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在北京站的人群中遇到了一个姓赵的战友。他是我一个连却不一个班的，他和我一样都属于不爱说话的人，所以我们当兵期间的交流不多——电视剧里的士兵一到休息时间总是打打闹闹的，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休息时间有休息时间的事要干，实在没有事情，到别的连串串老乡才是最不错的选择。
　　我请他在北京站东面的小胡同里简单吃了顿饭。他告诉我他在老家做服装生意，来北京是来上货的。他似乎没有太多想说自己生意的意思，于是我们就谈连队，但居然还是谈不出来什么。他记忆的东西和我记忆的东西基本没有重叠。也许他和我一样认为：没有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他还是那么不善言谈。饭吃得匆匆忙忙，我们交换了一个手机号，就告辞了，至今没有再遇见过。但是开头的四五年，他年年都给我发短信。头两年还都是很朴实的拜年话，并署上自己的名字。我都回了。后来，拜年话开始文采飞扬，而且也不署名了，我一看，就知道是群发短信，甚至能肯定那短信是转发别人发给他的。于是就不再回复他。他似乎还很敏感，我也就是两次（两年）不回复他，他就失去了联系。有一次，一个人喝多了酒，特别想給一个不常联系、或者说很可能永不会再见面的人打个电话瞎侃一通，想起了他，但拨过去，却已经是空号了。
　　那一年，我也正式离开了部队，没事就和父亲在一起唠叨，有一回我就唠到了这个战友，意思是朋友就得常联系，因为一不小心，就会丢掉一个。父亲随口说，丢了就丢了吧，也不过就是个泛泛之交。我对父亲说，哪有那么多的生死之交。父亲没有吱声。然后我又抱怨，说这个人老是给我群发短信，所以我才不愿意理他的。父亲似乎在揣摩我想说什么意思，也许只是为了打击刚才我对他的反驳，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最后说：“群发短信不要花一毛钱呀？你跟人家的交情值那一毛钱吗？”
　　那年除夕晚上，陪父母看春节晚会，主持人向全军和武警部队指战员拜年。我叹息一声说：“没我的份了，刚脱军装，这帮人就不给我拜年了。”父亲瞅瞅我说：“群发短信这会儿也是好了？他也就那么一说，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这么多年来，很多人越来越反感群发短信，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够真诚，我却没有那么计较了，而且越来越不计较了。朋友们大多人到中年，特别过年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事要忙，能抽出时间来群发一下短信，也算有情有义了。不说别的，至少也耽误人家一圈麻将吧。这些年，手机也换了三四个了，每次换手机我都没有把那帮战友的空号删了，一是怕忘了他们的姓名，二是提醒自己：人家能给你一个群发的短信，至少手机里还有你。
　　最近又换手机了，他的空号依然在。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