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参加活动，提前20分钟到场，经过小门去休息室，罗伯特·索耶一眼瞥见礼堂里几乎坐满了人，遂掏出手机晃回去，在小门外偷偷为那些年轻的粉丝们拍了张照片，这才满意地回到了休息室。
　　这是索耶第二次来中国。在加拿大，这位灰胡子的大个子是“科幻教父”， 2007年，他曾在成都接受“银河奖”最受欢迎外国作者奖。

“科幻讲的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个勤奋的科幻作家。二十多年来，他以每年一本的速度推出新小说。这些小说内容包罗万象，除了外星人和人工智能，也有中年危机、青少年教育，主要的特点是发生在较近的未来，而非遥远的未来。即使在惟一一个几乎没有人类出现的故事《恐龙文明三部曲》中，他也在讨论人类的现实问题——环境压力下的生育控制。
　　因为这些小說，他拿过星云奖和雨果奖，还曾被星云奖提名两次，被雨果奖提名10次。所有的提名中，最常被提及的一次是在2001年，他的小说《计算中的上帝》与J·K·罗琳的《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竞争当年的雨果奖，最终哈利·波特赢了。在上海的讲座上，有人问他：你生气吗？他说：生气了，因为“哈利·波特压根不是科幻小说，而雨果奖，从传统上是颁给科幻小说的奖项”。
　　作为一个以写科幻为生的人，索耶毫不讳言科幻的由盛转衰——“这有很多原因”。他总结出了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节点是冷战结束。冷战时，大家痴迷于用科幻来预测大国间的战争，导致各国都很重视科幻，那是一个科幻的黄金时代。冷战后，科幻又回归到文学形式的一种，归于平寂；另一个节点是“9·11”，恐怖袭击后，人们更渴望看到那种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那也许是奇幻的所长，却非科幻所长，干脆利落的正邪交战和天上掉下来的神器从来就不是科幻的所长。
　　曾在2007年科幻大会上做过翻译的Denovo总结科幻的特点，她说，“主要是逻辑性，合理的、自洽的、符合逻辑的故事。”Denovo是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的译者，那本由加拿大人威廉·吉布森所著的科幻小说出版于1980年代，书中描述了一个电脑屏幕之中的“真实的空间”。这个空间人们看不到，但知道它就在那儿，那里不仅包含人的思想，也包括人类制造的各种系统——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系统等等……很多年后，这本小说催生了一部名叫《黑客帝国》的电影。
　　远在我们拥有信息高速路之前，吉布森就开创了科幻小说的“赛博朋克”时代，描绘了一个网络世界——“它是一种真实的活动的领域，几乎像一幅风景画……”
　　那一天，有人问索耶：科幻与奇幻有什么区别？
　　他简洁而迅速地回答：科幻讲的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奇幻是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事情。科幻小说所关心的其实不仅是科学的变化，还有社会的变化，它所关心的其实是人类在未来生活中的状态。
　　那么，是先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再有科技发展吗？索耶的答案是否定的。“科技的发展可能是快的”，然而，人们能准确预测科技的发展，对社会文明的发展却可能无能为力。
　　他举了个例子，在他最喜欢的拍摄于1968年的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所有科技细节：可视电话，平板电脑，甚至语音识别，即使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强烈的未来感，然而，电影中的缺憾仍然显而易见——“太空飞船上，所有的主要角色都是男性白人，出现的女性只有空姐，没有女宇航员，更没有任何有色人种的太空人……”50年前，我们可以想象到太空基地的细节，但在种族隔离严重、黑人和白人几乎不能在一张餐桌上就餐的时代，一个黑人总统是远超我们想象的。

科幻是不该有禁忌的

　　到目前为止，在写过的22个长篇中，索耶说，“最喜欢的一本是《人性分解》。”在这本写成于1998年的书中，他写到了自己最熟悉的罗巴斯图书馆、多伦多大学、大学旁边的圣乔治街，以及大学附近那座科幻小说书店：巴卡书店。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索耶在巴卡书店打工，他看到，老店员们从卖不出去的科幻书身上撕掉封皮，退回出版社——对那些滞销书，退书时出版社只需要封皮证明——那些残缺的书是立志成为科幻作家的索耶心中永远的噩梦。
　　科幻作家大概是这个世界上的作家中最理性的一群。对那位号称“以一己之力把中国科幻提升到世界水平”的刘慈欣，一位记者写道：第一次投稿前，他阅读了市面上可见的几乎所有科幻类中文出版物，把这些小说的题材总结成6类，然后根据不同题材分别写了5篇小说，为了顺利发表，又对投稿杂志的风格略作分析，稍作迎合调整后分别投稿到了两拨不同的编辑处，以免因编辑的主观喜好影响了客观效果……
　　索耶同样理性，他可以脱口说出，“我在美加的读者分布在各个年龄阶段，有各种职业，而且，大约男女各半。”这种理性在他青年时期就表现出来了。小时候的索耶热爱恐龙，愿望是成为一个“研究有脊椎动物的古生物学家”。高中三年级，索耶对自己成为古生物学家的可能性做了评估，失望地发现：“当时全世界大约只有24位恐龙专家，而在加拿大，这样的人只有3个……而且3人都很年轻，并没有要因为我的出场而退休的迹象。”索耶放弃了自己的愿望，改投广播电视系。
　　“对这个选择有过后悔吗？”
　　索耶说：“后来，我认识了一位科学家，他小时候一直梦想成为科幻作家，后来阴差阳错，成了一位全球知名的恐龙专家。”这位科学家是菲利普·居里，他指导过80年代的中加恐龙合作研究项目，还是《侏罗纪公园》中古生物学家阿兰·格兰特博士的原型。
　　“如果有另一个世界，也许我跟菲利普会换个个儿”——回忆这个“最好的科学家朋友”，吸着罐装可乐、皱着眉头坐在没有无烟区划分的咖啡馆里，忍受着远处桌上两位吸烟女青年处飘来的烟圈，索耶冒出了这句话。 　　大学毕业碰上经济危机，索耶的第一份工作是留在学校替老师给新生们讲电视节目制作。收入不够，他开始为报纸、杂志、广播写些非虚拟的报道，他说：“一般而言，非虚构写作优于虚构写作，尤其在你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最初，我用了10年的时间进行非虚构写作，但我很清楚，我的梦想是写科幻。”
　　1985年，作为记者，索耶去采访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阿西莫夫对当时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表现出强烈的质疑，这位科幻界的传奇大师表达了自己的反战态度，他说：科幻故事往往与战争和武器分不开，但那并不是因为科幻作家喜欢战争，只是因为，“不完美的结局比完美的结局更有戏剧性，磨难和悬念更容易产生戏剧性。”而到了索耶这一代，战争，尤其大规模的战争甚至已经不再是科幻小说的普遍主题，他说：“战争和冲突是最容易吸引人的方法，然而，写和平时期人们的生活需要更多的智慧。”
　　1990年开始，索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金羊毛》。豆瓣的一篇书评中，一位读者对这本书总结道：那是个混乱的故事，有人工智能（AI），也有外星殖民，有人类对未来的所有憧憬，然后把它们打破——“金羊毛”一词出自于希腊神话，作为世代君王都想得到的珍惜宝物，它象征着财富、冒险、理想和对幸福的追求。书中，索耶将金羊毛比作希冀和憧憬，人类的未来寄托在AI身上，而机器人三定律正在出现漏洞。
　　一位中国的科幻作家曾评价中国的科幻小说为“一块浸透着政治味的海绵”。《金羊毛》出版很多年后，索耶在为自己写的一个小传中介绍了他写《金羊毛》的背景，“我总觉得我在寫的是一些重要的话题，比如《金羊毛》。”1989年，美国总统里根正在推行一个“星球大战”计划，计划中有一个计算机控制的导弹防御系统——在一定意义上，那就是索耶故事中AI的原型。
　　1995年，他的一本《终极实验》遭到了经常合作的出版社编辑的拒绝，除非删掉书中关于灵魂和堕胎的部分，才能出版。之后，根据一个朋友的建议，索耶把手稿寄给了5家出版社，其中的一家决定不需改动，出版这本小说。那个被第一个编辑认为可能会触怒宗教界人士的故事拿到了当年的星云奖。14年后，拒绝过那本书的出版社向索耶申请再版《终极实验》。“科幻是不该有禁忌的。”索耶说。
　　问他，“《终极实验》的开头，你提到医生在进行器官移植前，会为已确认脑死亡的尸体进行麻醉。这是有依据的吗？”
　　他说，当然。“我会在每次写作前做一些相关的调研。1991年我在新闻上看到了，一群英国外科医生提议我们不该再从死亡患者身上进行器官移植了，因为当时尚无确定证据证明这个人的死亡。”然后他谈到了昨天刚读到的一张中国报纸，上面的消息说，中国政府中止了使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器官移植。“从伦理学上讲，这是很大的进步。然而，另一方面，器官的来源确实是个难题，有很多人，为了活下去，在苦苦等待一个器官……”
　　我们谈到了宗教信仰。他说：“科学是关于那些能证明、可测量，而且可重复的东西，而信仰不需要这些，它们是关于那些被定义为正确的东西。我不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我是无神论者。”
　　然而，这个无神论者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一本科幻小说《计算中的上帝》里，整个宇宙存在一个上帝，上帝是个程序员。那故事里有“智慧设计论”的影子，在维基百科上，这个理论被描述为：“宇宙和生物的某些特性用智能原因可以更好地解释，而非来自无方向的自然选择。”简而言之，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超自然的设计者，那也许不是主宰我们每个人命运的上帝，而是主宰整个宇宙命运的超自然。
　　“你赞成‘智慧设计论’吗？”
　　“那是个很趣的主意，没有证据能证明，也没有证据来推翻它，但它有意思，我就用到了科幻中——科幻喜欢这种有趣的想法，即使没有证据。”他说：一切有待于这能否经得起质疑和调查。
　　这位把“设计者”作为自己小说元素的科幻作家最喜欢的科学家是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的作者，一位强烈反对智慧设计论的进化学家。道金斯应该没有读过他的《计算中的上帝》，他却听过道金斯的讲座，“我当时去牛津，第二天晚上，有个道金斯的讲座，很多反对者跟他公开辩论关于‘智慧设计论’，那很有意思……”

科幻写的是未来，也是目前以及过去的一种延伸

　　对谈在新天地附近的一个酒吧进行，那几天天特别蓝，云特别白，这位加拿大人望着窗外的蓝天说：2007年我去北京、成都，都没有这么蓝的天，中国在治理环境方面应该做得不错吧。另一个他提出来称赞的地方是公共场所的禁烟，他的一个弟弟死于肺癌，在《计算中的上帝》里，男主角也曾身患肺癌，而科技先进的外星人虽然可以进行长距超光速飞行，却对癌症无能为力。
　　为什么在一个加拿大人最好的科幻故事里，与外星人接触后，只是“奇妙、深切和真实的感受”，“我们却并不孤独”，而在中国最好的科幻故事里，“宇宙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手，小心翼翼潜行于林间，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开枪消灭之？”
　　“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国是东方国家，我是西方人。一百多年前，中国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里的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而在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大部分人来自世界各地，几乎所有人的祖先都不是加拿大人。科幻虽然写的是未来，事实上也只不过是目前以及过去的一种延伸。从这个意义上，可能我写的是加拿大在24世纪会发生的事情，中国科幻作家写的是24世纪在中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在书写关于我们文化的故事。”
　　“我可以给你另一个例子，作为一个加拿大科幻作家，因为主要的科幻出版社都在美国，所以我们经常要跟美国编辑争辩故事结尾的处理。至今，美国人仍然倾向于认为，这世界上有一种超级力量，他们将永远是胜利者，即使在很多事情上，美国经常并不是那个赢家。而加拿大作为一个不是那么有力的国家，在过去的两代人中，我们从没有拥有过那种改变世界的力量，我们的文化以妥协为主……当你去看一个美国科幻作家的作品，结局通常是个完美的大结局，而一个加拿大作家的作品，结尾则可能是悲伤的、不那么确定的。科幻里的一切都是关于作者所生活的那个地方的意识，在美国，这个意识也许是‘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而在加拿大，这个意识就是‘和平、秩序和好的政府’。”
　　索耶的下一本书会是关于人们的意识——大部分人其实对生活都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只有非常少数的人，意识觉醒，去思考一些东西。“整个社会像一个蜂巢，大部分人如同工蜂，只是在毫无意识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他进一步解释：一个人在一生中做的很多动作，甚至有时候是一些很复杂的动作，都是全无意识的。“你开车上班，开得很好，没有交通事故，但你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开车……你翻开一本书，把一页纸从头读到尾，却什么都记不住，书里写了些什么，你马上就忘了。”研究心灵哲学的澳大利亚哲学家查尔默斯把这个概念发扬光大，他的理论叫“哲学僵尸”（ Philosophical Zombie），在一个社会中，也许有些人的一生都在做着这种全无意识的事情。
　　这个故事会不会变成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索耶笑了，“应该不会吧。赫胥黎的书里，人被分成等级，但我的书里只是在讲人们如何挣脱‘僵尸’的状态。”
　　人们最终能挣脱“僵尸”状态了吗？
　　“我不能剧透。”这位畅销科幻作家一脸严肃地说。
　　索耶的父母都是多伦多大学的教师，一个教经济学，一个教统计学。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他的妻子是位科幻诗人，两人结识于高中时的科幻俱乐部，妻子是他每本书的第一位读者和评论者。两人结婚29年，没有孩子。索耶的两个兄弟也没有孩子。他曾写道：“等我们死了，索耶一脉就断了。”从进化意义上来讲，一个基因没能让自己流传下去，是一种不成功，“但我写下的那些字会流传下去，直到我死后。我有时觉得，也许，在某种更小的维度上，这也是种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