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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上午，在一间极具中国风的书房里，80岁的徐文荣与43岁的罗伯特·巴乔酌茶言欢。
作为前世界足球先生，巴乔缘何拜访这位中国老者？坊间臆想的答案有两个版本。
版本之一是：某部中美合拍巨制影片要在“中国的好莱坞”——横店集团旗下的横店影视城开拍，这位国际级的足球巨星受导演邀约客串其中的一个角色。而早在十年前，他便是中国国产电影《英雄》的影迷。当时听说该片是在中国一个叫横店取景拍摄的，于是就有了今后到这里探访的心愿。此次飞抵中国之前，巴乔听说徐文荣是该基地的“总舵主”，故提出当面拜见。
版本之二则是：巴乔此次是以“友好使者”的身份与意大利驻华总领事一道，为刚刚开园的横店圆明新园赠还当年流落海外的圆明园珍贵藏品，而徐文荣正是新园建造的“操盘手”。就在巴乔到访前的5月10日，这座占地6200多亩、总投资300亿，按1：1比例复建北京圆明园95%建筑群的“圆明新园”正式对外迎客。
尽管后经媒体证实，巴乔此行横店目的是为参加中国某公益基金组织的一次慈善活动，但“巴乔在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横店的发展史和徐老的生平事迹后，对其由衷地敬佩”。
事实上，倘若不置身浙江、不亲临东阳、不走进横店，大部分国人与巴乔的初始印象一样，只是耳熟影视基地及圆明新园之名，而茫然于这般景致的真正缔造者。
然而在造物者看来，沿着起起伏伏的历史曲线、走过一路的跌跌宕宕，所收获的澎湃功名早已顺烟雨而沉逸。人生已近暮年，唯有借一壶清茗才能勾勒几笔春秋。
1938： 逃离家园迁居第二故乡
或因被烙上太多和徐文荣有关的印记，外界始终以为，他就是土生土长的横店本地人。
实际上，徐文荣于1935年出生在距横店约20公里的东阳市北乡新东村。祖父曾是村里的大户人家。分家时，徐父分得11亩高产田和3间土木房以及几匹牲畜。
1932年前后，东阳暴发了一场瘟疫，导致家中的牲畜暴病而死。而在农业劳动力水平低下的当时，一头牛可抵家中三五个劳力，一家人只能靠收获的少量存粮度日。
徐文荣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因生活所累父亲染上赌博恶习，输掉了家中值钱的东西以至于家道从此败落。此后父亲只身游走于巷井，靠贩卖些杂货补贴家用，但直到自己出生时家里的生活依旧贫寒。
1938年，徐文荣三周岁生日刚过，徐父带着全家迁至横店村。
之所以要背井离乡举家迁徙，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彼时的横店虽然不及此时昌盛，但方圆50里内生活条件要比其他村落好许多；二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第二年，便空袭了不夜城上海，致使无数生灵惨遭涂炭。如果战事继续南下，处在交通要道的新东村必在轰炸范围内。
定居横店后，徐家的日子虽有起色但也只是勉强温饱，徐父只得将上学的机会留给了家中的男丁。而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把上学的机会留给弟弟徐文荣，哥哥“初小”未毕业就开始随父亲做起了游商。
徐文荣说他曾拜父亲所赐学过书法和珠算，因此在入学后的每次考试中都能拿到国文和算术的第一名。这样的成绩本该能上一所好的国立中学，只可惜家境贫寒加上身染疾病，他在1947年“高小”毕业后未能继续求学。
那时的东阳有个老传统，大概的意思是说读过书的男儿如果做不了官，也要学一门手艺。于是徐父带他去拜一位有木雕技艺的表亲做师傅。后來受内战的影响，“学徒”徐文荣只得中断学艺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徐文荣一家在“土改”中分到了土地和房屋。搬进新房的那一晚，父亲让徐文荣务必把共产党的恩德记在心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年年底到次年年初，东阳掀起了“参加志愿军、保家卫国”的热潮。未满16周岁的徐文荣因虚报了自己年龄，侥幸通过了初审并被编入预备连，只因“全连个头最矮”，被带兵军官退回了原籍。
回到横店以后，村农会会长想让徐文荣去新开办的夜校做教员，但后者强调自己虽是“高小”毕业可毕竟荒废多年，怎么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挑呢？
然而会长的一席话，给了他足够的力量：“你想想乡亲们以前不识字，做‘睁眼瞎’的苦，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了，你还能让他们继续苦下去吗？”
打那之后，徐文荣白天通过各种渠道找来报纸和学习资料给自己补课，晚上把自己白天学到的“倒给”20多位自愿到夜校参加学习的学员们。
1959： 砸碎“铁饭碗”重做农民
近几年在一些特定的场合里，徐文荣总会提及上述片段。他认为，家业兴衰有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也有人为颠沛的结果，更与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紧密相连。
在他看来，虽然自己的童年、少年命途多舛，但整个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是来自家庭和邻里的关爱，感受到的是农民的朴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让他形成了“做事先做人，做好人才能做好事”的价值理念。
1953年下半年，横店夜校停办在即。彼时，当地刚刚组建不久的供销社差人来请徐文荣去那里工作。
因为有文化加上账目记录整理得清晰整洁，徐文荣在供销社工作没多久便被下派到新设立的金宅村分社做负责人，而后又一路成长为东阳地区另外一家供销社的负责人，身份也由工人变成了干部。
直至辞去安文公社（现磐安县安文镇）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前，徐文荣已经捧了7年的铁饭碗。
徐文荣缘何自毁前程？原来在那个“大放卫星”的年代里，安文公社上下刮起了浮夸之风。对农业种植及产量有所了解的徐文荣不愿昧着良心说谎话，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 从一个年轻又有工资可拿的国家干部，到跟着生产队出工挣工分的大队社员，徐文荣说他并无落差，相反还颇为平静。唯有些许不适应的，就是吃不饱。
在那个罕见的灾祸之年，他发现地广人稀的安文山区肥料奇缺，突然想起此前他和朋友去上海时，听当地人说有一种比尿素肥力还高的农家肥叫“马桶砂”（人体排泄物积在马桶壁上的固状结晶体），于是便向安文公社提出了“以肥料换粮食”的想法。被默许后，他先后几次北上上海，共收集了1500多斤“马桶砂”，再把它运回安文换回等同重量的玉米。这些粮食除留少量给家里应急外，大部分被他分给了横店的低产户们。
不久之后，徐文荣又做起了用废铅提炼真铅的生意，而这并不受国家政策限制。他凭借着当时的土风箱和铁炉，再次一路收购到了上海，还用赚来的钱坐了飞机，一下成了当地社员心目中的“大人物”。
“大人物”赢得了人们的信任。1970年前后，徐文荣成为横店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他的主导下，横店大队办起了五金厂、农具厂、粮食加工厂等小工厂。现在看起来这些所谓的小工厂只是些家庭作坊，但在当时，这足以焕发当地群众创业思想中的萌芽。
尽管如此，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徐文荣这种敢想敢干、事事愿为人先的致富实践被一再否定。直到1974年年底，国家的政策风向标开始转向。
横店是蚕茧之乡，但受历史影响，所有的国有丝厂全部停工停产，数量庞大的陈旧蚕茧被关在仓库10年之久。当地虽有将其复产的计划，但在那个年代，只有以政社合一的社队集体的名义才具备办企业的合法性。
1975年年初，已给横店带来悄然变化的徐文荣被上级领导“点中”，命他在老厂的基础上，承办一家新的缫丝厂。
1990：“横店帝国”屹立
事实证明，这家名为横店东阳丝厂（下称横店丝厂）不仅为日后浙江横店企业集团公司（下称横店集团）的创建带来了第一桶金，也撬动了横店集体经济。
1975年4月，经过徐文荣的努力，横店丝厂的批文终于下发。
随后，在全公社共39个大队中，筹集了50254元人民币作为三年无息借款，加上走关系跑来的26万元银行贷款，作为丝厂最初的资本金。
1976年年底，横店丝厂开工的第一年就赚了6.7万元；第二年翻了一番多，达到15万元；第三年又翻了一番多，达到35万元。
徐文荣并未满足。通过对原有技术的升级改造，横店丝厂派生出轻纺、针织两大产业极。通过对市场供需预测，“轻纺极”的链条上，又增加了印染、丝织、化纤纺织等企业。
1979年，发展壮大起来的横店丝厂其业绩领跑全国同行业。尽管如此，徐文荣还是觉察到了潜伏在该行业内部的危机。
徐文荣在回忆录中写道：原材料采购成本增加、先发货后提款所引发的“三角债”愈演愈烈。要趁现在的好形势尽快转身，需找新的产业，开辟新的路子。
徐文荣提出，必须找到一个技术含量高、一般企业短时间内复制不了、市场潜力大的行业进入，才有可能让资产保值增值。而在当时，唯一能进入徐文荣眼底的正是一类名为磁性材料新兴产业。
虽然没有众多的支持者，但说做就做的徐文荣还是带上两名青年技术骨干来到陕西宝鸡4930厂取经。没过多久，横店磁性器材厂创立并投产。
随着时间的推移，徐文荣的举措被认为是正确且明智的，但由于政企不分，一些杂音继续影响着企业发展的军心。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政企分开的问题。在深入学习和理解了这份文件精神之后，徐文荣提出横店丝厂必须按照中央的精神实行政企分开。在得到绝大多数支持后，五位不放弃干预企业自主权的乡镇领导被徐文荣“驱逐”离厂。
经过这场博弈，横店丝厂成立了横店工业总公司。没有了“捆绑绳”的束缚，公司如同一辆性能优良的跑车借助高速公路驶向下一个目的地。
1990年年初，55岁的徐文荣在组织总公司第三轮技改大投入的同时，着手设计深化公司内部改革的总方向，即“建立一种更能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又能充分发挥群体规模优势的新的组织形式”。最终“高科技、外向型、集团化”的企业发展战略被确立。
同年10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横店集团成立。这是浙江第一家集工、科、贸为一体，实行资产经营一体化的乡镇企业集团。
几天后徐文荣收到东阳市委市政府下发文件，同意其任横店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1：光影英雄隐退
回首俯瞰上世纪90年代，的确算得上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波诡云谲的时期。在这期间，每一位持有特立独行想法的人，都有可能通过一场或大或小，或全国或局部的试验，创造出足以令世人瞠目的奇迹，而后便是声名鹊起。
徐文荣也不例外，正如本文开篇所述，让其一鸣惊人的正是横店影视城的诞生。
横店集团成立后，徐文荣拟将公司发展的变速杆推进更高一级的挡位——高科技产业。然而，除了公司自身的名气之外，横店在自然环境、人居环境以及区位、交通上没有任何优势，这给集团产业升级和人才吸引上制造了瓶颈。
退一步海阔天空。彼时的徐文荣不再激进，而是把视角转移到发展文化产业上来。
设想刚一出炉，顿时激起千层浪。时任浙江省的一位副省级领导对登门征求意见的徐文荣大发雷霆，“你真是走火入魔，你要做工业我们支持你，你这点文化做什么文化产业”。
徐文荣没有止步。他试做的横店度假村、民俗文化村、农民旅游节等项目开始在全国引起反响。直到著名导演谢晋登门并有了深入合作之后，才反转了外界对徐文荣做文化项目投资的认识和理解。
1995年底，谢晋正积极筹拍电影《鸦片战争》。由于资金难以落实、工程时间难以保证等原因，拍摄基地一直无着。在友人的引荐下已经成名多年的谢晋找到了徐文荣，恳请其为影片布景。
尽管之前徐文荣没听说过谢晋，但听说这部影片是为香港回归的献礼而拍摄的，当即许诺在三个月内交付工程。
言出必行是徐文荣的做人原则。为了兑现承诺，他一口气拉进了120个工程队，同时施工风雨无阻。最终一条建筑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的“19世纪南粤广州街”拍摄基地如期落成。
《鸦片战争》一经公映，横店一举成名，而“19世纪南粤广州街”也成了徐文荣打造横店影视城的开篇之作。
紧接着，徐文荣与陈凯歌则延续了他与谢晋的故事，《荆轲刺秦王》诞生，然后是张艺谋的《英雄》，再往下还有《汉武大帝》、《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黄石的孩子》、《投名状》等影片。
1999年，徐文荣做出了令所有人瞠目的决定——任何剧组到横店拍戏一律免费。当时，集团成员大都对此反对，但徐文荣依旧坚持己见，在他看来此举至少有1：5的带动效应。
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步妙棋。不计其数的剧组开始涌向横店。当时全国拥有近百个影视基地，其中盈利的不足5%，而横店影视城恰恰成为为数不多的之一。《华尔街日报》曾对此评论说，横店影视城的繁荣，低成本功不可没。
2001年8月，徐文荣宣布隐退，接任者是其长子徐永安。如今，徐文荣很少过问横店集团的日常运营，用他自己的话讲，“不参与，更不干预”。但毫无疑问，在横店，他仍有着独特的感召力和征服力。
正因如此，作为《英雄》的影迷，巴乔认为徐文荣就是一位英雄。他在馈赠给徐文荣一块象征英雄的小牌匾上写道：Come to believe in the dream of the people， we are the heroes of the times.——未來属于相信梦想的人，我们为时代的英雄欢呼。
作为前世界足球先生，巴乔缘何拜访这位中国老者？坊间臆想的答案有两个版本。
版本之一是：某部中美合拍巨制影片要在“中国的好莱坞”——横店集团旗下的横店影视城开拍，这位国际级的足球巨星受导演邀约客串其中的一个角色。而早在十年前，他便是中国国产电影《英雄》的影迷。当时听说该片是在中国一个叫横店取景拍摄的，于是就有了今后到这里探访的心愿。此次飞抵中国之前，巴乔听说徐文荣是该基地的“总舵主”，故提出当面拜见。
版本之二则是：巴乔此次是以“友好使者”的身份与意大利驻华总领事一道，为刚刚开园的横店圆明新园赠还当年流落海外的圆明园珍贵藏品，而徐文荣正是新园建造的“操盘手”。就在巴乔到访前的5月10日，这座占地6200多亩、总投资300亿，按1：1比例复建北京圆明园95%建筑群的“圆明新园”正式对外迎客。
尽管后经媒体证实，巴乔此行横店目的是为参加中国某公益基金组织的一次慈善活动，但“巴乔在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横店的发展史和徐老的生平事迹后，对其由衷地敬佩”。
事实上，倘若不置身浙江、不亲临东阳、不走进横店，大部分国人与巴乔的初始印象一样，只是耳熟影视基地及圆明新园之名，而茫然于这般景致的真正缔造者。
然而在造物者看来，沿着起起伏伏的历史曲线、走过一路的跌跌宕宕，所收获的澎湃功名早已顺烟雨而沉逸。人生已近暮年，唯有借一壶清茗才能勾勒几笔春秋。
1938： 逃离家园迁居第二故乡
或因被烙上太多和徐文荣有关的印记，外界始终以为，他就是土生土长的横店本地人。
实际上，徐文荣于1935年出生在距横店约20公里的东阳市北乡新东村。祖父曾是村里的大户人家。分家时，徐父分得11亩高产田和3间土木房以及几匹牲畜。
1932年前后，东阳暴发了一场瘟疫，导致家中的牲畜暴病而死。而在农业劳动力水平低下的当时，一头牛可抵家中三五个劳力，一家人只能靠收获的少量存粮度日。
徐文荣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因生活所累父亲染上赌博恶习，输掉了家中值钱的东西以至于家道从此败落。此后父亲只身游走于巷井，靠贩卖些杂货补贴家用，但直到自己出生时家里的生活依旧贫寒。
1938年，徐文荣三周岁生日刚过，徐父带着全家迁至横店村。
之所以要背井离乡举家迁徙，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彼时的横店虽然不及此时昌盛，但方圆50里内生活条件要比其他村落好许多；二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第二年，便空袭了不夜城上海，致使无数生灵惨遭涂炭。如果战事继续南下，处在交通要道的新东村必在轰炸范围内。
定居横店后，徐家的日子虽有起色但也只是勉强温饱，徐父只得将上学的机会留给了家中的男丁。而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把上学的机会留给弟弟徐文荣，哥哥“初小”未毕业就开始随父亲做起了游商。
徐文荣说他曾拜父亲所赐学过书法和珠算，因此在入学后的每次考试中都能拿到国文和算术的第一名。这样的成绩本该能上一所好的国立中学，只可惜家境贫寒加上身染疾病，他在1947年“高小”毕业后未能继续求学。
那时的东阳有个老传统，大概的意思是说读过书的男儿如果做不了官，也要学一门手艺。于是徐父带他去拜一位有木雕技艺的表亲做师傅。后來受内战的影响，“学徒”徐文荣只得中断学艺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徐文荣一家在“土改”中分到了土地和房屋。搬进新房的那一晚，父亲让徐文荣务必把共产党的恩德记在心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年年底到次年年初，东阳掀起了“参加志愿军、保家卫国”的热潮。未满16周岁的徐文荣因虚报了自己年龄，侥幸通过了初审并被编入预备连，只因“全连个头最矮”，被带兵军官退回了原籍。
回到横店以后，村农会会长想让徐文荣去新开办的夜校做教员，但后者强调自己虽是“高小”毕业可毕竟荒废多年，怎么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挑呢？
然而会长的一席话，给了他足够的力量：“你想想乡亲们以前不识字，做‘睁眼瞎’的苦，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了，你还能让他们继续苦下去吗？”
打那之后，徐文荣白天通过各种渠道找来报纸和学习资料给自己补课，晚上把自己白天学到的“倒给”20多位自愿到夜校参加学习的学员们。
1959： 砸碎“铁饭碗”重做农民
近几年在一些特定的场合里，徐文荣总会提及上述片段。他认为，家业兴衰有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也有人为颠沛的结果，更与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紧密相连。
在他看来，虽然自己的童年、少年命途多舛，但整个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是来自家庭和邻里的关爱，感受到的是农民的朴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让他形成了“做事先做人，做好人才能做好事”的价值理念。
1953年下半年，横店夜校停办在即。彼时，当地刚刚组建不久的供销社差人来请徐文荣去那里工作。
因为有文化加上账目记录整理得清晰整洁，徐文荣在供销社工作没多久便被下派到新设立的金宅村分社做负责人，而后又一路成长为东阳地区另外一家供销社的负责人，身份也由工人变成了干部。
直至辞去安文公社（现磐安县安文镇）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前，徐文荣已经捧了7年的铁饭碗。
徐文荣缘何自毁前程？原来在那个“大放卫星”的年代里，安文公社上下刮起了浮夸之风。对农业种植及产量有所了解的徐文荣不愿昧着良心说谎话，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 从一个年轻又有工资可拿的国家干部，到跟着生产队出工挣工分的大队社员，徐文荣说他并无落差，相反还颇为平静。唯有些许不适应的，就是吃不饱。
在那个罕见的灾祸之年，他发现地广人稀的安文山区肥料奇缺，突然想起此前他和朋友去上海时，听当地人说有一种比尿素肥力还高的农家肥叫“马桶砂”（人体排泄物积在马桶壁上的固状结晶体），于是便向安文公社提出了“以肥料换粮食”的想法。被默许后，他先后几次北上上海，共收集了1500多斤“马桶砂”，再把它运回安文换回等同重量的玉米。这些粮食除留少量给家里应急外，大部分被他分给了横店的低产户们。
不久之后，徐文荣又做起了用废铅提炼真铅的生意，而这并不受国家政策限制。他凭借着当时的土风箱和铁炉，再次一路收购到了上海，还用赚来的钱坐了飞机，一下成了当地社员心目中的“大人物”。
“大人物”赢得了人们的信任。1970年前后，徐文荣成为横店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他的主导下，横店大队办起了五金厂、农具厂、粮食加工厂等小工厂。现在看起来这些所谓的小工厂只是些家庭作坊，但在当时，这足以焕发当地群众创业思想中的萌芽。
尽管如此，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徐文荣这种敢想敢干、事事愿为人先的致富实践被一再否定。直到1974年年底，国家的政策风向标开始转向。
横店是蚕茧之乡，但受历史影响，所有的国有丝厂全部停工停产，数量庞大的陈旧蚕茧被关在仓库10年之久。当地虽有将其复产的计划，但在那个年代，只有以政社合一的社队集体的名义才具备办企业的合法性。
1975年年初，已给横店带来悄然变化的徐文荣被上级领导“点中”，命他在老厂的基础上，承办一家新的缫丝厂。
1990：“横店帝国”屹立
事实证明，这家名为横店东阳丝厂（下称横店丝厂）不仅为日后浙江横店企业集团公司（下称横店集团）的创建带来了第一桶金，也撬动了横店集体经济。
1975年4月，经过徐文荣的努力，横店丝厂的批文终于下发。
随后，在全公社共39个大队中，筹集了50254元人民币作为三年无息借款，加上走关系跑来的26万元银行贷款，作为丝厂最初的资本金。
1976年年底，横店丝厂开工的第一年就赚了6.7万元；第二年翻了一番多，达到15万元；第三年又翻了一番多，达到35万元。
徐文荣并未满足。通过对原有技术的升级改造，横店丝厂派生出轻纺、针织两大产业极。通过对市场供需预测，“轻纺极”的链条上，又增加了印染、丝织、化纤纺织等企业。
1979年，发展壮大起来的横店丝厂其业绩领跑全国同行业。尽管如此，徐文荣还是觉察到了潜伏在该行业内部的危机。
徐文荣在回忆录中写道：原材料采购成本增加、先发货后提款所引发的“三角债”愈演愈烈。要趁现在的好形势尽快转身，需找新的产业，开辟新的路子。
徐文荣提出，必须找到一个技术含量高、一般企业短时间内复制不了、市场潜力大的行业进入，才有可能让资产保值增值。而在当时，唯一能进入徐文荣眼底的正是一类名为磁性材料新兴产业。
虽然没有众多的支持者，但说做就做的徐文荣还是带上两名青年技术骨干来到陕西宝鸡4930厂取经。没过多久，横店磁性器材厂创立并投产。
随着时间的推移，徐文荣的举措被认为是正确且明智的，但由于政企不分，一些杂音继续影响着企业发展的军心。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政企分开的问题。在深入学习和理解了这份文件精神之后，徐文荣提出横店丝厂必须按照中央的精神实行政企分开。在得到绝大多数支持后，五位不放弃干预企业自主权的乡镇领导被徐文荣“驱逐”离厂。
经过这场博弈，横店丝厂成立了横店工业总公司。没有了“捆绑绳”的束缚，公司如同一辆性能优良的跑车借助高速公路驶向下一个目的地。
1990年年初，55岁的徐文荣在组织总公司第三轮技改大投入的同时，着手设计深化公司内部改革的总方向，即“建立一种更能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又能充分发挥群体规模优势的新的组织形式”。最终“高科技、外向型、集团化”的企业发展战略被确立。
同年10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横店集团成立。这是浙江第一家集工、科、贸为一体，实行资产经营一体化的乡镇企业集团。
几天后徐文荣收到东阳市委市政府下发文件，同意其任横店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1：光影英雄隐退
回首俯瞰上世纪90年代，的确算得上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波诡云谲的时期。在这期间，每一位持有特立独行想法的人，都有可能通过一场或大或小，或全国或局部的试验，创造出足以令世人瞠目的奇迹，而后便是声名鹊起。
徐文荣也不例外，正如本文开篇所述，让其一鸣惊人的正是横店影视城的诞生。
横店集团成立后，徐文荣拟将公司发展的变速杆推进更高一级的挡位——高科技产业。然而，除了公司自身的名气之外，横店在自然环境、人居环境以及区位、交通上没有任何优势，这给集团产业升级和人才吸引上制造了瓶颈。
退一步海阔天空。彼时的徐文荣不再激进，而是把视角转移到发展文化产业上来。
设想刚一出炉，顿时激起千层浪。时任浙江省的一位副省级领导对登门征求意见的徐文荣大发雷霆，“你真是走火入魔，你要做工业我们支持你，你这点文化做什么文化产业”。
徐文荣没有止步。他试做的横店度假村、民俗文化村、农民旅游节等项目开始在全国引起反响。直到著名导演谢晋登门并有了深入合作之后，才反转了外界对徐文荣做文化项目投资的认识和理解。
1995年底，谢晋正积极筹拍电影《鸦片战争》。由于资金难以落实、工程时间难以保证等原因，拍摄基地一直无着。在友人的引荐下已经成名多年的谢晋找到了徐文荣，恳请其为影片布景。
尽管之前徐文荣没听说过谢晋，但听说这部影片是为香港回归的献礼而拍摄的，当即许诺在三个月内交付工程。
言出必行是徐文荣的做人原则。为了兑现承诺，他一口气拉进了120个工程队，同时施工风雨无阻。最终一条建筑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的“19世纪南粤广州街”拍摄基地如期落成。
《鸦片战争》一经公映，横店一举成名，而“19世纪南粤广州街”也成了徐文荣打造横店影视城的开篇之作。
紧接着，徐文荣与陈凯歌则延续了他与谢晋的故事，《荆轲刺秦王》诞生，然后是张艺谋的《英雄》，再往下还有《汉武大帝》、《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黄石的孩子》、《投名状》等影片。
1999年，徐文荣做出了令所有人瞠目的决定——任何剧组到横店拍戏一律免费。当时，集团成员大都对此反对，但徐文荣依旧坚持己见，在他看来此举至少有1：5的带动效应。
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步妙棋。不计其数的剧组开始涌向横店。当时全国拥有近百个影视基地，其中盈利的不足5%，而横店影视城恰恰成为为数不多的之一。《华尔街日报》曾对此评论说，横店影视城的繁荣，低成本功不可没。
2001年8月，徐文荣宣布隐退，接任者是其长子徐永安。如今，徐文荣很少过问横店集团的日常运营，用他自己的话讲，“不参与，更不干预”。但毫无疑问，在横店，他仍有着独特的感召力和征服力。
正因如此，作为《英雄》的影迷，巴乔认为徐文荣就是一位英雄。他在馈赠给徐文荣一块象征英雄的小牌匾上写道：Come to believe in the dream of the people， we are the heroes of the times.——未來属于相信梦想的人，我们为时代的英雄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