、吴昌硕等人都曾临仿过他的作品。此画册任伯年虽自称为“临”，实则已融汇己意，与范湖居士小像一样，乃其经意之作。
在画幅右侧居中，尚有刘履芬题跋云：“相逢燕市庆弹冠，吴会重联握手欢。此日烟云同变幻，人言风貌剧清寒。冥鸿身世文徙尔，屠狗功名梦倦阑。各有生涯待商略，君方扶杖我持竿。范湖居士印可，刘履芬”，钤白文方印“刘履芬印”。刘履芬（一八二七至一八七九），字彦清，号泖生、沤梦，浙江江山人，长期寓居苏州，工诗词文赋，著有《古红梅阁遗集》《沤梦词》，富藏古籍善本，编著有《古红梅阁书目》。刘履芬一生正直不阿，曾官嘉定知县，因为民雪冤，与两江总督沈葆桢（一八二0至一八七九）不合，而周闲亦曾官江苏新阳令（今昆山）、候补知州同知，在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也因与上司龃龉，去职归隐。两人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因而刘履芬有“各有生涯待商略，君方扶杖我持竿”之谓。
周闲《村居秋爽图》，纸本设色，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范湖草堂遗稿》刊有金猷琛于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为周闲撰写的传记，言及“先生貌清癯，飘然欲仙。萧山任君伯年图其象，令子同倩谱弟曾嘱琛题咏”，这一记载与现在所见任伯年所绘范湖居士小像是吻合的，但唯独金猷琛应周闲之子周同倩之约所作的题咏在画幅中却不可见，或者彼时并未直接题写在画幅，而是另纸所题或抄录于金猷琛诗集中，俟考。金猷琛生平不详，据其所写周闲传记落款所知，其与周闲同里，且为周闲侄辈。他在传记中称周闲著有《兵原》十六卷、《日食表》六卷、《读书禊识》八卷、《诗》六卷、《词》八卷、《古文骈体》四卷，可惜大多毁于兵燹，仅存《范湖草堂遗稿》中的文一卷、诗二卷和词三卷。金传又谓周闲“肆力于诗、古文、词、书法，兼及丹青。所作花鸟，皆超逸有致，仿佛白阳，人得尺幅，珍若拱璧”，“白阳”即晚明花鸟画家陈淳（一四八三至一五四四），名道复，号白阳，擅写意花鸟，与徐渭并称“青藤白阳”。周闲行世的画作，大多为小写意设色花卉，赋色鲜艳，雅俗共赏，乃为晚清时期由文入画向世俗画转型的代表性风格，如《村居秋爽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百花图卷》（天津博物馆藏）、《花卉册》（上海博物馆藏）等均属此类，“海上画派”的吴昌硕（一八四四至一九二七）及岭南地区的居廉（一八二八至一九0四）等人均受其影响。
任颐《沙馥三十九岁小像》，纸本设色，128.6厘米×32.3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任伯年为周闲画像之时年方二十有八。该画像是现在所见任伯年传世肖像画中最早者。与此画同时的任伯年另一件作品为《摹陈老莲人物》（中国美术馆藏），其风格完全源自晚明陈洪绶（一五九九至一六五二）变形夸张的人物画技法。而《范湖居士四十八岁小像》也正是任伯年艺术起步之时，其画中人物线条亦取法自陈洪绶，其行云流水般的线条及具有装饰性的造型正是对陈洪绶画风的一脉相承。画中，周闲微微翘起的嘴唇与目光如炬的眼神可谓神来之笔。周闲步履矫健，笑傲江湖的形象正是其落拓不羁的真实反映。在任伯年作于次年的《为任阜长写真》（中国美术馆藏）、《沙馥三十九岁小像》（南京博物院藏）、《横云山民行乞图》（中国美术学院藏）和《榴生像》（南京博物院藏）中，其风格均与周闲画像大致相近。作为一个以鬻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任伯年为包括周闲在内的当时诸多名家绘写真像，既是其艺术商业的需要，又在一定程度借助周闲等名家之力，为其画艺揄扬，因而在任伯年早期绘画的传播方面，周闲等人的画像确乎是有助推之功的。
任颐《花卉小品》，绢本设色，27.5厘米×34.5厘米，江苏常熟博物馆藏
值得一提的是，任伯年在同治七年（一八六八）七月还为周闲画了《花卉小品图册》（江苏常熟博物馆藏）十二开，以没骨法写设色花卉，计有芙蓉、山茶花、紫藤、荷花、菊花、水仙、桃花等，赋色鲜艳，工整秀逸，与周闲的花鸟画风有相近之处，也很有清初“常州画派”创始人恽寿平（一六三三至一六九0）的風致。任伯年在画上题识曰：“同治七年七月为存翁老伯临张孟皋十二帧求教，任颐”，钤白文方印“颐印”。“存翁老伯”即周闲，“张孟皋”为比任伯年略早的花鸟画家，本为北京人，道光时期在杭州做典史，兼擅绘事，所作花卉，深得海派画家赵之谦、吴昌硕激赏，其画风所及，对沪浙地区影响甚巨，任伯年和赵之谦、吴昌硕等人都曾临仿过他的作品。此画册任伯年虽自称为“临”，实则已融汇己意，与范湖居士小像一样，乃其经意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