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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准确把握供方、消费者及政府等关联主体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及相互关系，有利于看清问题的经济学本质。基于三者不同的成本收益特征，通过动态博弈策略分析方法，分析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行为及其动力和时机选择问题。结果表明：是否应该实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以及以哪种方式产业化并不是由单个经济主体决定的，而是供方、消费者和政府3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刚性的责任行政机制及涉及转基因作物安全的民间组织建设有利于克服政府监管低效的弊端。
关键词：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动态博弈；动力机制；策略分析
中图分类号： F326.1；TS201.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2-0446-04
收稿日期：2015-01-1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373249）；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编号：2012C35036）。
作者简介：张月义（1974—），男，陕西靖边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教学科研工作。Tel：（0571）86914514； E-mail：zyysh@163.com。2013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继续增加，超过1.75亿 hm2，世界人口的60%（即约40亿人）居住在27个转基因作物种植国中[1]。以转基因为核心的生物技术，可以使农作物优良品种的定向、精准与快速培育成为可能，为大幅减少农药使用和提高农业生产率提供技术支持[2-3]。随着人口增长、水土资源约束、自然环境破坏及气候变化加剧等因素的多重作用，我国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也在加剧，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4]。有学者从粮食供需平衡、技术自主研发水平、生物安全管理和种子市场体系等方面对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争议和实际操作中的困难进行分析，并提出我国未来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发展路径和策略[5-6]。然而，绿色和平组织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跨度以证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包括食用安全和生态安全），存在安全风险，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推广应慎之又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潜在风险不容忽视：（1）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外源基因不是自然遗传的基因，如果结构不稳定，若干年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引起生态安全问题；（2）对人类及动物健康的潜在威胁，作为食品和饲料，转基因作物可能会在体内发生突变，对人体和动物带来毒副作用；（3）如果以上2项安全风险发生，严重时可能会引起一系列政治、经济或社会利益问题[7-8]。
转基因作物到底是现代农业发展新的战略制高点，还是食用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杀手？我国应不应该对转基因作物进行产业化？如果目前时机尚不成熟，什么时候才是产业化的最佳时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动力何在？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备受争议。以国际转基因作物安全性争论问题为例，有学者认为，其实质并不纯粹是科学问题，而是经济和贸易问题，并对安全性争论的几个典型事件从科学角度进行分析[9]。实际上，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牵涉到科研机构、生产方、消费者及政府部门等多方利益，正确识别他们的构成、特点及相互间关系，有助于看清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问题的本质。
本研究避开“是否应该进行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价值争议，以客观的科学态度，运用动态博弈策略分析的方法，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行为本身及其动力机制进行研究，并给出应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问题的建议。
1转基因作物经济学特征及其产业化的影响因素
1.1转基因作物的经济学特征
首先，从供方角度考察，转基因作物的供给具备技术不足和人为败德2类风险。从食品安全与人的行为关系上分析，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可分為2类：（1）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行为人完全履行法律与道德义务也无法避免的食品安全问题；（2）在食品生产、制造过程中，行为人因利益驱动而在投入物的选择及用量上违背诚信道德、采取欺诈行为而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10]。其中，前者属于技术不足的范畴，后者属于人为败德的范畴，而对于转基因作物的供给，2种风险均有可能存在。其次，从消费者角度考察，转基因作物具备明显的信任品特征。根据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商品的过程中对商品质量信息的了解程度，将商品的质量特性划分为3类，即搜索质量、体验质量与信任质量。其中，消费者在购买前就能确知的质量特性称为搜索质量；消费者在购买前无法确知但在购买、消费后能够确知的质量特性称为体验质量；而那些即使在购买且消费后也难以确知的质量特性则称为信任质量。相应地，将具有上述3类质量特性之一的商品分别称为搜索品、体验品与信任品[11-12]。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在购买且消费转基因作物后的很长时间内都难以准确把握其质量特性和潜在风险水平，转基因作物具备明显的信任品特征。
1.2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国内外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优劣势分析，从技术瓶颈和安全监管等方面考虑，影响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因素主要有：（1）转基因技术本身的风险性。各外源基因不同，加之受体中嵌入位置不同，判定待检测转基因作物性状时，必须同时掌握外源基因和受体基因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事情。（2）公众对转基因作物潜在风险的担忧。尽管国际上一些权威机构如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科学院纷纷声明“凡是经过严格安全评价，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和非转基因作物一样安全”，但大部分公众还是不相信，担心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及周边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影响。（3）政府的态度。上述安全风险担忧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导致国内相关部门采取搁置态度，政策模糊，影响转基因作物政策走向。
4结论与对策建议
4.1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政府在考虑是否实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市场准入之前，须充分考虑2个必备前提：（1）针对粮食短缺和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进行全面、准确、及时的安全风险评估，科学判定粮食短缺的严重性up（s）和转基因作物安全风险的级别up（z），以便能够在u31=up（z）-C1、u32=up（s）-C1、…、u37=up（s）-C3之间进行准确的比较判断；（2）鉴于转基因作物安全信息的不确定性可能给市场造成的混乱以及可能对政府公信力带来的挑战，应组织实施对转基因作物安全信息的披露和透明化管理，确保消费者能对转基因作物形成稳定、准确的效用评估ug，能够在u11=ug-Pg、u12=ut-Pt、…、u17=ut-P之间进行准确的比较判断。 由此可见，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问题，又可归纳为2个子问题：（1）转基因作物风险评估、性能改进和安全保障等技术层面问题；（2）转基因作物安全信息披露、公布、交流及监控等管理层面问题。
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1）政府应加强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优化安全监管体制结构，增进转基因作物安全风险评估能力和评估的科学性，建立并完善信息公布和交流机制，强化可信性政府建设；（2）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决策形成之前，供应方可以加强转基因技术基础建设，“以备后用”；（3）消费者则要拓宽信息渠道，提高自身的科学知识水平，增强对转基因作物的认知和信息辨别能力，同时，强化权利责任意识，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4.2对“中性政府”假设的挑战
本研究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动力机制进行建模分析时，假设政府是“中性”的，然而现实中的政府监管机构由其成员构成、并由这些成员完成各项任务。而这些成员也是具有个人动机、利益与目标的，他们出于对私利的追求，往往不顾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造成监管失效或效率低下，形成“政府监管失灵”。
其原因主要有：政府很难具备关于供应方和消费者行为的完备信息，进行干预时，受信息不完备干扰，可能导致决策失误或监管失当；政府内部同样存在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对员工激励低效的问题；政府可能被供应方俘获，只要市场上存在垄断利润，企业便有寻租的动力；监管机制设计失误，多头管理，容易出现相互推诿，影响监管效率。
针对“政府监管失灵”，建议如下：加强完善刚性的行政责任制，通过问责制对监管人员施加压力，消除行政不作为状态；加强反腐机制建设和反腐惩处力度，防止“寻租”行为；鼓励涉及转基因作物安全的民间组织建设，发挥其信息优势和监督权能，确保政府监管的高效。
参考文献：
[1]James C. 2013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J]. 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14，34（1）：1-8.
[2]Huang J K，Rozelle S，Pray C，et al. Plant biotechnology in China[J]. Science，2002，295（5555）：674-677.
[3]郭淑静，徐志刚，黄季焜. 转基因技术采用的潜在收益研究——基于中国五省的实地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2012（1）：22-28.
[4]张启发. 对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議[J]. 中国农业信息，2005（2）：4-7.
[5]李建平，肖琴，周振亚，等.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现状及我国的发展策略[J]. 农业经济问题，2012（1）：23-28，110.
[6]谭涛，陈超. 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路径与策略[J]. 农业技术经济，2014（1）：22-30.
[7]贾士荣. 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分析研究进展[J]. 中国农业科学，2004，37（2）：175-187.
[8]毛新志，冯巍. 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及其社会控制[J]. 中国科技论坛，2007（4）：112-115.
[9]贾士荣，金芜军. 国际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争论——几个事件的剖析[J]. 农业生物技术学报，2003，11（1）：1-5.
[10]周应恒，霍丽玥.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经济学思考[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3，26（3）：91-95.
[11]Nelson P.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0，78（2）：311-329.
[12]Darby M，Karni E.Free competition and the optimal amount of fraud[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3，16（1）：67-88.
[13]贺大兴，姚洋. 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2011（1）：4-17.余涛，胡娟，蔡银莺，等. 市场主体对环境友好型农产品的供需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市民和农民的调研[J]. 江苏农业科学，2016，44（2）：450-456.
关键词：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动态博弈；动力机制；策略分析
中图分类号： F326.1；TS201.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2-0446-04
收稿日期：2015-01-1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373249）；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编号：2012C35036）。
作者简介：张月义（1974—），男，陕西靖边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教学科研工作。Tel：（0571）86914514； E-mail：zyysh@163.com。2013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继续增加，超过1.75亿 hm2，世界人口的60%（即约40亿人）居住在27个转基因作物种植国中[1]。以转基因为核心的生物技术，可以使农作物优良品种的定向、精准与快速培育成为可能，为大幅减少农药使用和提高农业生产率提供技术支持[2-3]。随着人口增长、水土资源约束、自然环境破坏及气候变化加剧等因素的多重作用，我国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也在加剧，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4]。有学者从粮食供需平衡、技术自主研发水平、生物安全管理和种子市场体系等方面对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争议和实际操作中的困难进行分析，并提出我国未来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发展路径和策略[5-6]。然而，绿色和平组织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跨度以证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包括食用安全和生态安全），存在安全风险，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推广应慎之又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潜在风险不容忽视：（1）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外源基因不是自然遗传的基因，如果结构不稳定，若干年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引起生态安全问题；（2）对人类及动物健康的潜在威胁，作为食品和饲料，转基因作物可能会在体内发生突变，对人体和动物带来毒副作用；（3）如果以上2项安全风险发生，严重时可能会引起一系列政治、经济或社会利益问题[7-8]。
转基因作物到底是现代农业发展新的战略制高点，还是食用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杀手？我国应不应该对转基因作物进行产业化？如果目前时机尚不成熟，什么时候才是产业化的最佳时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动力何在？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备受争议。以国际转基因作物安全性争论问题为例，有学者认为，其实质并不纯粹是科学问题，而是经济和贸易问题，并对安全性争论的几个典型事件从科学角度进行分析[9]。实际上，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牵涉到科研机构、生产方、消费者及政府部门等多方利益，正确识别他们的构成、特点及相互间关系，有助于看清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问题的本质。
本研究避开“是否应该进行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价值争议，以客观的科学态度，运用动态博弈策略分析的方法，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行为本身及其动力机制进行研究，并给出应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问题的建议。
1转基因作物经济学特征及其产业化的影响因素
1.1转基因作物的经济学特征
首先，从供方角度考察，转基因作物的供给具备技术不足和人为败德2类风险。从食品安全与人的行为关系上分析，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可分為2类：（1）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行为人完全履行法律与道德义务也无法避免的食品安全问题；（2）在食品生产、制造过程中，行为人因利益驱动而在投入物的选择及用量上违背诚信道德、采取欺诈行为而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10]。其中，前者属于技术不足的范畴，后者属于人为败德的范畴，而对于转基因作物的供给，2种风险均有可能存在。其次，从消费者角度考察，转基因作物具备明显的信任品特征。根据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商品的过程中对商品质量信息的了解程度，将商品的质量特性划分为3类，即搜索质量、体验质量与信任质量。其中，消费者在购买前就能确知的质量特性称为搜索质量；消费者在购买前无法确知但在购买、消费后能够确知的质量特性称为体验质量；而那些即使在购买且消费后也难以确知的质量特性则称为信任质量。相应地，将具有上述3类质量特性之一的商品分别称为搜索品、体验品与信任品[11-12]。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在购买且消费转基因作物后的很长时间内都难以准确把握其质量特性和潜在风险水平，转基因作物具备明显的信任品特征。
1.2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国内外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优劣势分析，从技术瓶颈和安全监管等方面考虑，影响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因素主要有：（1）转基因技术本身的风险性。各外源基因不同，加之受体中嵌入位置不同，判定待检测转基因作物性状时，必须同时掌握外源基因和受体基因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事情。（2）公众对转基因作物潜在风险的担忧。尽管国际上一些权威机构如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科学院纷纷声明“凡是经过严格安全评价，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和非转基因作物一样安全”，但大部分公众还是不相信，担心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及周边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影响。（3）政府的态度。上述安全风险担忧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导致国内相关部门采取搁置态度，政策模糊，影响转基因作物政策走向。
4结论与对策建议
4.1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政府在考虑是否实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市场准入之前，须充分考虑2个必备前提：（1）针对粮食短缺和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进行全面、准确、及时的安全风险评估，科学判定粮食短缺的严重性up（s）和转基因作物安全风险的级别up（z），以便能够在u31=up（z）-C1、u32=up（s）-C1、…、u37=up（s）-C3之间进行准确的比较判断；（2）鉴于转基因作物安全信息的不确定性可能给市场造成的混乱以及可能对政府公信力带来的挑战，应组织实施对转基因作物安全信息的披露和透明化管理，确保消费者能对转基因作物形成稳定、准确的效用评估ug，能够在u11=ug-Pg、u12=ut-Pt、…、u17=ut-P之间进行准确的比较判断。 由此可见，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问题，又可归纳为2个子问题：（1）转基因作物风险评估、性能改进和安全保障等技术层面问题；（2）转基因作物安全信息披露、公布、交流及监控等管理层面问题。
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1）政府应加强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优化安全监管体制结构，增进转基因作物安全风险评估能力和评估的科学性，建立并完善信息公布和交流机制，强化可信性政府建设；（2）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决策形成之前，供应方可以加强转基因技术基础建设，“以备后用”；（3）消费者则要拓宽信息渠道，提高自身的科学知识水平，增强对转基因作物的认知和信息辨别能力，同时，强化权利责任意识，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4.2对“中性政府”假设的挑战
本研究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动力机制进行建模分析时，假设政府是“中性”的，然而现实中的政府监管机构由其成员构成、并由这些成员完成各项任务。而这些成员也是具有个人动机、利益与目标的，他们出于对私利的追求，往往不顾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造成监管失效或效率低下，形成“政府监管失灵”。
其原因主要有：政府很难具备关于供应方和消费者行为的完备信息，进行干预时，受信息不完备干扰，可能导致决策失误或监管失当；政府内部同样存在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对员工激励低效的问题；政府可能被供应方俘获，只要市场上存在垄断利润，企业便有寻租的动力；监管机制设计失误，多头管理，容易出现相互推诿，影响监管效率。
针对“政府监管失灵”，建议如下：加强完善刚性的行政责任制，通过问责制对监管人员施加压力，消除行政不作为状态；加强反腐机制建设和反腐惩处力度，防止“寻租”行为；鼓励涉及转基因作物安全的民间组织建设，发挥其信息优势和监督权能，确保政府监管的高效。
参考文献：
[1]James C. 2013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J]. 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14，34（1）：1-8.
[2]Huang J K，Rozelle S，Pray C，et al. Plant biotechnology in China[J]. Science，2002，295（5555）：674-677.
[3]郭淑静，徐志刚，黄季焜. 转基因技术采用的潜在收益研究——基于中国五省的实地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2012（1）：22-28.
[4]张启发. 对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議[J]. 中国农业信息，200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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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谭涛，陈超. 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路径与策略[J]. 农业技术经济，2014（1）：22-30.
[7]贾士荣. 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分析研究进展[J]. 中国农业科学，2004，37（2）：175-187.
[8]毛新志，冯巍. 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及其社会控制[J]. 中国科技论坛，2007（4）：112-115.
[9]贾士荣，金芜军. 国际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争论——几个事件的剖析[J]. 农业生物技术学报，2003，11（1）：1-5.
[10]周应恒，霍丽玥.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经济学思考[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3，26（3）：91-95.
[11]Nelson P.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0，78（2）：311-329.
[12]Darby M，Karni E.Free competition and the optimal amount of fraud[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3，16（1）：67-88.
[13]贺大兴，姚洋. 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2011（1）：4-17.余涛，胡娟，蔡银莺，等. 市场主体对环境友好型农产品的供需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市民和农民的调研[J]. 江苏农业科学，2016，44（2）：450-456.