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逢原（1912—1980）， 吉林长春人，1932 年参加革命，1933 年入党。在白色恐怖的艰苦环境里，他先后在北平、天津、察哈尔、河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成员、顾问。
　　在王逢原坎坷的革命人生道路上，有两段经历与军工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在晋绥军工时期还是在东北军工时期，作为创始人之一，他都参与其中，亲历了我国军工最棘手、最困难的初创岁月。
　　晋绥军工时期
　　1944年9月，为了加速晋绥边区根据地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晋绥军区在牛沟村成立了晋绥军区后勤工业部，王逢原担任后勤工业部首任部长兼政委。
　　当时，军工生产发展较慢，既有原料缺、资源少、敌人围堵、形势复杂等客观问题，也有规模小、技术弱、人员少、设备缺等自身问题。针对种种问题，后勤工业部实施扩大生产规模、改善管理、调整机构人员等措施。
　　王逢原四处寻找适合从事军工生产的人才，先后说服感动了不少有特长的人加入到了晋绥军工队伍里。一次，求贤若渴的王逢原听说延安军工有一位具备枪械制造专长的人，那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了很久也没有结果，随时有被当成特务处决的危险。他火急火燎地跑到西北军区司令部向贺龙司令员汇报此事，希望组织能查清此人的历史。这位被审查了22 个月重获新生的人就是梁松方（1913—2014，解放后曾任山东工学院院长）。
　　抗日时期，敌人多次派出特务四处寻找军工厂。在后勤工业部所在地牛沟村就曾抓到过特务。在兵工四厂还有个特务搞破坏，引爆了炸药，死伤几十人，炸坏了一排窑洞。但是，流血和牺牲没有吓倒军工人。大家齐心协力，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采取防范措施，很快便恢复了生产。
　　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部队的战斗规模越来越大，爆破碉堡和攻城的炸药需求量也越来越大。生产火药、炸药、火工品、总装炮弹、手榴弹以及复装步枪子弹，对技术要求高，同时也十分危险。一次出了意外，王逢原的腿受了伤，但他依然坚持工作。凭借大家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火药生产情况有了改观，弹药的装药结构终于从传火引爆转为引信，大大提高了弹药的杀伤力。
　　晋绥军区后勤工业部在王逢原的领导下团结一心斗志昂扬攻坚克难，生产与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职工发展到了一千六百多人。在全体人员上下一心、无私奉献的冲天干劲中，晋绥军区后勤工业部度过了艰难的初创期，向胜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东北军工时期
　　从1945年10月初，王逢原作为临时军工部负责人初次来到沈阳，到1948 年11 月再次回到沈阳，直至1949 年7 月被调到中央工作，三年间，他始终是东北军工部主要创建人之一，特别是在东北军工部创建初期。
　　1945年10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后勤部军工部在沈阳正式成立。军工部刚刚搭起架子，只有王逢原与十几个工作人员。任务是接收伪满的十几家重要兵工厂，范围较广情况复杂。王逢原一面组织人员，扩大干部队伍，逐个接收调派来的干部，布置各个兵工厂的管理班子，一面深入各厂巡查，布置任务，及时作出指示。由于他行事果断、雷厉风行，命令都是一个接一个的发布，军令如山让人感到紧迫，以至于军工部部长韩振纪给他起了个“省主席”的绰号， 直至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韩振纪部长见了王逢原还开玩笑称他是“省主席”。
　　为了保证生产，需要使用许多伪满时期的原厂人员。王逢原放手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他对外通过地方党组织积极召集相关人才，对内充分相信革命同志。由于他处事公道，当从沈阳撤退时，不少老工人、技术人员毅然舍家弃业跟随部隊转移他乡，包括遗留下来的日本技术人员与技术骨干，这些人在以后的军工生产和炼钢试点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5年11月 日，异常艰难的大撤退开始了。上万吨的物资设备仅仅靠十多辆破旧的卡车根本运不完。于是，军工部动员征集了所有能运输的交通工具，能用铁路运输的用铁路，没有铁路的则依靠汽车和老百姓的骡马大车运输。几千人日夜兼程，直到国民党军队逼近沈阳，形势十分紧急，上级要求几天之内撤完，困难重重，任务十分艰巨。王逢原坐镇沈阳部署和指挥撤退工作，组织队伍快速有效地运出了机器设备、火药等物资。
　　1946年夏，东北形势继续恶化，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抚顺，梅河口有被切断的危险。由于王逢原转移决策及时，军工部才得以有组织、有计划地转移撤退，这些设备器材又是珲春和兴山两军工基地建设的基础。
　　此外，王逢原还颇有远见地从有限的运力中抽调人转运了一大批粮食，对以后珲春的基地建设，稳定职工的生活起到了重大作用。
　　其后，王逢原身为军工部副部长兼任兴山（现鹤岗市，以及佳木斯地区）办事处主任，根据上级指示坐镇兴山，指挥兵工基地建设，从白手起家创业，不到一年建起6 个兵工厂。兵工基地在解放战争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